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首次將“科技支撐”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中。這一變化，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將科技在社會治理中的運用上升到新的戰略高度。因此，在新時代的社會治理中，我們要把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空前機遇，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并及時應對其帶來的嚴峻挑戰，不斷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打造社會治理現代化新格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

為治理主體多元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進，為社會治理從國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傳統的社會管理依靠和運用的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導的科層體系，其他社會主體的參與十分有限。然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應用，為越來越多的主體參與社會治理帶來了機遇。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61.2%；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5.09億，占網民整體的59.6%。一方面，科技發展激發了多元主體的活力。互聯網克服了傳統信息交換和傳遞的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等缺點，使得社會治理的參與更加便捷，有利于激發公民、社會組織等主體參與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科技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參與渠道和平臺。互聯網平臺成本低、速度快、不受時空限制，為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創造了條件，公民和社會組織可以通過線上渠道與黨和政府實現雙向聯動，有利于進一步推動多元主體社會治理的協同性。

為治理方式多樣化提供了技術支持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進，為由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治理的轉變提供了技術支持。傳統的社會管理依靠和運用的方式主要是科層體系的行政手段，政府和其他社會主體治理的方式都十分單一有限。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帶來了重大機遇。一方面，從政府角度來講，信息技術的進一步優化為政府服務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治理智能化成為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和前進方向，具體表現為科層制自上而下的單一手段將逐漸與扁平化、多樣化的科技手段相結合，高科技在化解社會難題中的作用愈發凸顯，如大數據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電子政務的廣泛應用，等等。另一方面，從社會角度來講，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可以有效彌補政府的不足和盲區，更加全面地解決社會問題。先進技術的進步和發展，使公眾和社會組織通過線上線下融合等多種方式參與社會治理變為可能。總之，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社會治理方式的多樣化、智能化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

為治理理念的轉變營造了良好環境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進，為由社會管控、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理念轉變營造了良好環境。歷史證明，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僅是科學技術的變革，更是思想觀念的變革。縱觀新中國70多年來的社會治理歷程，由建國初期的“社會管控”，到改革開放的“社會管理”，再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社會治理”，充分體現了政府治理向全民共治理念的飛躍。在這一過程中，科技發展為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營造了良好的環境，而且隨著“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和現實應用，科技因素還將對治理理念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因此，我們要把握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營造的良好環境，積極推動治理理念轉變，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挑戰

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生產力變革必然帶來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整個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興技術不斷涌現，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經濟格局得以更新，技術的不斷突破、交叉和融合推動著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不斷變革。非線性團聚式變革使得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加快，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一個個新的利益沖突問題產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突出，社會中存在著新的不穩定因素。由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是處理社會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問題，因此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給當前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比如產業變革帶來的失業問題、社會流動人口問題、社會階層的兩極分化問題、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公平問題等。

增加社會治理難度

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依托互聯網產生各類社會關系的時空集合—虛擬社會應運而生。虛擬社會開辟了新的空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現實社會的反映和延伸，產生了正負面兩種效應。虛擬社會產生的負面效應增加了當前的社會治理難度，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其一，信息安全問題突出。國家、企業和個人的數據承載著大量信息，這些信息在虛擬社會中存在著被泄露、侵犯、攻擊等安全隱患，容易造成巨大損失。其二，對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破壞。由于當前虛擬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規范不健全，導致虛擬社會成了“法外之地”，虛擬社會違法犯罪活動頻發，擾亂社會秩序，挑戰現有法律體系和權威，突破社會倫理道德的底線。其三，容易引發集體性事件。互聯網使虛擬社會的不同個體整合成統一的力量變得更加簡單，集體行動更易發生。這種集體行動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控制、誤導，可能會引發網絡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對社會治理構成巨大的威脅。

考驗政府治理能力

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作為社會治理關鍵主體的政府提出了嚴峻考驗。第一，對政府處理復雜社會現象和問題的能力提出了挑戰。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等科技迅速發展，催生了諸多新產業新事物新現象，許多負面現象也隨之產生，如電信詐騙等高科技犯罪現象頻發。而治理主體多元化導致治理責任分散、模糊，這些都需要政府發揮自身作用予以解決。第二，對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挑戰。新科技革命要求政府及工作人員提高科學技術手段的運用能力，開發并搭建智能化信息系統，推動高新技術應用和政府治理相結合，提高公共服務、社會整合、綜合協調的能力和水平。例如政府對于電子政務平臺的搭建與業務辦理，對于互聯網數據資源的利用，與社會公眾的線上互動效果等有了更加專業的要求。第三，對傳統科層體系的沖擊。從橫向上來看，新科技革命對于科層體系的部門分工和合作的要求提高，既要求專業化的部門分工，運用大數據提高部門工作效率，同時由于出現了一些綜合性的矛盾和難題，又對部門協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數據共享、綜合研判等。從縱向上來看，科技發展沖擊了科層體系的等級制度，大數據、互聯網所要求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與政府作為科層組織的層級化、中心化產生沖突，科層體系的結構受到了挑戰。

新形勢下社會治理的策略

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

社會治理朝著多元主體共治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要充分把握我國國情，明確黨的領導核心和政府的治理主體地位。因此，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首先要提升黨和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一，堅持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問題。面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產生的新的利益沖突，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治理導向，將工作重心放在改善民生上，通過政策調整化解最突出的問題和矛盾，盡可能滿足不同群體、階層的利益訴求，進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社會穩定和諧。第二，提升治理智能化水平。黨和政府要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善于利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手段，收集社情民意，進行數據征集、分析、處理和研判，為科學決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數據參考；推進電子政務平臺的搭建，提高政務辦理的效率和質量；科層體系和信息技術相結合，通過信息技術推動橫向的部門間合作，提高縱向的傳導效率。第三，明確自身定位，發揮協調引導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標志著黨和政府從全面的社會管理轉向統籌協調治理。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既要發揮基本職能，確保不越位、缺位、錯位，也要發揮協調引導作用，激發其他社會主體承擔起社會治理的責任，提高其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推動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促進多元主體協商治理

促進多元主體協商治理，可以有效彌補政府治理的不足和盲區，發揮多元主體社會治理的活力，實現各主體良性互動和自我調節。具體而言，第一，拓展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條件和渠道。激發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和意識，主動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同時完善公民參與的治理機制和利益表達機制，引導群眾合理合法表達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第二，鼓勵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和服務。加強對社會組織的支持，尊重社會組織的主體地位，促使其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積極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總之，多元主體協商參與社會治理，由之前的積極配合、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參與、積極治理，發揮了社會治理的整體合力，有利于推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完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進依法治網”。這意味著針對當前虛擬社會產生的負面效應，必須要完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依法、有效、綜合治網管網。第一，建立并不斷健全網絡配套法律和制度，為懲治網絡違法犯罪提供法律依據，推動依法治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使得虛擬社會不再是“法外之地”。第二，提升全民網絡安全意識和技能，保障自身信息安全，同時全面提升技術治網能力和水平，規范數據資源使用，防范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帶來的風險。第三，加強網絡空間的監控管理，對于網絡集體行動要實時監測，避免其被誤導利用發展成群體性事件，并開展良好的輿論疏導工作；主流輿論要牢牢掌握主動權和主導權，提供客觀真實的信息，激濁揚清，維護清朗的網絡空間。

【本文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程誠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