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對我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進行了系統性總結，對進一步提升“中國之治”的效能奠定了制度保障。“中國之治”，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治理國家的治理體系、治理方式、治理狀態和價值取向的綜合概括，是制度、道路、理念的統一，是現狀、過程、目標的統一，蘊含著豐富的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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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治”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開創“中國之治”的根本保證。“中國之治”就是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過程與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逐步確立并鞏固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基本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認識越來越深刻，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改革和創新，社會主義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更加重視國家制度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治理理念等方面進行系統總結與安排，成為進一步開創“中國之治”的堅實根基。

“中國之治”取法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之治”植根于中國大地，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既是“中國之治”所追求的天下大治之境，也是中國先人所追求的“大同”社會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在這個大同社會里，人人為公，人民安居樂業，百姓和睦相處。康有為所作的《禮運注》認為，“必天下為公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亦即“天下為公”是達到“太平大同”的前提條件。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中華民族長達一百余年內憂外患、戰亂頻仍的境況，實現了中國的治亂更替，開啟了再造盛世中華之歷程。“大同”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辟“中國之治”的重要思想來源和價值追求。

“中國之治”堅持德法并舉。“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在治理方式上，“中國之治”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一手抓法治規范、一手抓德治教化，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就開始帶領人民制定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開啟中國的法治之路；同時，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進入新世紀，我們黨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我們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進入新時代，我們黨進一步提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一方面要發揮好法律的規范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法治的力量引導人們向上向善；同時充分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

“中國之治”始終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旨歸。“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國家治理的最終目的都要落到人民生活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始終是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終極目的，這也是“中國之治”的旨歸。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始終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八大以來，又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當然，隨著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斷提升和日益廣泛，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需要一個不斷滿足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中國之治”得到不斷提升和邁步現代化的過程。

概言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的“中國之治”，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取法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堅持德法并舉，始終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旨歸，不斷開創國家治理的新境界。

（作者分別系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中原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