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前后，各種社會思潮紛紛涌入中國，呈現(xiàn)出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生動局面，社會主義成了公認的、最流行的一種新思潮。除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產生、流傳于西方世界的許多社會主義流派，如無政府主義包括無政府共產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以及合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都披著一層社會主義的面紗，在中國大地上競相傳播。互助論也是五四時期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社會主義流派。當時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毛澤東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互助論之所以能產生廣泛的影響，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既有國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會心理因素。隨著工讀互助團實驗的失敗，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拋棄了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幻想，最終實現(xiàn)了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

一

互助論是五四時期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社會主義流派，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創(chuàng)立者是俄國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克魯泡特金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其代表作《互助論》（Mutual Aid）（原名《互助：一個進化的因素》）中，他根據許多事實，反復申明：動物同種里沒有自相殘殺的情形，只有互助維持的趨勢，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環(huán)境的嚴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則因少費能力而能保持極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動物多繁衍，強盛。……所以動物的互助，也正是進化的公例。在此基礎上，克魯泡特金斷言：達爾文說的生存競爭、自然選擇，不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進化的真正因素。“不論是在動物界還是在人類中，競爭都不是規(guī)律。”恰恰相反，不要競爭、避免競爭才是“自然的傾向”。(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6、77頁。)把生物界的互助進化規(guī)律套用來考察人類社會，克魯泡特金認為,互助不僅是動物界，也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人類依靠互助的本能，毋須借助權威和強制，就能夠建立和諧的社會生活，并在人類互助進化中實現(xiàn)正義、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則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這種理論，實質上是混淆階級界限，反對階級斗爭，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社會改良。當然，不可否認，互助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尖銳的批判，其中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互助論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此，我們應當全面地進行剖析。

首先，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把“互助”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創(chuàng)造新社會的發(fā)端。希望在互助進化中進行社會改造，建立相愛互助、和諧平等的理想社會，并真誠地為之進行各種實驗。

五四運動前后，探索新的救國之道、改造社會的呼聲在進步知識界中日益高漲。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助論的影響，并一度把其作為新的救國之道和治世方案。1919年7月，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中寫道：“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zhàn)爭而生存，不能依戰(zhàn)爭而進化。”(《李大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頁。)在理論上提倡的同時，李大釗還積極參加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他是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熱心支持者。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上，李大釗作為發(fā)起人之一簽名，號召各界為工讀團捐款，自己也為之慷慨解囊。(《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頁。)

惲代英早期也深受互助論的影響，主張“與其提倡爭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他把互助作為改造社會的方法，真誠地說道：“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預備奮斗之力量。果一般學生卒業(yè)后，能仍如今日之尚氣節(jié)，敦品行，仍如今日之愛同類，相扶持，三五年后，社會即將發(fā)生一種切實能力，此或為救人類根本之法歟。”“我信只要自己將自由、平等、博愛、勞動、互助的真理，一一實踐起來，勉強自己莫勉強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動的，自然社會要改變的。”（《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09頁。）惲代英就是抱著這種真誠的愿望和理想而積極開展活動的。1917年10月8日，他團結一部分進步青年倡導成立了“互助社”，這是五四運動前在武漢地區(qū)出現(xiàn)最早、影響較大的進步社團。顯然，互助社的成立受到克魯泡特金互助論的影響。它之所以定名為互助社，即是“取克魯泡特金新進化論的意義”。1920年2月，惲代英又以互助社為基礎，創(chuàng)辦了利群書社，社內實行半工半讀的共同生活。書社的性質及目的，惲代英在日記中說得一目了然：“這是創(chuàng)辦一個獨立的事業(yè)，投身生利場合的第一步，實行一部分的共產主義，試辦近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團體，有機會以盡力于工讀互助主義，盡能力為社會興辦各項有益事業(yè)。”（《惲代英日記》，1919年12月18日記。）

毛澤東在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也深受互助論、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影響。對此，他在與斯諾談話時曾坦率地說：“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lián)書店1979版，第128頁。）還在1918年6月，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yè)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試圖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理想社會。他們踏遍了岳麓山下的每個村鎮(zhèn)，想找一個地方試驗自己的新生活。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就是把學校、家庭和社會結為一體，建立起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會生活。蔡和森對毛澤東的設想十分贊同，“著手辦法，唯有吾兄所設之‘烏托邦’為得耳。”（《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后因忙于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事無成議”。

陳獨秀對無政府共產主義雖未表示過明顯的興趣，但有時也流露出好感。例如，1919年12月，他為中國新社會描繪的藍圖中，就把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的“相愛互助”，作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紛紛出現(xiàn)了工讀互助團，風靡一時。這是互助論廣泛流傳的結果，同時也說明這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在知識界，尤其在廣大青年中頗有影響。他們發(fā)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工讀互助運動，試圖用和平、典型示范的方式來創(chuàng)建新生活和新社會。正如互助團的發(fā)起人王光祈所說：“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xiàn)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xiàn)，那么，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五四時期的社團》（二），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369頁。）

其次，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把“互助”看作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與階級斗爭同等的位置上，看作是相互補充。

1919年7月，李大釗發(fā)表《階級競爭與互助》。這是一篇同時介紹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論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的文章。在該文中，李大釗提出“物心兩面改造”的主張和命題：“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李大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頁。）因而他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通過物質與精神二分法，李大釗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調和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李大釗認為，在人類由階級斗爭的“史前史”時期向“人類真正歷史”時期過渡時代，“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倍加努力，以圖劃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yǎng)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李大釗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李大釗的這種用人道主義來救正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反映了他對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想加以調和的復雜心態(tài)，辨別不清各種社會主義的實質和界限所在；同時也表明，這一時期李大釗的思想中帶有明顯的人道主義色彩和道德主義傾向。

1919年9月,李大釗發(fā)表了《“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文。在談到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時，他再次強調物心兩面改造。認為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也就是說，精神改造運動和物質改造運動要同時進行，如車的兩輪，鳥的雙翼，以達到靈肉一致的理想境界。而對如何進行精神改造運動，李大釗把“互助”放在突出位置，強調指出：“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xiàn)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李大釗如此重視以“互助”為“信條”的精神改造運動，把它作為改造整個社會的重要途徑之一，這就不適當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對精神改造的作用，從中也可以看出其受互助論的影響之深。

再次，從積極方面來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互助論，是擷取其中可以利用的思想，賦予其新意，以此作為戰(zhàn)斗武器，因而在當時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四時期，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zhàn)，使廣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利用“互助”思想作為武器，來反對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從理論上對其散布的戰(zhàn)爭謬論予以揭露與批駁。

早在1917年，李大釗就曾尖銳指出，凡以武力對外侵略者，所本思想皆“優(yōu)勝劣敗，弱肉強食，天演之義”。1919年元旦，他又講道：“從前講天演進化的，都說是優(yōu)勝劣敗，弱肉強食，……從今以后都曉得這話大錯。”須知“生物的進化，不是靠著競爭，乃是靠著互助。”他還引證了克魯泡特金的話：“由人類以至禽獸都有他的生存權，依協(xié)合與友誼的精神構成社會本身的法則”，強調說：“自蟲鳥牲畜乃至人類，都是依互助而進化的，不是依戰(zhàn)爭而進化的。”

顯然，當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極力宣傳“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其外侵內爭提供借口，進行辯護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利用互助論作為思想武器對其進行抨擊，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

互助論之所以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盛行一時，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其中既有國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會心理因素。

首先，從當時半封建的國情來看。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會主義時曾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頁。）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不發(fā)達，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尚未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缺乏肥沃的土壤。落后的社會經濟，不成熟的階級關系和半殖民地中國與馬克思主義故鄉(xiāng)的歐洲的極大差異，給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造成極大的困難。加之他們當時所能讀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十分有限，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片斷和零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理論準備不足、理論水平不高，區(qū)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情況下，受到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次，中國幾千年來對大同社會的向往和追求，成為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最初接受互助論的文化心理因素。

中國的大同思想源遠流長。《禮記·禮運篇》為我們描述了一個美好的大同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互助博愛的大同世界，成為幾千年來中國人不懈的追求和向往。直到民族危機深重的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國救民道路的艱辛歷程中，仍然把救亡圖存與對美好社會的追求緊密結合起來。互助論揭露了資本剝削的貪欲，譴責私有制帶來的種種弊端，主張取消私有財產，實行共產共有，并描繪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妙遠景。所有這些與中國古老的大同社會理想、與中國人對美好社會的追求有著某種相似性，有相通之處。正因為此，互助論一傳入中國，就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和偏愛。李維漢后來回憶說：“我們讀了那些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對于書中描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妙遠景，對于那種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人勞動、人人讀書、平等自由的境界，覺得非常新鮮、美好，覺得這就應該是我們奮斗的目標。”（《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頁。）

第三，改良主義傳統(tǒng)也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心理因素。

考中國千余年的封建歷史傳統(tǒng)，既有農民起義不畏強暴、反對強權的大無畏精神，也有逆來順受、甘受壓迫的社會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后者顯然具有更廣泛的基礎和深刻的持久性。即使對探索救國之路、致力于改造社會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改良主義也是他們的第一選擇，最初并不傾向于革命和階級斗爭。惲代英曾坦言：“我是一個膽怯的人，亦十分不愿意看見流血的事。”因此，對于這些抱有改造社會的強烈愿望，而又害怕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知識分子來說，互助論為他們提供了看似最佳的選擇。互助論所主張的廢除一切強權和剝削，提倡互助，通過互助勞動即可實現(xiàn)“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自然為先進知識分子所歡迎和接受。

三

互助論雖然在當時風靡一時，但是，凡是不科學的理論，不論它是怎樣地受到鼓吹和贊揚，都不可能逃脫在實踐中遭到失敗的命運。在互助論指導下紛紛成立的工讀互助團，由于偏離現(xiàn)實生活太遠、經濟困難、人心渙散等原因，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實際上只存在了3個月就被迫解散。其他各種互助實驗在實踐中也屢屢碰壁，很快就宣告破產。互助論實驗的迅速破產，把其缺陷集中地暴露出來。它恰似一副清醒劑，促使原來朦朧向往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勇敢而又理智地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由空想社會主義轉向科學社會主義。

惲代英在總結自己痛楚的教訓后得出結論：“在這樣不合理想的環(huán)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業(yè)，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改造須全部改造。須將眼前不良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加一種有效力的攻擊。不然，總是沒有益處。”（《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頁。）對于惲代英的這一轉變，董必武曾有過這樣的回憶：“那時，武漢有一個激進的青年團體，他們有烏托邦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熱衷于搞‘新村運動’。……他們的領導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名叫惲代英”。“這些‘新農村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不久他們就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并有許多人參加了共產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頁。）

毛澤東在試驗空想社會主義一系列活動失敗后，終于慨然嘆息：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論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辦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還將當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概括為社會政策、社會的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即羅素的假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5種，并一一作了比較、分析，明確提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他指出：“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頁。）這種分析與鑒別，清晰地表明了毛澤東對“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的最終選擇。

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xiàn)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頁。）明確表示要用社會主義原理和方法改造中國。他還反復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建立與蘇俄一致的共產黨。

李大釗則劃清了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界限。他指出：近世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劃一新時代。他們以前的社會主義，為空想社會主義；他們以后的社會主義，為科學的社會主義。1921年3月，李大釗發(fā)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yè)》一文，明確提出要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以領導民眾運動，謀求中國的徹底改革。表明李大釗已拋棄了其思想中理想主義、空想主義的成分，轉變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則深刻指出：在全社會的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的余地。 他進一步指出，對于社會主義各種流派，“我們應該擇定一派，若派別不分明，只是一個渾樸的趨向，這種趨向會趨向到資本主義去。若覺得各派都好，自以為兼容并包，這種胸無定見、無信仰的人，也不配談什么主義。”（《新青年》第9卷，第3號。）從“兼容并包”到“擇定一派”，表明陳獨秀結束了“渾樸的趨向”，澄清了各種社會主義觀點，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

五四時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信仰的轉變是值得后人深思，也是值得深刻分析的。應當承認，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包括互助論，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空想與局限，但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提供了充分的選擇與比較，以其局限性反襯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充滿進取精神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對各種主義和思潮的比較、甄別和篩選，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拋棄其中錯誤、空想的成分，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實現(xiàn)了從空想到科學的飛躍。最終認識到，只有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才是改造中國的惟一正確的道路。

（作者系中共黨史專業(yè)博士、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