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金融開放已經進入快車道，相關金融開放政策密集出臺。外資不斷進入中國“掘金”，也給中國金融業注入新的活力。在擴大金融開放的同時，要警惕資本項目開放時加劇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結合當前中國面臨的國內外新局面，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把握資本項目開放節奏，實現金融業全面安全發展。

【關鍵詞】金融開放 跨境資本 流動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我國資本項目的開放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持續加深，深滬港通、滬倫通等連接外資的橋梁不斷被開通優化；在服務業方面對外資的開放更是涉及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幾乎所有的金融行業。頻繁密集的開放舉措反映了中國在金融開放方面言出必行、行必有果的姿態。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國內外金融形勢復雜多變，風險加劇，中國更應把握好金融開放的節奏，警惕金融開放加快階段所蘊含的風險，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

大膽推進金融服務業開放，審慎進行資本項目開放

金融開放包括兩個方面：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服務業開放。前者指的是國際收支中跨境資本交易、匯兌環節的自由流動，反映在資本和金融項下；后者指的是金融市場和機構的對外開放，反映在金融和經常項下。金融開放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在于：一是資本流動提高了投資數量和效率；二是跨境持有資產可以有效分散風險；三是引入境外機構倒逼國內金融機構改革；四是政府配合開放推進了制度改革。

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本質上是允許外資機構在中國提供金融服務，有助于中國引進國際先進金融服務理念和經驗，從而增強國內金融業的競爭力，激發國內金融機構服務能力的改革創新，進而提高效率和服務水平，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和國民。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符合自由貿易的原則，對國內金融服務業沖擊有限。

然而，金融開放不等于資本項目自由化。之所以要審慎進行資本項目開放，是因為一些國家在國內金融經濟體制不完善、風險防控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貿然放開資本項目，跨境國際資本的大規模進出，不斷沖擊國內原本平衡穩定的經濟體系，最終演變成金融危機。

資本項目開放背后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跨境資本流動即國際資本流動。其中，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內的被稱為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它受到利率、匯率、風險因素、政策因素、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強波動性、大規模變動、易逆轉的特點，跨境資本流動中的短期國際流動規模龐大，且投機性強，偏好股市、房地產等投資，容易導致資產泡沫的產生，給經濟體系帶來較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全球多次金融危機都與短期國際資本大進大出有關，以美國金融危機為例，具體表現為：危機前，跨境資本尤其是短期跨境資本大量涌入，吹大其國內的資產泡沫，而當美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之后，資本大量外逃，進而導致資產泡沫的破裂，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跨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防范對于預防金融經濟體系的系統性危機至關重要。

資本項目的開放很大程度上會提升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具體表現在：第一，易導致更大規模的跨境資本流入。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9年2月底，陸股通北向資金累積成交達到7628.13億元。債券市場的持續開放導致大量資本通過債券通流入中國。A股在MSCI明晟指數中權重的進一步提高，將帶來更加龐大的跨境資本流入。第二，加劇跨境資本流動波動性。通過深滬港通、滬倫通，流入中國A股的跨境資本規模越來越大。同時，通過這些渠道，資本可以大規模地迅速撤離A股。這樣短時期內的大進大出，大幅提高了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也導致A股的大幅波動。

資本項目的開放需要具備完善的配套機制，歷史上一些國家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盲目放開了資本項目，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例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迫于美方壓力快速開放了資本項目。由于國內外日元融資利率的差異，日本企業通過歐洲日元市場融資，資本大量跨境流入日本，導致國內資產價格（股市、房市）形成巨大泡沫，數量型、價格型調控政策全部失效。日本政府只能選擇主動擠泡沫，經濟硬著陸，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速還是經濟運行都很平穩。近年來，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向高質量、高科技轉型，金融體系不斷改革、完善。但是，中國經濟轉型尚未完成，金融監管工具、監管體制不夠完善，同時還面臨著美國不斷施壓，這樣的狀況與當時的日本相似。吸取了日本金融開放的經驗教訓，中國要警惕加快金融開放帶來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審慎地放開資本項目。

深化資本項目開放的相關舉措

在中美貿易摩擦反復的情形下，我國經濟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加劇，系統性風險的防范是中國未來幾年的重點工作任務之一。資本項目開放會加劇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風險，因此，中國資本項目的金融開放應是漸進的、可控的。深化資本項目開放需要協調國際合作、改善金融經濟體系和加強宏觀監管，具體措施包括：

首先，加快制度改革，創新貨幣政策，加強國際合作，穩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越來越開放的資本賬戶意味著規模更大、流動更復雜的跨境資本以及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要完全放開資本項目，首要前提是具備完善的貨幣政策體系，調控方式也要從數量型轉變為價格型，提高利率調節能力，貨幣政策工具應足夠應付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開放的金融體系所面臨的風險極易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在風險防范領域，要加強事前防范的國際合作和協調，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監管政策體系的合作。

其次，謹慎放開，先長后短，結合外匯儲備管理，必要情況下實施資本管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特點是波動大且方向易逆轉。因此，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次序中，可以先放開長期國際資本，后放開短期國際資本；資本管制和外匯儲備政策雙管齊下，減少資本大幅波動給一國匯率和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再次，持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實行逆周期調節，監控跨境資本異動。在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跨境資本流動易引起國內資本的跟隨反應，引發市場的劇烈波動。不僅要防止跨境資本的大量流出，還要防止資本特別是短期國際資本的過度流入。所以，要完善宏觀經濟政策，提高匯率政策、外匯儲備管理、利率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的靈活性，創新完善宏觀監管框架，實施逆周期調節，加強宏觀政策協調。

最后，做好國內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高質量、高效率、高科技的方向轉型，提高國內經濟基本面。做好國內經濟改革，提高國內經濟基本面是吸引外資、利用外資、留住外資的有效手段。對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須優化融資信貸結構，加大對高質量企業的金融支持；改善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提高民營企業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邊際貢獻，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讓跨境資本“愿意來”“不愿走”，讓國內外資本共同分享中國經濟轉型帶來的新紅利。

（作者分別為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王曙光：《論競爭中性原則與金融高質量發展》，《人民論壇》，2019年第10期。

責編/韓拓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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