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極大拓展了海洋政治研究的主體，拓寬了海洋政治研究的維度。拓展后的主體包括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拓展后的研究維度包括實踐維度、認知維度以及感知/狀態維度。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的研究維度拓展，將為海洋政治的理論認知與具體實踐提供更為廣闊的動力與空間。

【關鍵詞】“海洋命運共同體”   海洋政治  海洋感知/狀態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極大地拓展了海洋政治研究的維度，把海洋政治研究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海洋命運共同體”意味著在海洋場域內的一切存在都處于共存、共治與共享的關系互動中，海洋場域的研究主體將發生拓展，從而帶來海洋政治研究維度的全新提升。

海洋政治研究的主體拓展：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

以往的海洋政治研究基本鎖定在兩個傳統維度，即實踐維度與認知維度。其一，實踐維度。由于長期以來海洋政治研究主體鎖定在國家與人，而國家與人具有行為能力與實踐能力，因而海洋控制、海洋開發、海洋治理等實踐就成為海洋政治研究的基本維度之一。在實踐維度內，展開諸如海洋探險、海洋交通、海洋貿易、海洋戰爭等研究。其二，認知維度。由于海洋政治的研究主體是國家與人，而人具有認知能力，因而海洋思想、海洋文化、海洋理論等就成為海洋政治研究的基本維度之一。在認知維度內，展開諸如海權思想、海洋冒險精神、海洋重商主義、海洋法律法規、海洋自由等探索。

“海洋命運共同體”提出后，為了共存、共治與共享關系的維系，海洋場域內的一切存在都被納入其中，這極大地拓展了主體范疇。在海洋場域內，實現共存、共治與共享，需要國家與人審慎地處理與派生組織的關系，因為這些派生組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在海洋場域內與國家和人展開合作與競爭；在海洋場域內，實現共存、共治與共享，需要國家與人審慎地處理與其他生命的關系，因為這些生命為國家與人提供著物質與精神供給；在海洋場域內，實現共存、共治與共享，需要國家與人審慎地處理與非生命的關系，因為這些非生命為我們提供了最基本的活動載體。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邏輯，我們可以發現海洋政治研究的主體逐漸呈現出來，即組織主體——國家與組織；生命主體——人與海洋生物；非生命主體——海洋非生命。

長期以來，人們對海洋實踐與海洋認知的研究一直處于傳統維度。在傳統思維之下，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要么成為國家、組織以及人的實踐與認知對象，要么在海洋政治研究中成為被忽略的部分。可以說，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一直是海洋政治研究中的被動存在。而我們以“海洋命運共同體”的視域重新審視海洋場域，將會發現海洋場域的主體擁有廣泛的存在。由此，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開始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且逐漸作為研究主體的身份出現。

那么，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的特性是什么呢？首先，海洋生物無法同人類一樣進行認知，但是同人類一樣具有感知能力。海洋生物與人類都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體，我們可以將其劃歸為一個主體。二者彼此感知，又在對其他兩個主體，即國家與組織、海洋非生命進行感知。而海洋非生命既無法認知，也無法感知，但是，諸如海水、大氣、海床、海溝等的存在狀態一直都處于變化之中，任何一個海洋非生命的狀態變化都影響著其他海洋非生命的狀態變化。更為重要的是，海洋非生命的狀態變化在內部釋放影響的同時，也會將影響釋放給其他兩個海洋主體。因此，感知/狀態，就成為海洋政治研究的一個全新維度。

總之，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可以確定海洋政治研究的三大主體——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根據這三大主體的自身特性與群落特性進行創新研究，在傳統實踐維度研究與認知維度研究的基礎上，基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具有的感知與狀態反應，拓展出感知/狀態維度，無疑具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海洋實踐維度的研究議題：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海洋治理型議題

在林林總總、時間漫長的海洋實踐中，存在著線性發展的三種實踐維度的研究議題，即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與海洋治理型議題。這些不同類型的議題構成了海洋政治實踐維度的研究對象。

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實踐維度的三類研究對象存在重新解讀與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一方面，對每一類研究對象的出現時間、出現動因、具體內容、發展趨勢、議題影響以及應對策略進行綜合分析。具體包括：海洋控制型議題從海洋戰爭到關鍵航道、關鍵海域控制，從南海爭端、東海爭端到航行自由，從海洋戰略到海洋秩序，等等；海洋開發型議題從海洋區域劃界到海洋技術開發與應用，從海洋能源開采到海洋礦石開采，從海洋運輸到海洋捕撈，從海洋食品到海洋制藥，等等。海洋治理型議題從保護海洋環境到打擊海上犯罪，從監控海洋氣候到防止海洋公地悲劇，等等。另一方面，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透過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與海洋治理型議題具有線性發展特征的表象，議題的規律、背后的旨趣以及解決的思路會有更多的呈現。

其一，依據功能指向，我們對實踐維度的研究議題——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與海洋治理型議題進行分類，在傳統線性發展的表象研究中發現其存在非傳統的一面。傳統的研究結論是：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海洋治理型議題是一個按照時間順序的演化過程，并且議題的性質不斷在屬性突變中推進，即從海洋控制到海洋開發再到海洋治理，折射出的是海洋政治從權力博弈到利益博弈的變化。然而，由于海洋社會特性的權屬模糊與認知模糊，即便是在海洋實踐進入治理型議題的當下，全球化導致的以經濟為特色的海洋區域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導致的以領土為特色的海洋區域化，加之海洋資源開發的助推，以及所謂“航行自由”的攪動，實踐維度的海洋控制型議題依然是當今以至于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海洋政治研究的主要問題。即海洋控制型議題、海洋開發型議題與海洋治理型議題是一種具有時間復合型的海洋實踐議題。海洋政治研究的實踐維度從來不是一個線性演進過程，它充滿著時間與內容的疊加。

如果說非完全線性發展是海洋政治力學的一個方面，那么“高級控制議題”與“低級控制議題”則是另一個方面。兩者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海洋政治力學的湍流現象。涉及海洋控制型議題的海洋軍事、海洋戰略、海洋爭端、海洋沖突與海洋戰爭等，都是“高級控制議題”，其從過去到現在逐漸呈現出減弱的趨勢；與此同時，涉及海洋控制型議題的北極航道開發、海上犯罪、海域多元安全挑戰等“低級控制議題”，卻呈現出增強的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級控制議題”與“低級控制議題”相互滲透。例如，作為“低級控制議題”的海警力量正在越來越多地介入海洋爭端這類“高級控制議題”之中。

其二，如果說海洋控制型議題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與組織主體的角色與功能，那么海洋開發型議題則讓更多主體的角色與功能呈現出來。對海洋開發型議題的探討，是海洋政治的三個主體——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之間的貫通性構建，也是將三個主體逐漸呈現出來的過程。海洋科技、海洋能源、海洋礦藏、海洋食品與海洋制藥等是具有利益指向、蘊含巨大動力的海洋開發型議題，在實踐維度上第一次囊括并貫通了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三個主體。

如果說海洋開發型議題是利益驅動的，那么以其為媒介進行貫通與整合研究時會發現，對某些主體或某一主體而言是利益獲取，對某些主體或某一主體而言則是利益受損。長期來看，如果缺乏有節制地輸送，三個主體最終將陷于共輸狀態。由此，在長期的所謂海洋開發之后，在完成三大主體的呈現與貫通之后，出現的將是三大主體之間的利益緊張甚至對立。

其三，對海洋治理型議題的演化進行逐一分析，會發現其呈現出權力與利益的博弈、國際與國內的博弈，以及它們與海洋責任和海洋倫理之間的博弈。

一方面，從理論上而言，海洋治理需要各行為體對共同的海洋挑戰進行共同應對。但事實上，面對海洋環境、海洋氣候等問題，各個國家很難堅持共同負責且又區別分擔的原則，一些國家甚至推卸責任。這反映出不同國家在海洋權力與海洋利益上存在長期的博弈。比如，大國與小國、受到海平面升高威脅的國家與未受到威脅的國家存在著博弈。即使在同一國家的內部，也存在著對海洋治理的不同態度。因此可以說，海洋治理是一個牽涉權力與利益、國際與國內關系的實踐議題。另一方面，海洋治理也是海洋責任問題與海洋倫理問題。盡管海洋責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如進行海難救助、維護海洋家園等，但由于參與海洋治理的國家、組織、個人存在博弈，因而海洋責任經常被稀釋，甚至消失。事實上，海洋治理既需要無形的海洋責任約束，也需要有形的海洋制度約束。當無法得到海洋責任與海洋制度的約束與支撐時，海洋治理無疑是無法順利進行的。這提示我們：在海洋治理實踐中，制度建設與倫理建設同等重要。

海洋認知維度的研究議題：海洋文化、海洋思想、海洋理論

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海洋文化、海洋思想以及海洋理論逐漸產生。可以說，海洋政治研究本身就是實踐中的海洋認知。傳統的海洋認知維度包括海洋文化與海洋思想，具體研究議題有：海洋考古、海洋民俗、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信仰等。我們對海洋認知維度的探討，不僅照亮了人類往昔的海洋思想足跡，更能獲取啟迪現實與未來的海洋認知。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海洋定位、功能指向、空間樣態、身份倫理等體現出了海洋認知的不同維度。

對海洋定位的認知。對于人類而言，海洋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人類對海洋定位的認知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海洋是一種安全的屏障、海洋是一種交通與利益的通道、海洋是人類發展與生存的寶藏。在各個文明區域以及各個國家的最初認知中，受海洋知識與航海能力限制，人們對海洋的定位是既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阻礙自己。隨著人類海洋知識、航海能力以及科技能力的拓展與提升，海洋因其連續性與流動性，成為人類獲取與輸送利益的平臺。當前，隨著陸地資源的日漸枯竭以及科技能力的突飛猛進，海洋成為人類文明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希望之地。

對功能指向的認知。海洋文化、海洋思想與海洋理論的拓展，與海洋實踐的進行休戚相關。人類海洋思想與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海洋控制的思想與理論、海洋開發的思想與理論、海洋治理的思想與理論。海洋控制的思想與理論基于國家的視域，以海權概念為中心，以海洋控制為目標，以對抗與競爭為本質，以海軍力量為主要依托，以海洋秩序與海洋規則為輔助支撐。海洋開發的思想與理論基于國家與人的視域，以權力與利益概念為中心，以獲取海洋資源為目標，以競合為本質，以海洋科技與海洋規則為主要依托，以海軍力量為輔助支撐。海洋治理的思想與理論基于人類整體的視域，以責任概念為中心，以人類生存為目標，以合作與分擔為本質，以海洋責任機制為主要依托。

對空間樣態的認知。海洋空間樣態的認知大體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即混沌階段、平面階段、開始由平面向立體轉化階段、平面化與立體化并存階段、立體化階段。人類對海洋的最初認知是混沌的，在人們的印象中，海洋是一個模糊的存在。隨著航海能力的發展，人們行走于海洋中，海洋的平臺功能與平臺樣式呈現出來，逐漸成為一個平面存在。而人類海洋活動的日益廣泛，使得海洋的平面存在開始向立體存在轉化，海洋之下的世界逐漸被人類探索。當前，隨著海洋開發需求的不斷加大，海洋不再是一個平面存在，而是逐漸成為一個平面與立體并存的存在。未來，隨著人類海洋探索的逐漸擴展，海洋空間樣態的立體化階段將會真正到來。

對身份倫理的認知。人類對于海洋身份倫理的認知主要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海洋是完全的外部空間，存在著樸素的海洋倫理認知；海洋由完全外部空間向可利用的外部空間轉化，海洋倫理有所褪色；海洋的外部空間性進一步降低，海洋倫理進一步褪色；海洋的外部空間性與內部空間性并存，海洋倫理在跌入低谷后開始有所反彈；海洋不再具有外部空間性，僅具有內部空間性，海洋倫理回潮。可見，海洋身份認知與海洋倫理定位彼此緊密互動。最初，在人類的認知中，海洋是神秘的存在，因而對其的思考是敬畏的，此時海洋的身份是完全的外部存在。此后，隨著認知能力的不斷提高，人類對海洋思考的敬畏性有所降低，海洋由完全的外部空間向可利用的外部空間轉化。而人類控制與開發海洋能力的提升，使得海洋成為謀求權力與獲取利益的存在，海洋倫理不斷衰退。當前，海洋的過度開發與利用使得人類的海洋倫理認知開始觸底反彈。比如，過度開發引發的海洋污染、海洋災難等，迫使人類不僅關注國家與自身，也把目光投向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海洋倫理開始回歸。

感知/狀態維度的研究對海洋實踐維度研究以及海洋認知維度研究具有重要影響

感知/狀態維度研究是指對海洋生物、無生命物質與現象之間進行相互感知和狀態反應的研究，其內涵包括進行相互感知和狀態反應的對象，感知/狀態議題的系統化、社會化、政治化過程，感知/狀態的反應流向，感知/狀態的現實呈現與潛在呈現，感知/狀態對實踐與認知維度的影響，等等。

感知/狀態的對象。海洋生物不具有認知能力，但具有感知能力；海洋無生命物質與現象既不具有認知能力也不具有感知能力，但具有狀態反應。這使得感知/狀態構成了一個擁有巨大研究潛力且內容極為豐富的研究領域。涉及感知/狀態的傳統議題包括海洋生物學、海洋氣象學、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地質學等。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傳統議題進行社會化與政治化建構，使其進入海洋政治的研究范疇。

例如，《物種起源》不僅將生物與非生命物質的感知/狀態研究引入社會學領域，而且將其演化為一種政治命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可見，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的感知/狀態反應，對人類社會演進與世界政治發展具有深遠的塑造功能。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將感知/狀態維度呈現出來，進行系統研究，緊密跟蹤與科學分析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感知/狀態反應的社會化與政治化，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

感知/狀態的反應流向。感知/狀態之間存在一定的反應流向，比如，人與海洋生物對海洋非生命物質與現象作出感知，海洋非生命物質與現象對人與海洋生物作出狀態反應。同時，人與海洋生物之間存在互動的感知流向，海洋非生命物質與現象之間存在著互動的狀態反應流向。不同感知/狀態的流向圖譜，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意義。

感知/狀態的現實呈現與潛在呈現。感知/狀態的現實呈現是，人與海洋生物對海洋非生命物質與現象作出感知，諸如感知海洋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海洋板塊變化等；海洋非生命物質與現象對人與海洋生物不斷作出狀態反應，諸如海洋污染引發氣候異常，海洋能源開采引發海洋板塊與地殼變動，等等。而感知/狀態研究的政治意義，正是把海洋災難、海洋污染、海洋生物危機、海平面升高等越來越令人不安的研究對象呈現出來。當然，由于人類實踐與認知的有限性，可以確定的是，許多感知/狀態的呈現是潛在的。具有現實性呈現與潛在性呈現的感知/狀態研究，不僅為海洋政治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動力，也對生存在大部分被海水覆蓋的地球上的生命提出了政治命題，對海洋實踐維度研究與海洋認知維度研究具有重要影響。

總之，“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揭示出了傳統海洋政治研究的主體缺位與維度缺位問題。運用“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推進海洋政治研究，將極大拓展海洋政治研究的主體，從而拓寬海洋政治研究的維度。拓展后的主體包括國家與組織、人與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拓寬后的研究維度包括實踐維度、認知維度以及感知/狀態維度。基于“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的研究維度拓展，將為海洋政治的理論認知與具體實踐提供更為廣闊的動力與空間。

（作者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海洋政治學的中國話語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9YJAGJW00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集體會見出席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外方代表團團長》，新華網，2019年4月24日。

②胡波：《國際海洋政治發展趨勢與中國的戰略抉擇》，《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2期。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