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營經濟問題引發了空前的關注，專家學者的討論算是比較詳盡了，相關部門已經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幫助化解民營經濟的困境，但爭議依舊持續。人們困惑的地方在于，為何民營經濟突然就“不行”了？迄今關于民營經濟的討論都只著眼于現狀和似是而非的真相，一些核心的環節均未觸及。雖然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成就和問題都已經有很翔實的數據描述，但看待民營經濟問題的邏輯依然是需要斟酌的。

民企困境不盡相同，但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普遍的困境現象，國企同樣面臨發展困境

一般認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經濟動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尤其巨大。出口需求下降導致眾多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企業陷入經營困境，而這部分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據大多數。也正是從這個時間節點開始，民營經濟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開始在走下坡路。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全球經濟似乎沒有確定性復蘇，而我們的民營經濟自此便在困境中掙扎。如果說，出口是引發民營經濟走入困境的一個誘因，那么似乎這種負面沖擊只是一個暫時性因素。原因在于，出口需求下降時，出口導向型企業可以通過向國內市場轉移來填補這個需求缺口，對單個企業來說，只要自身的產品有足夠的競爭力，那么就足以實現這一需求替代，因此從長期看，好的企業并不會陷入困境。事實上也是如此。一些優秀的民營企業通過開拓國內市場，實現了需求缺口的填補，渡過了難關。

另一種說法是，民營經濟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陷入困境，導致現金流緊張。而一些銀行因為存在制度歧視，對民營經濟的貸款偏少，加劇了民企走出困境的難度。融資難是民企的普遍問題，也是被眾多專家學者和企業家詬病的關鍵所在。那么民營經濟融資受到制度歧視是否是一個普遍問題？根據筆者研究，以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國有上市公司平均杠桿率為0.483，民營上市公司平均杠桿率為0.443，兩者之間并沒有顯著差異。如果進一步細分長期杠桿率和短期杠桿率，那么長期杠桿率方面，國企上市公司的均值為0.084，民企上市公司的均值為0.064。短期杠桿率方面國企上市公司均值是0.411，民企上市公司為0.386。短期杠桿率的差異不大，長期杠桿率的差異顯著。由于長期杠桿率涉及到銀行長期貸款，這就可能成為上市公司貸款融資制度歧視的有效證據。

但假如進一步按照企業規模來劃分，似乎更能說明問題。不分所有制，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杠桿率均值為0.566，中等規模上市公司杠桿率均值為0.461，小規模上市公司杠桿率均值為0.387。大規模上市公司和小規模上市公司杠桿率差異顯著。其中進一步細分長期杠桿率和短期杠桿率，就長期杠桿率而言，大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119，中等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069，小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045。而從短期杠桿率看，大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449，中等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399，小規模上市公司均值為0.354。通過按規模劃分，可以看出，無論是長期杠桿率還是短期杠桿率，差異都非常顯著。尤其是長期杠桿率，大規模上市公司和小規模上市公司相差巨大。這說明真正影響上市公司融資待遇差異的可能是規模，而不是所有制因素。也就是說，銀行僅僅是偏好于大規模企業，存在貸款方面的規模歧視而已。如果在分析企業困境時，不進行重要因素的細分，就可能導致對問題本身的錯誤判斷和理解。實際上對銀行來說，規模歧視要比所有制歧視更容易理解。理由很簡單，越大的企業內控越完善、制度越規范、資產越多，貸款的風險越小，并且貸款的風險評判和識別也越容易。銀行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貸款的成本最小化實際上是一種利潤最大化行為。信息不對稱，導致銀行不敢貸款。商業銀行要支持實體經濟，前提就是要做好對企業的甄別，關鍵是如何做到風險可控、成本可控，又兼顧效率。因此，不能把銀行的這種逐利行為簡單等價于制度歧視。

還有一種說法是，上游企業國有化程度高導致下游民營企業利潤被擠占。上游企業是資源型行業和金融業，這兩個行業存在自然壟斷性質，因而獲得壟斷租金。但真正的問題是在壟斷，而不是在所有制。我們可以假設上游行業對民企開放了，把國企民營化或者替換成民企，但不解決壟斷問題，是否就能夠解決目前民企所面臨的現狀？同樣不能。只要是處于壟斷地位，無論國企還是民企都有可能獲得壟斷租金，這和所有制無關，但是和壟斷有關。上游行業所要進行的改革應該是進一步強化反壟斷，引入更有效的競爭機制。可以參照的是電信行業，2011年電信反壟斷案后，幾大國有電信運營商之間展開競爭，從而大幅度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實踐證明，在市場化競爭機制有效的前提下，國企、私企同樣可以遵循市場規律行事。

但從上市公司的狀況看，民企的困境不盡相同。有些民企發展得好，有些民企發展得差，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普遍的困境現象。這種現象同樣也在國企中存在，并非所有國企都發展良好。上市公司之間的差異化和公司自身的行為以及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關，和制度歧視并無必然關系。通常看到陷入困境的民企以中小規模企業居多，問題在于中小規模的企業原本就抗風險能力差，這是規模問題。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中小企業尤其脆弱，這則是經濟周期的問題。發展規模與經濟周期兩大因素，可以說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兩大真正元兇。如果不看到這個真相，我們很容易陷入到制度歧視的幻覺當中，找不到真正幫助民企脫困的藥方。

當一些民企走向巔峰，另一些民企卻倒在競爭的路上，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民營經濟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逐步成長起來。最開始是從事商品流通和簡單的產品制造，到后來擴展到復雜的產品制造和服務業。這個發展過程中除了部分企業能夠自覺脫胎換骨，成為有影響力的大企業，更多的企業還是停留在挖掘市場盈利機會以及依賴低成本優勢上。隨著市場上競爭者越來越多，挖掘市場盈利機會的難度越來越大，對低成本優勢的依賴度就隨之上升。這種低成本依賴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低人工成本，二是低生產成本。后者在早期形成了質量差的壞聲譽，嚴重影響了民營企業整體的形象。隨著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著重從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是一些民營企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這些企業最終會成為競爭的獲勝者，并會逐步改變民企的市場形象。這些企業通過質優價廉的商品打入國際市場，成為全球重要的商品供應商和原材料、零部件供應商，并被國際大企業青睞。由此民企也開始走向一個發展的巔峰。

但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給民企帶來了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競爭越充分，行業利潤率就會越低，最終民企輕松賺錢的時代開始逝去；另一方面，競爭會提高要素市場的價格，促使人工成本上升，這又進一步導致企業利潤下降。所以，如果說“民企的好日子慢慢不再”，本質上是市場競爭的緣故。這也符合所有經濟體的產業發展規律，即任何一個產業在給定技術的前提下，都會隨競爭程度的上升而導致大量的企業退出，最終這個行業只能是幾個寡頭存活。這是行業寡頭化的必然趨勢。行業寡頭化恰恰是行業成熟的標志，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大量的競爭者倒閉，退出這個行業。當看到一些民企走向巔峰的同時，實際上相伴而來的是另一些民企倒在競爭的路上。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在經濟繁榮的時候，由于企業可以通過競爭獲得上升通道，有競爭力的企業可以脫穎而出，掩蓋了大量競爭者退出的客觀事實。也就是說，經濟繁榮的時候人們看不見倒閉的企業，并非沒有倒閉的企業，而僅僅是人們只關注現存成功的企業而已。而在經濟衰退的時候，當現存企業也活得艱難的時候，才會讓人們開始特別關注失敗的企業。實際上無論身處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失敗的企業原因類似，并沒有表現出特定的方面。只不過在經濟衰退時，人們對企業失敗尤其在意，形成了過度關注，從而會放大失敗的特定因素，這反而會讓對企業的正常分析陷入迷思。

從數據上看，民企的困境并非從2008年開始。和流行的看法不同，數據所顯示的是民企經歷了一個高回報率和低回報率的周期，這個轉折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通常人們分析民企困境都僅僅在意宏觀的或者行業的數據，忽略了民企盈利能力的歷史變化。通過制造業數據可以說明問題。圖一是關于制造業上市公司和全體上市公司ROA（即資產回報率）數據歷史趨勢的比較。從這個數據上可以看出，制造業上市公司的ROA從1995年就開始持續下降，直到2001年達到谷底，此后逐步恢復，2008年再次陷入低谷，經過短期復蘇后，從2012年開始進入下降趨勢。由于制造業上市公司占全體上市公司數量的比重大，因而制造業上市公司ROA的變化和全體上市公司ROA的數量變化趨勢基本一致。

從圖一可以看出，用ROA為指標簡單度量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可以看出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呈現出周期性的波動，這一波動和宏觀經濟周期有關。當經濟繁榮的時候，制造業上市公司容易保持較高的ROA，而當經濟衰退時，則面臨較低的ROA。這種變化趨勢和市場經濟下的公司變化類似，并沒有獨特性。但經濟周期顯然并非唯一影響制造業盈利能力的因素，公司自身的行為才是導致其盈利能力可持續的關鍵。技術水平高、業務模式先進的公司盈利能力就強，盈利可持續性就好。而技術水平低、業務模式落后的公司盈利能力就差，缺乏可持續性。

分析民營經濟的困境，需要搞清楚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

民營經濟早期發展能夠獲得高回報，存在一些共性因素，比如享受了人口紅利，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轉移，導致人工成本低廉，客觀上提高了企業的邊際利潤率；享受了制度紅利，改革開放給企業發展提供了各種制度上的套利空間，使得民營經濟可以從事制度套利，這是早期民營企業做生意容易獲利的重要原因；還有就是國有企業的溢出效應，國有企業已經培養了成熟的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民營企業通過靈活的機制可以迅速挖人，這種人才流動給民企大幅度節約了人力資本的投入。凡此種種，民企具有高回報在情理之中。與其說是民營企業具有制度優勢，不如說是恰逢天時地利人和，時勢造英雄而已。盡管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民營企業家的企業家能力非常關鍵，比如盈利機遇、敢于創業、能夠引入靈活有效的管理機制等，但也不能忽略了共性因素。事實上，一旦國企實現了市場化的轉型，適應了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同樣也可以獲得很強的競爭力，制造業中不乏優秀的國企。如果看不見這些共性因素，就很容易放大一些特性因素，誤導政策的制定。

同樣的道理，民營經濟陷入困境也存在許多共性因素。而經濟周期就是因素之一。經濟不景氣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上市公司整體盈利能力下降，如圖一所示。不過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整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ROA也下降了，原因是什么？這和早期的有利的共性因素逐步耗散有關。首先，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耗散。隨著企業數量增多，現存企業規模逐步擴大，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大幅度上升，過去人口紅利下勞動供給大大高于需求的局面逐步改變，發達地區開始出現用工難的現象，這說明勞動市場的供求關系開始逆轉。人工成本上升是必然趨勢。其次，市場化過程逐步擴展和深化，制度越來越完備，通過制度缺口進行套利的空間越來越小。再次，國企自身也在不斷改革，國企向民企單向的人才流動勢頭趨緩，并且國企的人才存量也有限，這就迫使民企不得不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導致相應的成本增加。這些共性因素都會擠壓民營經濟的獲利空間，從而導致“不思進取”的民企無法可持續盈利。

除了以上這些共性因素，還有一些特性因素。首先，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利潤占整體上市公司利潤的比例低，1997年之前還能占三分之二以上，到2000年以后只能占到四分之一，迄今只能占到17%左右，而近年來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量持續增長，占整體上市公司總數的三分之二。當然，這個數據不能完全說明制造業地位的變化，因為一些非制造業上市公司陸續上市會稀釋這一比例，但歷史趨勢的變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制造業的困難。對比銀行業的利潤水平，就可以看出，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盈利比較困難。這個困難和上游企業的壟斷有關。較高的資源價格和較高的融資成本導致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成本水平升高，盈利能力自然就受到影響。這是目前的一個共識性結論。其次，制造業盈利能力缺乏可持續性和創新有關。上市公司創新能力強，盈利的可持續性就好，反之就差。創新包括技術、制度和商業模式等方方面面。民營經濟傳統的盈利模式都是靠成本節約，也就是依賴節流，但開源這塊做得不夠，許多公司都是重復低技術水平的生產活動，缺乏創新激勵。公司資金更多地用于簡單地套利活動，比如金融和地產，而不是投資于專業化生產。一些金融學家已經發現，A股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很高，專業化程度很低，這是創新水平低的體現。由于缺乏創新，很多民營企業只能賺辛苦錢。再次，也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制度成本問題。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各種企業進入和運營的手續復雜，日常檢查和監督活動頻繁，資源和人力資本流動性不暢，地方保護嚴重，市場存在行政化分割，等等。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而言，面對的制度成本較高，很難獲得較高的盈利能力。

創新才是民企走出困境的最關鍵密鑰

當前民營經濟的困境一部分原因在于經濟周期的變化、傳統紅利的耗散以及簡單套利機會的減少，還有一部分原因則在于制度成本、壟斷和創新等方面因素。共性因素無法避免。對民營經濟來說，能解決的是特性因素，在這些特性因素中，有一部分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來解決，而另一部分則需要民營經濟通過自身轉型加以解決。具體來說，首先，政府應該重視營商環境的再造，通過深化體制改革，減少行政管制環節，提高監管效率，降低行政管制成本。在政策執行中，把支持民營企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加大減稅力度，通過精簡行政審批事項和收費等，真正把企業負擔降下來，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同時遇到市場需求不足、成本上升、國際經貿不確定因素增多等困難，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主動服務民營企業發展、改善營商環境的改革，讓民營企業有更多的獲得感。其次，通過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弱化上游行業的壟斷行為，加強行業內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再次，民營企業自己也要爭氣，講正氣，走正道，發揚老一輩艱苦奮斗的精神，憑借不畏風險迎難而上的果敢勇毅、敢于嘗試大膽創新的首創精神，調整粗放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不斷增強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進入新時代，新一代民營企業家更當鼓足干勁，再立新功。在不斷自我完善中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注入不竭動力，助力民營經濟航船行穩致遠。

同時，政府相關政策不應該集中在救助上，而應該集中在對市場競爭環境的維護和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上。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生生死死是正常現象，經濟衰退時大量的企業倒閉也是正常現象。對民營經濟的重視不能傷害到市場競爭規則本身，恰恰相反，應該通過完善市場競爭規則來幫助民企。國企需要改革，民企也需要改革；國企需要轉型和升級，民企同樣需要轉型和升級。創新才是民企走出困境的最關鍵密鑰。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