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炒作科技概念不僅難以推動科技發展，反而還會透支整個社會對于科技的信任，最終對科技進步形成阻礙。公眾對于科技進步的普遍信任、相關知識儲備不足、權威背書，是科技概念炒作日益泛濫的主要原因。遏制炒作科技概念的不良之風，需要多管齊下，從源頭著眼，加大整治力度，從而為科技發展營造一種基礎條件扎實、安靜務實的生態環境。

【關鍵詞】科技創新 概念炒作 科技發展

【中圖分類號】G3 【文獻標識碼】A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創新都是稀缺的也是昂貴的。在缺少必要的基礎支撐條件下，創新大多停留于觀念層面。然而，公眾對于創新的渴求卻是無止境的。這就在創新的供給與社會的需求之間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地帶，這個地帶就是觀念的沼澤地帶，這個區間對于創新生態影響深遠，既有創新供給方遭遇的困境，也有社會需求方被操控的苦惱。基于這種思路，本文嘗試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揭示創新沼澤地帶的內涵與特征；其二，探討走出創新沼澤地帶的重要路徑。

科學界存在不少看似繁榮熱鬧，實則在既有框架下很難取得實質性突破的創新沼澤地帶

沼澤本是一個地理學名詞，大體是指地表及地表下層土壤經常過度濕潤，地表生長著濕性植物和沼澤植物，有泥炭累積或雖無泥炭累積但有潛育層存在的土地。沼澤通常給人一種水草豐美、景色秀麗的錯誤印象，其實很多人不知道那里暗藏了太多看不見的危險。在科學界，同樣存在很多科技的沼澤地帶。從外部來看，這些沼澤地帶似乎繁榮熱鬧，但是其內部發展已經很成熟，在既有框架下很難再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這樣的領域就是科技的沼澤地帶，如楊振寧先生認為，高能粒子物理學的發展就處于“盛宴已過”的階段。

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在解釋科學革命時曾提出一個很有想象力的概念——前范式時期。這個時期，人們相信在某個領域將要出現偉大的變革，但具體是什么時候、是誰以及在哪里出現，人們卻不得而知，可謂希望與失望并存。這個時期的最大特點就是存在諸多相互競爭的理論，沒有哪一個理論能夠一統江湖，成為未來的學科范式；此時也是理論界的動蕩時期，各種理論競相登臺，一時間公眾有困惑，學界也有激烈的理論交鋒。從共時性角度看，這個時期是混亂的；從歷時性角度看，這個時期的理論界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我們可以把科學從前范式時期向范式時期轉化的這一區間稱為科學發展的“沼澤地帶”。這期間，觀念供給豐富但良莠不齊，最后某一種觀念往往通過競爭勝出，其它觀念則沉寂下來，再無人問津。

回到創新領域也是如此，那種完全突破式的創新很少出現，借用美國創新管理專家克萊頓·克里斯坦森的說法：“延續性技術（Sustaining Technologies）和破壞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之間，存在著重大戰略性差異。這些概念與漸進式技術和突破式技術之間的區分還是存在很大的不同。”①對于這對概念間的區別，克里斯坦森并沒有給出過多的解釋，但是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延續性與破壞性（當下多將其翻譯為“顛覆性”）更多是從創新程度來定義的，而漸進式與突破式的劃分則是從技術發展本身的譜系上來界定的。在實踐中，兩者會出現很多重合，因此，從不嚴格的意義上說，可以把兩者視為等同，這種簡化處理不影響本文的論證，而且更簡潔。

對科技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強烈渴望和偏好，也暗含了一種通過炒作概念來迎合社會對于奇跡偏好的可能性

科技發展的常規路徑通常沿著漸進式軌跡發展，其未來結果基本上處于高概率可預期的狀態，而真正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很少出現，這類科技成果的出現屬于低概率、高影響事件，只要做出一件來，就能極大地改變人類社會的面貌。這種類型的科技成果有些類似美國管理專家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謂的“黑天鵝”事件。在塔勒布看來，構成“黑天鵝”事件應當具備如下三個特點：“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預期之外，也就是在過去沒有任何能夠確定它發生的可能性的證據。其次，它會產生極端影響。再次，雖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們在事后為它的發生編造理由，并且使它變得可以解釋和可預測。”②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多數預測突破性科技成果的說法都是不可靠的，就如同沒有人可以預測到牛頓理論或者愛因斯坦理論的誕生一樣，對很多突破性技術成果的預測也是如此。但這并不是否定預測的作用，而是說預測只有在事物處于延續性（或漸進性）創新軌道上時，其可靠性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一旦離開這個軌道開始預測突破性創新事件時，大多所謂的奇跡結果最后幾乎都變成了鬧劇。

延續性與顛覆性或突破性之間存在一段很大的鴻溝，很難跨越也很難預測，即創新的沼澤地帶。這段區間通常也是科技界的前沿地帶，大凡關于科技的炒作都發生在這個區間。縱觀科技史，在此區間試圖跨越的案例很多，但成功者寥寥無幾。如20世紀初的1903年，法國南錫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布朗德洛特在研究X射線的時候，聲稱發現有一種能夠像X射線一樣透過紙、木頭和金屬并影響電火花的新射線，他將其命名為“N射線”。到1904年上半年，僅法國科學院院刊就發表了54篇有關N射線的論文，后來美國物理學家伍德證明，N射線純屬子虛烏有。再比如2018年10月曝光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皮埃羅·安維薩的“心肌干細胞修復心臟”研究，后來被證明造假，所謂的“心肌干細胞”根本不存在，因此，他一并被撤銷31篇論文，并黯然離開科學界。

客觀地說，科技領域是非常保守的，取得任何一點突破都很難。但是，越是前沿領域就越具有吸引力，一戰成名是眾多科研人員的終生夢想，而且任何時候和地區的公眾都對科技取得突破性進展抱有強烈的渴望和偏好。這一切都成為科技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這種動力也暗含了一種違規穿越的可能性：在沒有取得實質性進步的前提下，通過炒作概念的方式來迎合社會對于奇跡的偏好，并從中謀取私利。

科技炒概念的內在邏輯及其四大鏈條

科技發展的方向永遠是從已知向未知的拓展，這也是科技進步主要采取漸進模式的重要原因。當條件不具備時，人們便無法跨越沼澤直接通達未知的彼岸。這個緩慢的跨越過程要經過無數微小進步的積累，最終才能在時間中展開，這期間需要逐步完善實現跨越的基礎支撐條件建設，比如制度環境、經濟投入、人才培養、文化氛圍建設與輿論通暢度等，這也是筆者早些年提出的支撐創新的五要素框架模型的原因所在。③這五要素不僅要盡量具備，而且要素之間還要形成耦合機制，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實現創新。通過累積效應，那些宏觀跨越才可能實現。歷史上五次科學中心的轉移都印證了這個基礎支撐條件對于創新的重要性，這就如同世人皆知牛頓和愛因斯坦，但他們之所以能在17世紀的英國和19世紀的德國出現，主要是因為那里具備了支撐理論突破的基礎支撐條件，而其他地方則不具備這些條件。因而，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也就不可能實現這種跨越。科技發展屬于條件依賴型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說，條件決定論對于科技發展而言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從科技發展的現有基礎條件出發，我們能夠對科技發展的現狀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根據社會分工原則，每一個部門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利用政策安排盡快彌補支撐條件的短板，從而逐步提升科技的整體實力，這對于任何國家的科技發展而言都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也是常規路徑。筆者把這一過程產生的效應稱為科技發展的“積木效應”，即只有每個模塊都強大了、多樣化了，搭建起來的積木架構才能更強大和多元化。比如，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近年來完成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突破性科技創新，他每一次推出新的概念構想，都會被社會寄予厚望。原因有三：一是他個人擁有杰出才華；二是他所選擇的概念都是基于現有理論的延續性創新，換言之，他提出的概念及其實現路徑都是有根據的；三是美國科技行業整體上處于較高水準，基礎條件較為完善，能夠支撐他提出的概念，并助其實現這些概念。反之，如果把這些理念或概念放到不具備支撐條件的國家，或許都將難以實現。在基礎支撐條件并不具備的情況下貿然提出一些新理念，很容易被一些人異化為違規炒概念，這種現象不但無助于科技發展，反而會誤導公眾，透支公眾對于科技發展的信心，最終導致對科技發展生態環境的破壞。那么，現實中有關科技的概念炒作又有什么樣的結構與特點？

我們不妨先對炒概念現象進行一個簡單的結構化分析。這個炒作鏈條包括四個環節：概念的提出者、炒作載體、炒作者與受眾。科技概念的提出者大多是科技人員，為什么他們中的一些人要把某些尚未成熟的概念率先甚至不惜夸大地推向社會？對于提出者而言，率先推出新科技概念有兩大優勢：其一，在微觀層面，這符合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對于優先權的爭奪，畢竟優先權是科學界的硬通貨。先提出概念的人有利于在未來競爭中占得優勢位置，這其中甚至還包括巨大的潛在收益。時至今日，我們還常說某某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學說的人，如被稱為“大陸漂移學說之父”的德國氣象學家魏格納就是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提出大陸漂移學說，不論后來人在這個領域如何完善這一理論，他都是第一個提出者。其二，在宏觀層面，率先提出某一科技概念，很容易吸引投資者、影響公眾，甚至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從而使這個領域成為學術界的熱點。一旦這個現象被社會接受，由這一概念帶動的領域就會吸引大量資源與人才的到來。熱點領域永遠是資源的最大受益者，擁有了資源，其發展自然會加速。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任何人都是理性經濟人，基于這一前提，市場中的炒作者基于主體性質的不同，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企業的法人主體與社會中的自然人主體，無論其炒作目的是什么，其收益主要有兩項：利益與關注。企業往往是市場中科技概念的熱衷炒作者，至于個人炒作者，其最主要的動機是吸引人們的注意，畢竟在眼球經濟時代，被關注也是一種收益。至于炒作載體，各種有效的信息傳播渠道都有可能成為炒作者利用的載體。

公眾對于科技進步的普遍信任、相關知識儲備不足、權威背書，是科技概念炒作日益泛濫的主要原因

隨著網絡的發展，炒作載體日益多元化，為一些人的違規炒作提供了便利渠道，科技概念炒作者由此獲得潛在收益與關注的可能性不斷增強。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下一些人違規炒作科技概念的深層次根源是什么？作為下游的受眾，為何如此輕易就會被概念炒作者影響？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公眾對于科技進步的普遍信任。人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升無不受益于科技創造，大多數人心中都充滿了對新鮮事物的好奇與渴望，尤其是在科技領域這一人類創造奇跡的領域，人類社會每一次大的進步多源于此。因此，當有一個關于科技的新概念散播出來的時候，很容易契合受眾內心的真實偏好，引起人們的關注。二是被炒作的概念大多涉及科技前沿領域，與民眾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離，公眾暫有的知識儲備難以對其真偽進行鑒別。由于雙方之間存在的知識梯度差容易造成人們輕信奇跡的現象，因此，這也可以看作炒作者對公眾收取的“知識稅”。三是權威（人或機構）的背書。基于信任傳遞機制，人們往往把對權威的信任轉化成對權威代言的概念的信任，在鑒別能力的硬性約束下，公眾容易產生盲從心態，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炒概念之風。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期間，一些人聽信了雙黃連口服液能夠治療（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說法，連夜排隊搶購雙黃連口服液，導致其脫銷。人們之所以相信這樣的說法，一方面是為了排解疫情帶來的慌亂心理，另一方面則更多基于人們對權威科研機構的信任，從而把對機構的信任傳遞到對機構代言產品的信任上來。

正如美國媒介理論家尼爾·波茲曼所言：“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紀的普通人一樣容易輕易上當。中世紀的人相信宗教的權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們相信科學的權威，無論什么事都相信科學。”④此次的雙黃連口服液搶購事件再次證明，信任在傳遞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效率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威機構的信任背書是存在巨大風險的。一旦信任透支，短期內將難以彌補和挽回。

從源頭上遏制炒作概念之風，為科技發展營造一種基礎條件扎實、安靜務實的生態環境

炒作概念的危害無疑是巨大的。首先，炒作概念會造成虛假信息泛濫，增加整個社會的鑒別成本，且完全有可能干擾科技的正常發展，造成社會資源嚴重浪費，甚至誤導方針政策的制定。一旦某些炒作概念的真相被公之于眾，就會造成整個社會對于某個領域的極度不信任，從而使那些真正踏實做事的人和企業受到連帶影響。誠如波茲曼所言：“信息是我們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損害可能會令人扼腕；另一方面，如果信息過剩，信息無意義，信息失去控制機制，文化可能會吃盡苦頭；可惜人們剛剛開始明白這個道理。”⑤

其次，炒作概念會助長浮躁心態和不良風氣，導致華而不實的價值取向和實踐取向，讓社會公眾的福祉受損。近年來，炒作概念已經成為一些個人、媒體與市場之間共謀的一種不容忽視的常態，這是需要我們予以正視并且亟待改變的現狀。以“區塊鏈”這一概念為例，受政策驅動，2019年10月，股市里與此相關的多只區塊鏈概念股漲停，不少上市公司都宣稱自己的業務與區塊鏈有關，但仔細核查會發現，其業務與區塊鏈實際上并無多少關系，大多只是單純蹭熱點而已。長此以往，這樣的行為難以帶來真正的發展。

我們的科技與企業大多處于延續性技術創新階段，少有進入突破性創新階段的科技成果與企業。從整體上看，我們仍處于創新沼澤地帶，這個時候最關鍵的任務就是做好分工、各盡其責，盡最大努力把各自部分做到最優，基于此，科技的“積木效應”才能形成，這也是穿越創新沼澤地帶最有效、最合規的路徑。為更好地展示炒作科技概念的發生空間，筆者根據史蒂文·惠爾賴特和金·克拉克的平臺創新項目結構圖⑥，依據特定區域的認知生態位，改造出一個概念炒作發生空間圖（圖1）。大凡一個概念遠遠超越于當下的認知生態位，則可以合理認定其炒作成分大于概念本身的意義。

為了遏制炒作科技概念的不良之風，我們應該加大立法與科普力度，從源頭著眼，對其進行整治，使那些惡意炒作者無處遁形，并且付出必要代價。同時也應該對那些不實概念的炒作者進行規訓，更重要的是，應該對那些真正有希望、有前景的理念進行推廣。作為建制化的行為，科技工作者平素還是應該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專業范圍之內，摒棄不實之風、浮夸之風。此外，針對傳播渠道，我們也應當建立相應的獎懲機制，對那些一貫靠炒作虛假概念營生的平臺，要堅決予以查處整治；對于廣大受眾，應通過持續不斷的知識科普擴展其知識儲備、提升其知識素養，盡量縮小知識梯度差，減少上當受騙的機會。如果沒有了受眾，任何炒作都將失去其存在的基礎。

總體而言，每個國家由于發展階段的差異，都處于一個特殊的認知生態位，這個生態位可以幫助我們初步判斷出在人類知識生產鏈條上我們到底處于哪個方位。每個國家在特定時期都處于知識生產鏈條的獨特認知生態位，這就決定了在不同的認知生態位，各國的創新類型也會有所不同。整體上看，中國科技以延續性創新為主，目前正處于創新沼澤的中間地帶。根據當代科技發展的現狀，我們在認知生態位處于中間偏上的位置，這意味著在本階段，我們的創新類型大多以延續性（或漸進式）創新為主，而不是顛覆式（或突破性）創新。基于這一整體判斷進行審視我們就會發現：當下很多被炒作的科技概念基本上屬于超出我們認知生態位的概念，其實現的可能性較小。如果任由這種炒作概念的行為肆意發展，就會使整個社會對于科技的信任不斷透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合理分工，踏踏實實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做好工作、取得成效，使科技界的“積木效應”得以呈現，積少成多，到時顛覆式（或突破式）創新的出現也自然會水到渠成。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環境下信息價值開發的倫理約束機制”（項目編號：17ZDA02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美]克萊頓·克里斯坦森著、胡建橋譯：《創新者的窘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萬丹、劉寧譯：《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③李俠：《創新能力與社會基礎條件的測評》，《科學與管理》，2012年第3期。

④⑤[美]尼爾·波茲曼著、何道寬譯：《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

⑥[美]杰夫·戴爾、赫爾·葛瑞格森、克萊頓·克里斯坦森著，曾佳寧譯：《創新者的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