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當前中美關系處于下行趨勢風險的重要關頭，本文基于中美跨國民調數據，展現兩國公眾關于對方國家的認知感受狀態，討論兩國民意關于中美雙邊關系的現實態度與趨勢判斷。相較美國公眾，中國受訪者對美國表現出更多的興趣，同時，也對認識外部世界持有更多興趣；兩國公眾對彼此國家的信息認知存在一定落差，中國公眾對美國的了解程度更高；美國影視節目對中國受眾仍具有較大影響；相比中國公眾接觸美國公眾的情況，美國受訪者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機會更多；中國公眾在社會信任感、國民自豪感和生活滿意度層面比美國公眾表現出更高水平；受訪者傾向認為兩國社會都面臨著醫療改革和廉政/行政效率問題的挑戰，環境污染被兩國受訪者均視為目前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針對不同國際關系和全球性事件議題，兩國公眾的觀點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各自的主張差異，體現中美社會在對待國際問題以及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合作和分歧并存的復雜面貌。

【關鍵詞】中國 美國 文化交流 國家印象 國際關系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9.003

研究背景

作為當今國際秩序舉足輕重的兩股力量，中美兩國是全球政治傳播研究備受矚目的對象。兩國間關系的變化，也深刻影響著世界和平穩定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發展。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以來，中美關系在各領域取得了廣泛合作成果，兩國公眾的社會交往也不斷深入，形成了緊密熱絡的文化交流紐帶。據美國國際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數據，2017～2018年，中國在美高校留學生規模超過36萬人，占全美高校國際留學生約33.2%。[1]而2017年，中國公眾在赴美旅游、留學、就醫等方面的支出達510億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約300萬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達330億美元。“中國對美國旅行服務貿易逆差從2006年的4.3億美元擴大至2016年的262億美元，年均增長50.8%。”[2]全球化發展格局之下，中美兩國已處于深度依存關系。中美貿易總額不斷攀升，在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方面規模龐大，并形成各自互補優勢，對兩國經濟環境發展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3]過去也有調查指出，美國人民尤其是年輕群體，開始傾向支持與中國建立更為堅實的經濟聯系。[4]中美人民活躍的社會交往與商業往來，為中美合作創造了更為良好、活躍的氛圍，擴大了兩國對話的堅實民意基礎。

盡管40年間中美雙邊關系整體上朝積極、務實、互惠的方向深化發展，不過，當下中美關系也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尤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以及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安全、外交等領域存在的戰略競爭，使得中美摩擦的潛在風險日益增加，對兩國關系的正常、健康發展帶來不利效應。社會溝通方面，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人走出國門，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背景之下，中國公眾逐漸提高對美國社會的了解程度。相較而言，如過往觀察者提醒：“比起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美國人更缺乏對中國的了解”[5]，盡管當前美國社會開始透過更多渠道更多地關注、接觸中國，甚至“充分意識到中國的崛起”[6]事實，但大多數美國人對美中關系仍然存在認識上的不足。在此背景下，了解現階段中美兩國公眾關于對方國家的社會認知與態度，掌握兩國公眾跨文化接觸的基本現實面貌，對我們正確評估中美兩國關系的民意氣候，引導合理的對外傳播路徑、進一步拓寬兩國交往的社會信任基礎，具有十分顯著的意義。

以中美兩國公眾文化交流與相互間國家印象作為方向，華中科技大學國家傳播戰略研究院在2014～2015年度中國公眾世界觀念調查、2015～2016年度、2016～2017年度中美兩國公眾世界觀念調查基礎之上，繼續展開了2017～2018年度中美兩國社會民意調查。本研究報告即基于此次跨國民意調查數據結果。在當前中美關系處于下行趨勢風險的重要關頭，研究試圖展現兩國普通公眾關于對方國家的信息接觸狀態及其認知感受，促進理解兩國民意關于中美雙邊關系的現實態度與趨勢判斷，以期為協助推動總體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提供經驗依據。

研究設計

本報告主要從四個方面探討中美公眾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國家印象：其一是新聞媒體接觸，描繪中美公眾從不同媒體來源了解兩國以及對這些新聞信息的評估；其二是文化交流情況，包含中美公眾之間相互感興趣、了解彼此、收看對方國家影視節目以及透過社會生活中不同渠道接觸對方國家文化的程度；其三是關于中美的國家印象，既涉及對兩國政治、外交、經濟、科技、軍事和現階段主要社會問題等方面的看法，同時也涉及人們對彼此國家的整體印象以及自我感受的社會信任感、國民自豪感和生活滿意度；其四，我們聚焦中美公眾對當前國際關系的動態認知，呈現兩國民意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

本次調查于2018年10～11月開展，采用線上問卷形式執行，被訪對象為中美兩國成年網民。截至2018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為8.02億，約57.7%的中國公眾為網民。[7]美國互聯網普及率則在2018年初接近90%。[8]因此，在線調查盡管存在樣本范圍的局限性，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兩國社會公眾的主流聲音。事實上，這一方式已經被各類國家性調查廣泛承認與運用。

兩國調查均委托專業獨立的民調機構執行。其中，中國部分由北京零點指標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進行。該公司在線調查樣本庫擁有超過500萬人次注冊用戶，采用詳細會員信息和IP地址、電腦Cookie、e-mail、手機號碼等交叉核驗方式進行唯一性管理。調查執行過程中，執行人員按照項目要求的年齡、性別、學歷等條件在會員庫中抽樣，然后針對樣本框隨機性發放調研邀請46380人次，響應人數為4491位，回收成功問卷2500份（55.7%）。美國部分的調查則委托知名研究機構Qualtrics公司執行。該公司調查樣本庫由逾600萬用戶構成，透過唯一IP地址、數字指紋技術與刪除重復數據等方式進行質量控制，共回收成功問卷2562份（74.2%）。

兩國調查進行時均遵循在線調查的標準化流程。在被訪者篩選方面，嚴格把控發送邀請環節，保證只對項目要求的目標人群發送邀請，排除近期參與過同類調研的受訪者；每個受訪者只能參加一次調查，不論作答結果如何，均不允許再次參加，排除受訪者重復參與作答的可能性；設置程序檢查，對于始終回答一致的被訪者跳出提醒、要求重答或終止訪問，從而控制作答質量；執行結束后，兩家公司指派督導檢查數據，設置最低填答時間，剔除廢卷，保證最終樣本質量。另外，調查事先均按照兩國各自人口統計學標準，設定了相關配額要求，以確保受訪者基本符合兩國總體網民結構，詳細的配額要求與最終受訪者結構如表1與表2所示。

中美公眾通過新聞媒體了解對方國家的情況

中美公眾接觸對方國家新聞的頻度。新聞報道建構著人們關于外部世界的基本想象，大眾媒介因而成為中美兩國公眾了解對方國家狀況最為重要的途徑之一。通過提問“您是否會通過以下渠道，了解有關美國/中國的新聞報道”，本報告劃分了報紙、電視、廣播、雜志、新聞網站、社交網絡和其他渠道7種不同類型的媒體接觸來源（取值范圍1-5，1=幾乎從不會，5=幾乎每天都會），以此討論中美公眾接觸彼此國家新聞的程度。數據顯示（見圖1），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網絡是中美兩國公眾關注對方國家新聞最為重要的三類渠道，而接觸報紙、廣播和雜志傳統媒體的頻度則相對較低。在新的傳播語境下，互聯網已成為中國公眾認識美國最主要的新聞來源之一。美國方面，電視仍然是人們了解關于中國方面信息最具影響力的媒體渠道。

中美公眾通過新聞媒體了解對方國家的現狀比較。本報告將上述涉及兩國公眾接觸對方國家新聞信息的7個項目合并為綜合指標，用以測量中美公眾關注對方國家的程度，并進一步在不同社會群體層面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中國數據方面α信度系數為0.83，美國數據方面α信度系數為0.94，信度狀況均表現良好。

整體來說，中國受訪者表現出更多了解美國的興趣，通過新聞報道關注美國的程度要顯著高于美國公眾接觸關于中國新聞報道的程度。由此可見，兩國公眾對對方國家的了解程度存在明顯差距，美國公眾對有關中國內容信息的了解意愿比較低，而中國公眾對美國的了解程度更高。這與前人一直以來的觀察結果保持一致。[9]在兩國內部，男性受訪者對對方國家的關注程度（見圖2），均高于女性受訪者。過往實證研究發現，人們的新聞消費存在性別不均衡性，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少接觸新聞。[10]本報告結果也佐證了這一“性別鴻溝”現象。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通過令受訪對象依據自身家庭的收入水平情況進行打分，將其劃分為五類群體，從而進一步描繪中美兩國公眾不同收入水平群體關注對方國家的程度（見圖3）。結果發現，在中美兩國，中下收入者較之其他群體均最少關注有關對方國家的新聞。總體上，收入越高的公眾，對對方國家的關注程度越高。

鑒于在美國黨派傾向與種族因素向來被視為影響人們社會態度的重要變量，因此也將兩者納入本報告。如圖4與圖5呈現，黨派意識形態方面，持有共和黨傾向的美國公眾對中國關注度最高（M=2.58），其次為民主黨傾向人群（M=2.35），獨立派人士對中國的關注度較低；而種族因素方面，黑人/非洲裔和亞裔美國受訪者對中國關注度較高（M=2.45和M=2.44）；白人/高加索人以及西班牙裔受訪者對中國的關注度相對較低（M=2.28和M=2.22）。

中美公眾關于本國媒體報道對方國家新聞的滿意度。中美社會如何看待本國媒體關于對方國家的新聞報道？通過提問“您是否在以下方面滿意我國媒體關于美/中國的新聞報道？”（單位1-5，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本研究試圖從報道全面性、報道立場、報道數量三個指標予以評估。將三個指標合并之后，則得以測量中國公眾針對本國媒體關于美國新聞報道（α=0.77）以及美國公眾針對本國媒體關于中國新聞報道（α=0.89）的整體滿意度（見圖6）。

可以發現，兩國公眾在三個細分指標方面的表現均較為接近。美國公眾滿意平均水平最高的是本國媒體對中國新聞的報道數量（M=3.27），隨后是報道立場（M=3.22）和報道全面性（M=3.20）；中國公眾則最為滿意國內媒體關于美國新聞的報道立場（M=3.61），其次為報道數量（M=3.59）和報道全面性（M=3.52）。兩國公眾對本國媒體關于對方國家的新聞報道均表示較高滿意度，不過深究來看，他們對各自國內媒體從更為全面的內容層次提升涉中/美新聞報道抱有更高需求。同時，較之美國公眾，中國公眾整體上更為滿意本國媒體關于對方國家的報道（M=3.59 VS M=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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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眾文化交流現狀

中美公眾關于對方國家的興趣。對某個國家感興趣的程度是推動國家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動因。在此部分，我們將中國、八國集團成員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羅斯）以及中國在東亞的重要鄰國韓國共十國納入分析，比較中美公眾對世界不同國家感興趣的程度（見圖7）。總體上，相比于美國社會，中國公眾對外部世界持有更多興趣。超過七成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對美國有興趣，并且，這種程度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此外，日本（50.1%）和俄羅斯（48.6%）也是中國公眾比較感興趣的國家。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僅有23.7%的美國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有興趣，相較而言，他們最感興趣的國家是英國（36.7%）和鄰國加拿大（34.5%）。

中美公眾對對方國家的了解程度。除卻感興趣程度之外，中美社會究竟對對方了解幾何？通過提問“您認為您在多大程度上熟悉中/美國？”（單位1-5，1=完全不了解，5=非常了解），本報告得以呈現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的相互了解程度（見圖8）。可以說，中國受訪者比美國受訪者認為自己對對方國家的熟悉程度更具信心。56.6%的中國公眾表示對美國“非常”了解或“比較”了解，僅有1.4%的中國公眾表示對美國完全不了解；而只有36.4%的美國公眾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較”了解中國，另外則有近一成的美國人幾乎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

中美公眾關于對方國家影視節目的接觸情況。對外影視節目輸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以來，以好萊塢電影、美劇、美式綜藝等為代表的美國影視節目在中國市場一直頗為流行，擁有廣泛的受眾人群。通過提問“在日常生活中，您收看中/美國的影視節目多嗎？”（單位1-5，1=從不，5=很多），我們試圖了解中美公眾消費對方國家影視節目的現狀。數據顯示（見圖9），美國影視節目對中國受眾群體具有更大影響，中國受訪者收看美國節目的機會顯著高于美國受訪者收看中國節目的機會。當前中美兩國在以影視節目傳播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層面仍存在較大距離：36.1%的中國受訪者表示會“較多”或“很多”地觀看美國影視節目，美國公眾觀看中國影視節目達到此程度的則為14.2%；僅有8.6%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從不”觀看美國影視節目，而表示“從不”觀看中國影視節目的美國受訪者高達46.4%。

中美公眾接觸對方國民的程度。不同國家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接觸是增進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方式。通過提問“在平時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您接觸美/中國人的機會多嗎？”（單位1-5，1=完全沒有，5=很多），我們調查了中美民眾評估自己與對方國民相互交往的程度（見圖10）。在當今中美文化交流日趨頻繁的趨勢下，中美兩國許多公眾均表示有機會接觸到對方國家國民。不過，兩國公眾間的實際交往的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相較于中國受訪者接觸美國公眾的程度（1.8%），更多美國受訪者表示有機會與中國公眾打交道（10.9%）。這可能與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移民國家以及世界頭號大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息息相關。既往數據也表明，中美在留學教育、旅游貿易等方面存在十分顯著的“逆差”。在中國方面，32.1%的受訪者“完全沒有”接觸過美國國民，與此同時，約一半受訪者表示“偶爾”能夠接觸到美國公眾，表示有“很多”機會接觸到美國人的受訪者僅占1.8%；在美國方面，23.8%的受訪者表示“完全沒有”接觸中國人的機會，但有22.6%的受訪者表示有“較多”或“很多”機會接觸到中國公眾。

中美公眾在線交往與親友情況。通過提問三個是非判斷問題：您是否“社交網絡上有中/美國好友”“有親朋好友去過對方國家”“有親朋好友在中/美國工作”，我們進一步呈現中美社會通過不同方式進行文化交流的現狀。

兩國調查發現（見圖11），中國公眾有更多機會通過周邊親友接觸美國文化，大約六成國人表示身邊有親友到過美國，近四成有親友直接在美國工作。美國受訪者當中，報告身邊有親友來過中國的比例達到31.0%，而身邊有親友在中國工作的則為16.7%。除卻從身邊親友獲取關于美國的信息，如今社交網絡也成為兩國國民了解雙方的重要渠道之一。21.7%的美國受訪者表示在社交網絡空間有來自中國的好友，而在中國受訪者當中，報告自己在線好友當中有美國人的比例則達到32.9%。

中美公眾的社會信任感、國民自豪感與生活滿意度。中美公眾如何評估自身的社會生活境況？在此部分，我們透過社會信任感、國民自豪感和生活滿意度三個維度，觀察人們的身份認同與社會感受。社會信任感通過提問“您覺得這個社會中大多數的人，是否值得信任？”（單位1-5，1=完全不能信任，5=完全能信任）予以測量；國民自豪感通過提問“作為一個中/美國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驕傲？”（單位1-5，1=完全不驕傲，5=非常驕傲）予以測量。同時，我們令受訪者在10分制基礎上，針對自己對現有生活水平滿意與否的程度打分，數字越大表示滿意程度越高，以此觀測受訪者主觀感受的生活滿意度。

調查顯示（見圖12），中美兩國公眾表現出較高的社會信任感、國民自豪感和生活滿意度。不過，在三項指標上，中國公眾均表現出更高程度的平均水平。其中，在社會信任感和國民自豪感兩方面兩國落差較大。美國受訪者更易對社會中所接觸人士感受到不信任，社會信任感自我評估的得分均值為3.07，中國受訪者則為3.64；中國受訪者的國民身份認同相當顯著，國民自豪感打分均值高達4.25，美國受訪者則為3.87。

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的印象

對于一國形象的認知應涵納“本國公眾對特定國家的物質基礎、國家政策、民族精神、國家行為、國務活動及其成果的總體評價和認定”。[11]透過對比中美公眾對他國的評價，我們希望深入了解兩國公眾關于對方國家的基本認知和態度指向。

中美公眾對中美政治外交與社會發展的印象。透過兩個問題“1、以下哪個表述，很符合您心目中關于中國的印象？2、以下哪個表述，很符合您心目中關于美國的印象？”設置“現代化國家、負責任國家、民主國家、霸權國家”等作答選項，以此了解受訪者對中美兩國的整體印象感知。

本研究采用“負責任”“民主”和“霸權”等概念標簽作為公眾對一國政治外交印象的基準認知，采用現代化程度作為一國社會發展的衡量指標。數據顯示（見圖13），58.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現代化強國，但只有22.9%的美國受訪者持同樣觀點。六成多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國家（63.2%），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受訪者也認為美國是一個負責任國家（27.8%）；但兩國絕大部分受訪者不認為對方是負責任的國家。接近半數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是民主的（48.2%）；但是，只有6.7%的美國受訪者持同樣的觀點。不到三成的兩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23.4%和27.3%）。大多數中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霸權國家（75.7%），但只有不到一成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有霸權主義傾向；兩國公眾幾乎都不認為本國是霸權國家。

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和國家領導人的印象。通過讓兩國受訪者對不同國家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印象打分（取值范圍1-10，1=非常差，10=非常好），且將幾個主要世界大國納入評估參照系，本調查試圖站在全球的角度比較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的好感度，并以此來判斷兩國公眾對特定國家的情感傾向性。

為比較起見，除中美兩國外，本研究還將日本、俄羅斯、韓國、英國、法國和德國共六個國家納入分析范疇。數據可見（見圖14），中美兩國公眾對本國的打分都很高，分別為9.0分和8.1分；而兩國公眾給對方國家的打分都較低（6.0～6.5分之間），剛越過及格線水平，處于從“感覺差”到“感覺好”的過渡地帶。在被中國受訪者打分的八個國家中，日本得分最低，只有5.1分，不到及格線。美國受訪者給日本的打分相對較高，達到7.0分。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被美國受訪者打分的八個國家中，俄羅斯得分最低，只有5.2分，俄羅斯在中國受訪者處得分卻高達7.5分。兩國受訪者給韓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打分較為接近，與英國、法國和德國得分徘徊在7分左右不同的是，韓國得分出現雙低，5.9分和6.3分。

數據顯示（見圖15），中國受訪者給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打分相當高，為8.7分；美國受訪者給習近平主席的打分，只有5.8分，尚未到及格線。盡管分值偏低，但美國受訪者給習近平主席的打分高于美國領導人特朗普（5.8分VS5.3分）。中美兩國公眾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韓國總統文在寅的好感度比較一致，為5.3分和6.1分。中國受訪者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打分和美國受訪者給俄羅斯領導人普京的打分相同，均為極低的4.5分。但是，中國受訪者對普京的評價則很高，達到8.0分，這都在意料之中。與美國公眾對各國政治領導人的苛刻評價稍有差異的是，中國公眾對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評價均在7分左右。

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主要問題的看法。中美公眾對彼此國家的社會熱點問題的評判，不僅能反映出深層次的民意動向，也能折射出兩國文化底蘊、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等差異內涵。據此前的研究結果，我們列舉了中美兩國面臨的七種常見社會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經濟發展/對外貿易/失業、醫療改革、國土安全/戰爭/恐怖主義、移民/種族（民族）問題、廉政/行政效率問題、人口/性別/治安問題。調查過程中，我們要求兩國受訪者指出上述哪個或哪些社會問題在兩國最為嚴重，從而判斷雙方國家治理挑戰的困境源頭。

結果顯示，兩國受訪者對彼此國家主要社會問題存有四種傾向性的看法。

其一，在自己國家很嚴重，但在對方國家幾乎不存在或好很多（見圖16）。這包括兩方面的問題：“醫療改革”和“廉政/行政效率”。以“醫療改革”為例，過半數兩國公眾（57.7%和50.3%）認為自己的國家面臨此類嚴重問題，但只有16.5%的美國受訪者和20.2%的中國受訪者認為對方國家也遭遇此類問題。

其二，都認為在中國很嚴重，而在美國不嚴重。此類問題為“環境污染”。如圖17所示，71.8%的中國受訪者和47.8%的美國受訪者認為該問題在中國很嚴重，相反，只有兩成的兩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正面臨此類問題（24.2%和20.6%）。

其三，都認為在美國很嚴重，但在中國則要好很多。這涉及“移民/種族（民族）”和“國土安全/戰爭/恐怖主義”兩類（見圖18）。以“移民/種族（民族）問題”為例，66.9%的中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應重點治理，44.3%的美國受訪者也持同樣看法；但是，分別只有26.8%的中國受訪者和12.6%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面臨此類問題。

其四，中國受訪者認為在兩國都很嚴重，美國受訪者認為都不嚴重。在本調查中，此類問題為“經濟發展/對外貿易/失業”和“人口/性別/治安”。圖19顯示，以“經濟發展/對外貿易/失業”問題為例，有超過半數的中國受訪者認為這一問題在中美兩國都很嚴重（64.6%和53.7%）。但是，美國受訪者的看法與此相反（18.9%和31.1%）。

中美公眾對當前國際關系的動態認知

美國政府2017至2018年來施行的一系列內政外交新舉措，對于兩國公眾解讀全球局勢的變化起到了深遠影響。特朗普政府加強關系性霸權、弱化結構性霸權，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奉行單邊主義，使得逆全球化的力量急遽增長。透過中美公眾對主要雙邊/多邊關系和熱點問題重要性判斷的歷時性差異，我們希望重點了解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給中美兩國關系乃至國際政治環境帶來的新變量。

中美公眾對兩國重要雙邊關系的動態認知。總體上看，兩國公眾在評價重要的雙邊國際關系時，主要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對涉及本國的重要雙邊關系會傾注更多關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俄關系一直是最受中國公眾矚目的雙邊關系，2017年（數據源于2016～2017年度調查）和2018年均有超過五成的中國受訪者強調其重要性（55.9%和54.9%，見圖20）。與此相對應，美俄關系亦是美國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43.1%和33.6%，見圖21）。特朗普政府不斷強化對俄戰略遏制政策，引發兩國公眾對于中美俄關系的持續擔憂。另外，美國受訪者眼中的美日關系與中國受訪者眼中的中日關系幾乎同等重要。

數據顯示（見圖20、圖21），中日關系隨著中日兩國領導人2018年的互訪后有所改善，這也反映在中國受訪者對于中日關系重要性判斷的遞增上，上升了5.6個百分點（34.8%VS29.2%）。2018年中國受訪者對中歐關系的重視程度遠高于美國受訪者對美歐關系的重視程度（43.9%VS31.9%），而這組數據在2017年分別為37.3%和39.0%。一年來美國多邊政策的調整側面拓寬了中歐戰略合作前景，中歐雙方經貿關系推進平穩且在“伊核協議”等重大問題上立場相近，中歐關系良好在民意認知上有顯著呈現。另外，隨著中非友好合作的深入開展，中非關系在中國受訪者眼中的重要性一年來躍升了近15個百分點（37.3%VS23.0%），與此相反，美國受訪者眼中的美非關系重要程度持續下滑（21.7%VS25.2%）。

中美公眾對兩國重要多邊關系和熱點問題的動態認知。據調查可知（見圖22），“一帶一路”和“南海問題”是國人2017至2018年持續關注的焦點問題，前者彰顯了大國外交實力（46.1%和63.2%），后者關涉主權紛爭（66.9%和62.1%）。2018年時值“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之際，這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引發的輿論熱度使得民意關注處于持續高位。特朗普政府在中東地區和亞太地區加大軍事介入力度，提高武力威懾的可置信程度，致使美國受訪者普遍表現出對本國與中東朝韓關系的密切關注，對此多邊關系的重要性認知連續兩年均高過中國受訪者。

實踐建議

習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當今中國是開放的中國。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前所未有。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世界也越來越期望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持續增強的背景下，在中美關系重要性與日俱增的情境中，充分了解兩國公眾文化交流現狀和對彼此國家的認知印象，不僅有利于對兩國關系的未來走向作出前瞻性預判，也可為應對全球治理挑戰和制定國家外交政策提供寶貴的借鑒。

第一，提升傳播能力，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要弱化消解“中國威脅論”的民意基礎，就必須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輿論戰的升溫引發了大范圍的民意波動，進一步凸顯出中美兩國間一直存有的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等結構性矛盾。倘若任由西方媒體占據話語權的強勢地位，刻意放大政策性解讀，美國公眾對于中國的認知偏差將會持續加劇。唯有在國際輿論場中積極發出中國聲音，變“他塑”為“自塑”，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傳播中國價值，促使國際社會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

第二，以“中國故事”傳遞文化共性，增進中美公眾認知互信。研究表明，只有不足四成的美國公眾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較”了解中國，而表示“從不”觀看中國影視節目的美國受訪者近五成。讓世界了解中國，就要面向海外受眾弘揚中國精神，展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用中國立場傳播中國聲音。在進行信息呈現和傳播過程中，應以充分了解國內外的文化背景差異為基礎，努力發掘情感與價值共性，運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表述，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著力塑造中國在世界舞臺上“負責任大國”形象。

第三，創新對外傳播手段，通過“借船出海”實現傳播目標。調查顯示，超過五分之一的美國受訪者表示在社交網絡上有來自中國的好友，逾三成的中國受訪者有美國在線好友。要發揮網絡的互動性、多樣性傳播優勢，直接與他國網民對話，積極與美國本土受眾開展交流，充分了解其關注點并作出積極回應。要重視新媒體傳播渠道，尤其要重視美國當地的新聞網站和社交網絡。借助第三方平臺實現多語種社交賬號全面布局，利用境外媒體進行規模化傳播，精準設置議題，細分推送內容，著力打造海外融媒體傳播矩陣和全媒體高地。

（本研究得到華中科技大學文科雙一流建設項目基金資助，課題組成員：張昆、張明新、徐迪、王昀、李衛東、陳薇）

注釋

[1]IIE, "International Students-Places of Origin",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 accessed 2019-01-04.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人民日報》，2018年9月25日，第10版。

[3]盧瑾編：《全球經濟失衡：特征、機制及可持續性》，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39～41頁。

[4]Fingerhut, H., "Americans, especially young adults, back strong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7/09/americans-especially-young-adults-back-strong-economic-ties-with-china/, accessed 2019-05-10.

[5]任京生：《從東到西看：我在美國教授關系學》，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第49頁。

[6]謝韜、［美］本杰明·I·佩奇：《美國公眾眼中的中國崛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0期，第25～32頁。

[7]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Broadband Fact Sheet", Feb 5th,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fact-sheet/internet-broadband/, accessed 2019-01-02.

[8]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8年8月20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上網時間：2019年1月2日。

[9]［美］約翰·多博、彭雅達、李曉崗：《美國公眾對中國看法的深度分析》，《書摘》，2002年第2期，第47～50頁。

[10]Benesch, C.,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ender Gap in News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12, 25(3), pp. 147-167.

[11]張昆、徐瓊：《國家形象芻議》，《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3期，第11～16頁。

責 編／趙鑫洋

Investigation on the General Public's Observa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National Imag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17-2018)

Institut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NCS, HUST)

Abstract: 2019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s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of going on a downward trend, based on the transnational survey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eneral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country in China and the U.S., and discusses their real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Sino-U.S. bilater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judgment about the trend. In compariso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U.S. than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to China, so are they in understand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n information gap between the two countrys' people in knowing about each other that the Chinese public ha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 the American movies and TV programs stil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American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inese than the Chinese have to meet the Americans; the Chinese respondents show a higher average level of social trust, national prid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an the American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of both sides regard the health reform and corruption/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ssues as the challenges of both countries, whi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seen by them as a serious problem only in China. Public opin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affairs in China and the U.S. are similar sometimes, but remain different in specific contexts,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in their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ssues where cooperation and difference coexist.

Keywords: China, U.S., cultural exchange, national ima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