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2012年至2019年的7年間，按目前標準篩選的農村貧困人口2012年9899萬人，到2019年只剩下551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00萬人以上，累計減少9348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0.6%，累計下降9.6%。到2019年全國770個貧困縣已經或擬摘帽退出，以此計算，原來2012年832個貧困縣到2019年也只剩下62個，脫貧攻堅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績。黨中央提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全部摘帽退出，是向全世界的莊重承諾，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努力，2020年的脫貧攻堅任務一定能全面如期完成。
堅持政府主導，先后采取以救濟的形式、體制改革的推動、大規模的開發、扶貧攻堅的計劃配置等措施，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精準扶貧，取得了巨大成績，創造了世界減貧奇跡，2020年即將消除絕對貧困。黨在領導消除絕對貧困的同時，也在未雨綢繆，探索怎樣治理相對貧困和防止絕對貧困人口的返貧。在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了要減少和防止貧困人口返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建立機制，及時做好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的監測和幫扶；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指出，要研究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
相對貧困，通俗意義上說，是指由于多種因素，個人或家庭雖然付出努力，但所獲收入低于國家規定的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水平的貧困。相對貧困的治理，要把新發展理念貫穿于全過程。
從創新發展理念的貫徹來看
要創新意識、創新思路，從目標、制度、區域等方面切入，增強相對貧困治理的發展動力。在相對貧困治理中貫徹創新發展理念要做到：
第一，總體思路由解決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貧困狀況將發生重大變化，扶貧工作重心轉向解決相對貧困。這為2020年后貧困治理指明了方向。因此，2020年后的工作重心是提高社會救助保障的范圍和精準性以及采取行之有效的可持續減貧措施，重點解決相對貧困人群和返貧人口的發展能力提升。
第二，頂層制度設計由政治任務式轉向保障兜底式救助。目前就脫貧攻堅頂層制度設計而言，要在2020年按現行標準下實現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全部摘帽，實施大規模集中統籌、各部門聯合的政治任務式的設計與攻堅，才能確保任務完成。2020年絕對貧困問題根本消除后，不再存在貧困縣，絕對貧困人口也不存在，貧困治理工作也將重點轉向區域減貧與發展工作，扶貧工作方式也由集中作戰調整為常態推進。這樣頂層制度的安排設計，就要向保障兜底式轉變，政策的設計也應由應急式完成任務式向專項長效性發展轉變。
第三，減貧區域由農村轉向城鄉并行。目前脫貧攻堅的區域和對象在農村，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識別原則，按照2011年不變價2300元，結合各地收入和一定的比例，下指標到縣、鄉（鎮）、村，由村民小組推選、村公示、報鄉鎮審核、鄉鎮報縣批準，縣批準后再到鄉鎮，鄉鎮再到村，村進行第二次公示，識別出貧困人口。這樣識別出來的貧困戶相對比較公平。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要打破城鄉二元貧困治理格局，逐步實現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新減貧戰略重在城鄉一體化和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相對貧困治理也由農村轉向城鄉融合，除了關注農村貧困人口外，還需關注城市相對貧困人口群體，解決城鄉低收入人群的后續發展，實現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同步發展。
第四，減貧目標從解決單一的物質貧困轉向全面的多維需求。目前按現行標準條件下識別出的絕對貧困人口，主要從單一的經濟指標，即按照2011年不變價2300元，并結合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篩選的，而且分為國家標準和省標準。2020年后，相對貧困治理的目標應從解決單一的物質貧困轉向全面的多維需求。重點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圍繞人的政治參與、發展經濟、文化學習、社會交流、生態建設等多樣需求，有針對性的提供相對貧困人群和返貧人口的幫扶或救助，由生存型貧困向發展型需要轉變，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從協調發展理念的貫徹來看
我國不平衡發展的問題依然存在，貫徹協調發展，就能逐步解決全國各地發展步伐不一致的問題，落后的就能逐步追趕上先進地區，整體性就會提高，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相對貧困治理中貫徹協調發展理念要做到：
第一，協調解決好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地方的創新實踐的關系。中央的頂層設計主要是制定基本方略、規劃、目標任務、基本途徑等，地方必須不打折扣、不搞變通嚴格執行。如福建省龍巖市在脫貧攻堅中形成了“5936”機制，即綜合采取“五查五看”（查家庭收入、家庭資產、家庭勞力、居住條件、致貧原因，分別對應看經濟來源、消費水平、勞動觀念、生活環境、貧困程度）的方法精準識別出貧困戶；實施“九措到戶”（生存救助、就業輔助、生產扶助、建房補助、醫療援助、就學資助、科技幫扶、社會贊助和結對幫助到戶）的精準幫扶措施；通過“三位一體”（資金捆綁、部門掛鉤、干部駐村）的形式助推脫貧；健全“六個機制”（整村開發推進、社會扶貧工作、產業扶貧激勵、干部人才工作、資金使用管理和考核激勵機制），實施精準管理。
第二，協調解決好農村相對貧困與城市相對貧困的關系。根據調查，目前農村貧困產生的原因主要有：生病和災難、孤老和智殘引起的，這種占比最高；有的是心理受到刺激引起的；有的是富的村與窮的村選出的不平衡的；有的是人均收入的看法角度不同形成的；有的是惡意分戶造成的；有的是違反政策變成的，如有些貧困戶以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多個孩子，條件差負擔重；有的是經濟發展不好，虧損造成的；有的是社會不良風俗造成的；有的是個人主觀不努力產生的；有的是因學因婚等返貧的；有的是文化技能低形成的；有的是工作中不嚴不實形式主義造成的。這些貧困戶2020年后部分有可能會變成相對貧困戶。同時2020年后還有喪失就業者、老年人、自由職業者、低文化水平者、有多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殘疾人、貧困地區的群眾、部分下崗工人等群體以及部分農民工逐步走向“相對貧困”狀態。因此必須協調解決好農村相對貧困與城市相對貧困的關系，建立城鄉致貧返貧事前預警監測機制，根據監測預警信息實施貧困治理；建立城鄉統一協調發展的貧困治理體系。
第三，協調解決好幫扶創業與激發內生動力的關系。目前在脫貧攻堅中黨委政府、企業、行業等已充分發揮幫扶創業作用，大部分貧困戶已脫貧或即將退出，但部分貧困戶依然依靠思想嚴重，主觀上自己不努力，客觀上等待政府送錢送物，內生動力不足。2020年后要突出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尤其是立足當地特色，發展特色產業，提升質量，通過股份合作、企業帶動、電商促銷、生產托管等方式，把貧困戶與經營主體捆綁聯結，增加收入；要把就業創業作為貧困治理的主要手段，穩定貧困戶家庭每戶至少有1人就業，加強勞務輸出、技能培訓促進就業增收。要大力開展以“勤勞致富、脫貧光榮”為核心的新民風建設，把物質脫貧與精神脫貧相結合、扶貧與扶志扶智相融合，提振貧困群眾“精氣神”，改變貧困人群“等靠要”想法，激發相對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
第四，協調解決好財政資金與金融扶貧資金的關系。目前財政金融資金在脫貧攻堅中起著“輸血”和“造血”的作用，但存在著財政資金比較分散、金融信貸資金投入不足或普惠性不夠的現象。因此要協調解決好財政資金與金融扶貧資金的關系。2020年后要統一使用涉農扶貧資金，發揮資金的競爭性和激勵性作用，同時城鄉及部門分割的狀況要打破，財政支出的結構要優化，農村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投入要加大。金融方面要發揮金融扶貧的整體合力，發揮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在解決相對貧困中的各自優勢，共同支持。發展普惠金融，使資金能真正流入到貧困群體創業就業的血液中，提高資金的“造血”功能。
第五，協調解決好貧困治理多頭管理的體制機制。目前為了全面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各行各業盡最大努力充分調動人力和物力，但也會出現多頭管理的局面，“各吹各的調”，如產業發展歸農業部門，低保歸民政部門、就業歸人社部門，醫療歸衛生部門，等等，短期看效果明顯，長期看合力難以形成。因此應協調解決好貧困治理多頭管理的體制機制，2020年后應在相對貧困治理中成立一個統一協調機構，統籌安排相對貧困識別、社會保障、就業幫扶、醫療救助、技能培訓等各項工作，更有利于取得治理貧困的效能。
從綠色發展理念的貫徹來看
目前環境透支的問題、人與自然不夠和諧的問題依然存在，把綠色發展理念貫徹好，環境破壞就能得到遏制，人與自然就能和諧共生，經濟社會就能永續發展，追求美好生活就能如愿。相對貧困治理中貫徹綠色發展理念要做到：
第一，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全面融入相對貧困治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對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定下了總基調，也為相對貧困治理提供了遵循。但目前仍存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樹得不夠牢固的意識，如存在GDP沖動，重經濟、輕環保；有的缺乏“一盤棋”意識，大局觀念不夠強，存在本位主義，更多站在本區域和本部門的角度來看待生態保護，認為嚴格的生態保護制度，限制了本區域發展，影響了群眾增收，因而在污染聯防聯治聯控中主動作為、協同配合做得不夠等。因此在相對貧困治理中要強化綠色頂層設計，不斷健全生態建設體系；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打通青山金山轉換通道；夯實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制度基礎，拓寬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途徑和方式，激發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鏈參與主體活力；從生態、產業、項目等方面，不斷拓展完善綠色發展長效機制。
第二，把綠色產業發展作為增加收入治理貧困的首要途徑。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污染和能耗較高的產業還占一定比例，綠色產業占比較低，新興產業不足，新舊產能轉換接續能力不強。因此把綠色產業發展作為增加收入治理貧困的首要途徑。在準入方面，編制產業準入負面清單，選準選好產業，引進項目實行嚴格的準入標準。在發展中要全力壯大綠色產業集群，推動綠色制造智能化，綠色農業要推動建設田園綜合體及一二三產融合基地建設。
第三，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相對貧困治理的主要抓手。目前我國農業發展總體上由過去的總量不足轉變為現在的結構性矛盾；其主要矛盾，一方面是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另一方面是供給不足。因此應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相對貧困治理的主要抓手。要優化供給結構，消除和減少無效、低端供給，增加和拓展有效、高端供給；要發揮科技作用，尤其是發揮農業技術人員指導相對貧困人口的產品生產作用，提供優質產品；要加強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以及公共服務的投資，補齊農業和農村短板；制度方面要深化各項涉農制度改革，如財政支農投入、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發揮制度優勢；人力資源方面，吸引城市人才回鄉或發揮鄉土人才的作用，開展相對貧困人群技能培訓。
第四，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相對貧困治理的基礎支撐。目前一些地方認為已經脫貧“摘帽”了，就可以松一口氣，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缺乏相應的溝通與協調機制。實際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當前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緊密相連，更與2020年后我國相對貧困問題的有效解決息息相關。因此要把相對貧困治理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有效推進相對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相關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銜接，做好規劃、發展、政策機制銜接，從而建立防范返貧、減少新生貧困、解決相對貧困的機制。
從開放發展理念的貫徹來看
目前存在內外聯動不夠、地方保護主義、各種技術貿易和標準壁壘等問題。因此貫徹好開放發展理念就能夠打破壁壘、實現市場統一、內外聯動、雙贏發展。在相對貧困治理中貫徹開放發展理念要做到：
第一，借鑒國際成功減貧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轉化為特色減貧措施。發達國家的反貧困有許多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相對貧困人群的識別、政策與立法、分類幫扶落后地區、建立福利制度保障等。2020年后我國在相對貧困治理中怎樣識別相對貧困人群、怎樣防止絕對貧困人口的返貧和保障相對貧困人群的基本生活條件、怎樣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可長效機制等，都可借鑒國際成功減貧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減貧措施。
第二，把我國的脫貧模式與經驗進行國際交流。如前所述，我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創造了世界減貧奇跡。其原因在于有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如堅持黨的領導、目標導向、精準方略（四個施策、五個一批、六個精準）、社會動員、群眾主體、從嚴考核，等等。要對我國脫貧攻堅的成功原因和模式進行歸納和總結，在2020年后相對貧困治理中仍應遵循，同時向世界講好中國減貧生動故事，促進世界減貧事業的發展。
第三，學習國內發達地區治理相對貧困的典型，結合本地特點轉化為行之有效的減貧思路。我國各地發展條件不一樣，發展速度有的快、有的慢，有落后地區、有發達地區，一些發達地區不僅經濟發展得好，脫貧攻堅也做得好，有先進的典型可借鑒，如浙江省相對貧困人群的識別，按照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5%左右和不少于農村戶籍人口10%的要求執行；相對貧困的治理實施“收入倍增計劃”，等等。有些可復制可推廣，結合本地實際可轉化為行之有效的減貧思路，助推本地相對貧困治理的發展。
從共享發展理念的貫徹來看
共享，顧名思義，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享受。就內涵而言，目前全國正在開展共建共享，漸進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但離全面共享、全民共享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貫徹好共享發展理念，才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全面共享、全民共享。在相對貧困治理中貫徹共享發展理念要做到：
第一，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推進相對貧困群體的基本公共文化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社會保障服務，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共享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拓展，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但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發展不平衡依然存在。因此在相對貧困治理中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推進相對貧困群體的基本公共文化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社會保障服務，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要統籌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資源，實現城鄉一體、平衡發展；健全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提高養老、醫療等保障水平。
第二，增強道德力量，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提高相對貧困群體收入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這在制度和政策上為相對貧困人群增加收入提供了遵循。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在道德力量作用基礎上的再分配，其范疇很廣，包括社會公益事業部門、自愿從事捐贈者把捐贈的錢用以幫助低收入人員或相對貧困人群，還包括發生如地震、洪水、長期干旱、泥石流、傳染病等災情時向慈善機構捐獻和自愿向受災群眾捐款等。其目的也很明顯，幫助受災地區或群眾恢復生產以及幫助低收入家庭或相對貧困人群。因此，要通過宣傳、表彰慈善或立法等途徑，增強道德力量，增加愛心，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把捐贈所得資金加大用于幫助低收入家庭或相對貧困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