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內涵與邊界，一直是新聞發展史上談論較多的一個話題。在新媒體傳播領域，媒體機構與公眾采集、獲取信息，發布、傳播觀點的充分自由，被視為數字技術所賦予的真實而廣泛的民主權利。然而，對于自由的誤讀與濫用也導致了傳播實踐的迷失。虛假信息、網絡謠言、情緒極化、網絡暴力等現象每每出現在網絡媒體、社交媒體、移動平臺上，都將技術的開放賦權導向自由的悖論。如何把握言論尺度，找到自由表達的最佳路徑，成為新媒體輿論場上無法回避的重要話題。

“蹭熱點”突破言論真實性尺度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是信息媒體最基本的職業底線要求，也是新媒體言論不能突破的尺度。例如，2019年7月4日，杭州九歲女童章某被租客帶走失蹤一案引起了強烈關注。13日，警察發現疑似女童遺體，在身份尚未確定之際，百度上一個官方認證名為“章子欣父親”的賬號發布悼文，瞬間刷屏，隨即遭到網民質疑。于是在微信平臺上，網民以“蓋樓”的方式展開了“what's your problem”的追問。問責之下，百度緊急回應。結果查明：賬號確為“本人授權確認后開設”，但當值編輯未得到章某父親確認回復的情況下發布了一條動態。并據此作出決定，“刪除此條動態，并對負責編輯予以立即開除處理，同時會全面復盤百度新聞管理機制”。真相雖得到揭示，但網民的憤怒卻沒有立刻平息。平臺編造煽情話題的言行使人們覺得“不可思議、不可原諒、幾近瘋狂”，公眾的情感遭受了愚弄。因“蹭熱點”突破言論的真實性尺度，是引發這一輿情危機的直接原因，而其背后則隱藏著功利主義的潛在動因。

近年來，新媒體輿論場上“蹭熱點”言論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一是通過參與話題 “刷存在感”或“博出位”，吸引公眾或有關部門的注意。二是通過微博、微信、貼吧等社交平臺發布信息，罔顧真偽、追求爆點，賺取點擊量和轉發量。三是一味追求速度、拼搶時效，缺乏調查核實而急于表態，導致言論信息失實、觀點反復。對于一些自媒體平臺來說，“蹭熱點”存在難以抗拒的風險紅利，輿論關注度、聲譽和效益均可獲得提升。這一功利性動機的產生，正如邁克爾·戈德海伯（Michaelh Goahber）在《注意力購買者》一書中揭示的，“在互聯網時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資源，相反是過剩的。相對于過剩的信息，只有人們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資源”。面對浩如煙海的信息，注意力作為一種“極其有限的商業資源”，成為各方激烈爭奪的焦點。

事實上，完全編造信息觀點誤導輿論的做法不是多數，更值得關注的是動機功利主義遮蔽言論真實性的表現。就如百度在化解上述危機時所稱，平臺是出于“為了聚集廣大網民的力量，幫助一家人盡早找到子欣”的目的。當然，我們并無充分的理由去懷疑這種表達“人文關懷”的善意初衷，但也不能因此就為平臺編造言論的行為披上合理性外衣。因為就媒體行為的結果看，不管謊言多么善意，對其所服務的信息消費者來說，都不能成為一種真正的善。在信息傳播領域，真是善的基礎，公眾的知情訴求只有落在真實的世界中才有意義。而真實性尺度，一是指向人心內在的倫理之真，傳達傳播者對于公眾和社會的真心誠意；二是指向以客觀性為基礎的認識論之真，排斥將公眾的思考和判斷引向歧途。無視真實性的任意杜撰和篡改，反映出的是虛假信息的欺騙性傳遞，不僅不具備善的價值，也是對新聞職業準則的違背，會動搖信息職業存在的社會道德基礎。

新媒體言論的公共價值發掘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為理論”將公民圍繞公共事務展開自由、平等的辯論、對話、協商，并最終形成共識的過程稱之為話語民主。他認為，公共領域是民主達成的前提，話語民主的實現需要具備必要的條件，即“每個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自覺放棄權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參與對話的論證”“在此過程中，人們必須懷著追求真理、服從真理的動機和愿望……通過話語共識建立起來的規則，必須為所有人遵守，每個人都必須對這種規則的實行所帶來的后果承擔責任。”這一理論對于認識公共領域言論民主具有啟發作用。

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新媒體被賦予意見公共領域的傳播角色，其言論的自由度與開放程度成為衡量社會民主的重要標志。借助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媒體平臺，公民參與意見表達，展現個人情緒、態度和認知，個性化的聲音被發現、被傾聽、被看見，通過互動交流產生影響，豐富了公眾輿論信息的內涵，也推進了話語民主的建構。但由于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新媒體輿論中包含了更多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意愿與觀念的沖突、愚蠢和智慧的較量更為復雜，民主共識的形成更需要借助言論公共價值的集體發掘來實現。

例如，2019年1月29日，一篇名為《一個出身寒門的高考狀元之死》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但很快引發大量質疑。在這一輿論事件中，藉由公共領域的群體對話、質疑、反思、探究，形成話語民主的輿論氛圍，激發了言論正能量。網民言論的公共價值發掘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事件問題和狀況的不斷探尋。二是各種不同見解的互動、對話、補充和辯論，形成了對細節的質疑與判讀。三是多種渠道的開放使公眾得以獲取信息、匯總信息，促進了理性共識的達成。在這一事件的輿論反轉中，言論真實、正當、真誠、不傷害的公共價值尺度脫穎而出，得到了網民一致認同。

言論自由在法律倫理規范性尺度中彰顯

新媒體輿論觀念的形成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建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任何個人、機構都不能作為公共領域的言論尺度，相反要受到法律倫理等規范性尺度的制約。任何言論個體如果不加考慮，無意識地按原有的、隨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討論，必然導致各行其是的現象，而以此為基準的策略實施，也難免會阻礙、拖延觀念共識的形成，或加劇觀點的摩擦、碰撞，甚至導致行為的無政府主義。因此，多元主體對于規則的敬畏、認同與自覺遵守，是公共領域中自由交往活動得以存在和順利進行的前提，個人空間進入輿論場公共空間，個人獨特的行為規范必須依據社會規范進行相應的變化和調整。

在新媒體環境下，行之有效的公共領域規范尺度，表現為法律法規的遵守執行、社會倫理的自覺維護，也包含著言論主體遵從群體約定俗成的文明要求的內涵，如遵循正當性和適度性的批判等。言論若不在規則框架下進行，輿論暴力、謾罵斗狠等言論惡行便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這不僅是對公眾善良意愿和公共利益的違背，也與言論自由的價值取向——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邏輯和方向背道而馳。

言論自由需要在法律倫理的規范性尺度中得到彰顯。基于此，一方面加強法律法規監管，趨利避害；另一方面通過多種方式提高公民網絡素養，培養和提升公民規則意識。這種規則意識在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意在建立起“整個社會成員對規則現實的主觀反應”，是將制度化理念內化為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觀念，而在增強網民責任認知和規則意識方面，媒體亦大有可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網絡新媒體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