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外疫情的蔓延，給我國需求供給兩端都帶來較大沖擊，疊加經濟固有矛盾，財政政策面臨的形勢異常嚴峻，任務極為復雜。越是財政極為困難，越是需要以大國發展思維，運用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和財政的良性循環。

財政政策面臨的形勢異常嚴峻，任務極為復雜

本次疫情導致的經濟負面沖擊異乎尋常，隨著國外疫情的快速擴散，對我國經濟形成了第二波沖擊，主要經濟指標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從需求端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4.5%，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至歷史最低水平-31.5%，社零總額同比下降20.5%，非生活必需類商品銷售和餐飲業受沖擊尤為明顯，餐飲收入大幅下降43.1%，如金銀珠寶類、汽車類、家具類等非生活必需類商品降幅均超過30%。從供給端看，工業生產明顯回落，1—2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5%，采礦業、制造業和公共事業三大門類均回落至歷史低點。隨著復工速度加快，短期的這些沖擊和影響將會緩解。我們迫切需要關注短期沖擊疊加經濟固有矛盾和全球經濟衰退，對我國的中長期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從企業來看，雖然復工復產提速，但中小企業倒閉的風險仍然存在。受諸多因素影響，許多中小企業在這次疫情供需兩端的沖擊下困難加重。尤其是外貿類企業由“復工難”轉為“訂單難”，供應鏈的安全性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克服種種困難，復工復產提速之后，由于3月中旬以來歐美等主要國家疫情開始蔓延，外貿制造業中小企業普遍面臨外貿訂單取消貨或延遲發貨等問題。同時，服務業中小企業由“開門難”轉為“經營難”，經營活動受消費萎縮影響大。一些餐飲、商貿零售、文體等實體店，好不容易熬到可以“開門”營業時，卻陷入顧客稀少、店面冷清的窘狀。如果這種狀況再持續一段時間，這些熬過“開門難”的中小企業將不得不面臨再次“關門”。如果一旦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不僅危及我國的制造業產業鏈及其地位，而且將給我國經濟、就業、社會穩定等帶來重大負面影響，并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因此，財政政策面臨極為復雜的狀況，其任務也并非單一的擴內需或促生產，而是需要超常規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應對供需兩端的沖擊上都要積極作為，兼顧復工復產的供給端和擴大內需的需求端，尤其是要防止中小企業倒閉，將應對短期沖擊與促進中長期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激發我國經濟內在潛力和活力。

把握“大國”和“發展”兩層內涵，認識當前財政政策的空間

疫情給財政運行帶來了異乎尋常的壓力，對財政收支兩端都帶來較大沖擊，財政可持續面臨嚴峻挑戰。1—2月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累計同比下降9.9%，其中稅收收入同比下降11.2%，均創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跌幅。同時，受疫情沖擊，財政支出的壓力驟然加大，使原本收支矛盾就十分尖銳的狀況，更加雪上加霜。

認識當前的財政政策，需要把握“大國”和“發展”兩層內涵。首先，大國發展的邏輯，與小國不同，其內在動力和活力狀況是決定自身發展的根本。只有經濟的好轉，才能帶動財政的好轉。盡管政策的空間被擠壓，但促使經濟的好轉，需要財政政策發揮更為積極有效的作用。如果因財政壓力，而束縛財政政策的手腳，延誤了使經濟恢復到正常的時機，不僅損害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活力，而且也會使財政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其次，雖然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但仍屬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財政政策要擔負起促發展的任務，也只有在發展中才能解決政府債務、赤字、財政支出中的難題。

盡管當前財政困難，但我國財政政策仍具有較大空間。從赤字率來看，近些年我國赤字率基本穩定在3%附近，相較于其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赤字率的空間較大。從過去10年的各國財政實踐看，美國、日本、歐盟和金磚國家等全球主要經濟體，赤字率大都超過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2008—2017年數據，美國和日本平均赤字率分別為6.5%和6.8%。盡管如此，為應對這次疫情沖擊，美國等發達國家仍采取了力度較大的財政政策。從債務負擔率來看，我國當前的政府債務負擔率（政府債務/GDP）比例約為37.7%，不僅低于國際公認的政府債務負擔率60%的警戒線，而且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日本債務率高居榜首達238%，美國債務率占比106%，歐元區國家以希臘為首，占比181%，金磚國家債務率基本上也在60%以上。此外，由于我國政府擁有大量的凈資產，并且我國的政府債務主要是因經濟發展和基本建設投資而產生，具有“建設性”和“生產性”特質，其安全性也大于歐美國家。

綜上所述，盡管當前我國財政面臨極大的困難，但仍有較大的財政政策空間，我們必須以更為積極有力的財政政策，應對疫情沖擊，釋放經濟潛力，確保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以“快速、精準、有力”為要義，提升積極財政政策的效力

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需要做到3點。一是快速，即政策出臺和落地的速度要快，尤其是救助中小企業等措施，快速救助可避免事后較高的處理和應對成本，行動越早，成本越低；二是精準，即做到救助中小企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消費“三箭齊發”中的精準性，找好政策著力點；三是有力，即財政政策在量上必須與我國經濟規模相匹配，力度過小，效果必然不佳。具體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要發行并運用好特別國債，穩定增長，激發潛力和活力。根據我國經濟總體規模以及經濟運行狀況，建議特別國債的規模在2—3萬億元為宜。其使用方向主要為救助中小企業、支持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消費需求。我國當前仍具有廣闊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和潛力，必須以特別國債支持基礎設施投資，這對擴大投資需求、抵御經濟下行、提升發展潛力都均有重要作用。既要加大關系國民整體經濟效率和民生狀況的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如加大貨運鐵路、班列化集裝箱化及相關配套、航空貨運機場等，又要加大5G網絡、電動汽車充電樁等相關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國債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場和企業，而是發揮其引導和促進作用，加快建設速度。

其二，擴大財政赤字率，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升財政資源使用效率。按照2019年我國體量，如果將財政赤字率提高至3.5%左右，赤字規模將擴大至3.5萬億元，較去年提升7000億元左右，可支撐疫情防控下擴大公共衛生的短板投資、減稅降費政策和剛性支出需求。同時，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大力縮減常規的財政獎補支出，增加社保性和發展性支出，著力構建更具韌性、防風險能力更強的社會穩定機制。

其三，快速、精準救助中小企業，防止大量倒閉和失業。財政和金融部門協力救助中小企業，尤其是外貿中小企業。首先，根據我國的經濟總規模以及中小企業規模，由部分金融機構聯合提供“1萬億元規模的信貸救助資金”。其次，為防止把壓力完全給金融部門，財政采取兩種方式分擔信用風險。一種是“財政貼息+融資擔保”，另一種是“財政貼息+貸款損失準備補貼”。同時，建立遴選和操作流程，準確地對接確實應該幫扶的企業，提升救助的“精準度”，防止“亂撒錢”和騙補行為。

其四，中央財政給予地方一定補助，支持其發放消費券。發放消費券，對穩消費穩經濟、支持實體店經營和外貿企業實施產品國內替代、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均起到重要作用。消費券應主要用于線下實體消費，在具體類型和用途上可根據各地狀況細化，滿足不同群體的消費需求，并向受疫情沖擊導致收入銳減的中低收入群體傾斜。

其五，完善減稅降費政策，并著眼于中長期的稅費制度建構。鑒于前期出臺的一些中小企業減免稅費政策大多于6月底到期，建議適當延長。重點圍繞減免中小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和國有資產類經營用房的房租出臺新的政策。同時，全盤統籌，協調推進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國資劃轉社保、社保征管體制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