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歐洲難民危機以來，尤其是2017年9月德國大選之后，德國出現了日漸失穩，即穩定性失效的狀態。造成德國失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難民危機無疑是催化劑，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利用難民危機帶來的社會問題異軍突起，則是固化劑，但是，深入分析得出，德國社會發生的變遷，即實際存在的或感知到的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德國日漸失去穩定性，這帶來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包括：德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德國在歐盟內的領導力與投入受限和德國在國際層面的作為缺乏國內民意支撐等。綜合來看，德國現在的不穩定將不是一個暫時的、短期內會消失的現象，而是一個“新常態”，其對德國在歐盟以及國際層面的投入都會產生持久的影響。
【關鍵詞】德國 失穩 難民危機 右翼民粹主義
【中圖分類號】D75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3
長期以來，德國是一個以穩定為導向的國家，這種穩定性體現在德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至少自歐洲難民危機以來，尤其是2017年9月德國大選之后，德國的這種穩定性中注入了不確定性，德國出現了日漸失穩，即穩定性失效的狀態，由此，一個傳統上講究“秩序”（Ordnung）的國家也間或出現了“失序”（Unordnung）的現象。與此相應，德國作為歐盟內的“穩定錨”的作用也在衰減，由此使得在多重危機沖擊下變得動蕩不安的歐盟缺少了賴以依靠的支柱，歐盟的未來也因此變得更加不確定，德國與歐盟謀求在國際上扮演更大角色的雄心受到嚴峻挑戰。
德國的穩定性與日漸失穩
從西方國家比較來看，二戰后的（聯邦）德國是一個政治、經濟與社會相當穩定的國家，迄今，德國政府只發生過一次徹底的更迭：1998年格哈德·施羅德領導下的、由社民黨與綠黨組成的紅綠聯合政府，取代了此前科爾領導下的、由基民盟/基社盟與自民黨組成的黑黃聯合政府；在其他情況下，都只是一個聯合執政伙伴被更換掉，由此，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政府政策的延續性。而且，德國社會以共識文化為特征，政治決策過程注重充分地協商和廣泛地社會參與，以尋求最大的社會共識，這也使得德國常常推行的是漸進式改革。
曾經經歷了“經濟奇跡”的德國秉持反通脹的傳統，奉行穩健的經濟政策，總體上經濟發展一直平穩，統一后到21世紀初只出現過兩次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即1993年的-1%和2003年的-0.7%。哪怕是2008年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德國經濟在經歷了2009年的大幅衰退（-5.6%）之后，在歐盟內率先回暖，而德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又恰恰部分得益于其合作型勞資伙伴關系，尤其是“短時工作”制度功不可沒[1]。
然而，至少自2015年9月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德國的這種穩定性大打折扣。例如，從2017年9月24日的聯邦議院選舉，到默克爾在2018年3月14日第四次當選聯邦總理，期間組閣的波折歷經171天，是（聯邦）德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一開始由于社民黨不愿再次入閣，默克爾不得不嘗試與自民黨和綠黨組成跨左右陣營的三黨聯盟，無奈試探性談判最后以失敗告終，好在社民黨領導層在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的說服下，勉強回心轉意，再次與基民盟/基社盟組成了大聯合政府。然而，這一新政府執政以來，始終處在風雨飄搖的狀態，不僅有時任基社盟主席、聯邦內政部長澤霍費爾在難民問題上有意叫板默克爾，一度威脅到基民盟與基社盟這兩個姐妹黨之間的聯盟，還有社民黨由于持續走低的民調數據，隨時有退出聯合政府的可能。
與此同時，德國社會內的共識正在被日漸增加的分歧所瓦解。例如，在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之初，默克爾的邊境開放政策得到了絕大多數德國民眾的支持，德國到處洋溢著“歡迎文化”。在難民潮持續發酵并帶來諸如國內安全等一系列問題后，德國社會在難民問題上形成了歡迎與排斥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和陣營。而且，德國社會的交談與對話文化也在消退，例如，發端于德國東部薩克森州的“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的追隨者是所謂“憤怒的公民”（Wutbürger），他們并不愿意與政治精英進行對話，而是寧愿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人們一個普遍的感知是，德國這個歷來講究秩序的國家，內部也被注入了某種無序，由此，人們的不安情緒也在上升。
德國失穩的原因
難民危機的發酵與持續影響。2015年9月，歐洲難民危機爆發，默克爾總理決定開放邊境，接納大量來自中東、尤其是敘利亞的難民。默克爾當時作出這一決定，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的因勢而為。但是，她沒有想到的是她的“開放國門政策”被各地的難民誤解為歡迎之舉，蜂擁而至的難民使德國的接納和安置能力不堪重負。但是，這起初并沒有影響德國社會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對需要救助者的“歡迎文化”。然而，隨著2016年新年除夕夜在科隆爆發大規模性侵案，由此難民問題演化為國內安全問題之后，德國國內的輿論發生了轉向，逐步在“開放”與“封閉”邊境的不同主張之間形成了一條新的分岐線。這也迫使默克爾政府一再收緊難民政策。事實上，根據德國聯邦內政部的數據，在德國尋求避難的人數在經歷2015年89萬的高峰后，迅速下降，2016年、2017年已分別下降為28萬、18.7萬，2018年全年新進入德國的難民數更是只有16.2萬，甚至低于現政府在《聯合執政協議》中設定的18萬至22萬的年度難民接納人數區間。
默克爾雖然迫于國內壓力一再收緊了難民政策，但是，她在難民避難權這一根本問題上并未動搖。不過，反思難民政策，她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是，在過去，在歐盟邊境國家如意大利、希臘等遭受難民問題沖擊時，德國明哲保身，認為這是外部邊境國家的問題，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德國不愿意去修改于己有利的《都柏林公約》。在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之后，德國試圖強力推動歐盟其他成員國分攤難民，但是，其他成員國、尤其是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匈牙利、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認為這是“德國的問題”，而不是“歐洲的問題”，拒絕接納難民配額，由此造成了歐盟內部在難民問題上的“東西分歧”。難民問題難解的另一個原因則在于，歐盟各國因地理位置不同而訴求各異，歐盟外部邊境國家關切難民的“首次移動”，而內陸中心國家則想要阻止難民進入歐盟后的“二次移動”。由于歐盟內部在難民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歐洲共同避難體系的改革難以實質性推進，因此，雖然進入歐盟的難民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是，在新的導火索點燃下，難民問題隨時有進一步發酵的可能[2]。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崛起與沖擊。德國由于歷史原因，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具有免疫力的國家。基社盟元老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曾在1986年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意即基社盟（后來被延展到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的右翼不能再有任何政黨立足。這足以證明聯盟黨對右翼選民的融合能力。但是，德國主流政黨普遍存在著往中間靠的趨勢。基民盟在默克爾領導下，往中間移動的趨勢更為明顯，甚至被認為出現了“社民黨化”，導致聯盟黨和社民黨這兩大全民黨之間的區分度減弱。聯盟黨往中間靠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其右翼出現了空檔，德國選擇黨則鉆了這個空檔，利用歐債危機帶來的“機會結構”，成功躋身德國政黨譜系。
德國選擇黨在2013年首先是作為一個疑歐政黨建立起來的，主要反對默克爾提出的“歐元亡，歐洲亡”的“別無選擇論”；德國選擇黨認為，德國另有選擇，例如歐元區的解體。作為一個單一議題政黨，不少觀察家曾認為它在德國政壇會像當年海盜黨一樣曇花一現，但是，歐洲難民危機的催化，以及德國選擇黨在內部分裂后——2015年7月貝恩特·盧克（Bernd Lucke）領導下的經濟自由派出走，另建新黨——的進一步右傾，給它帶來了一場場的選戰勝利。在2013年聯邦議院選舉中被擋在5%的進入議會的門檻外之后（得票率為4.7%），德國選擇黨先是在2014年進入了歐洲議會，其后一發不可收，迄今已經進入了德國全部16個州的州議會。在2017年9月的聯邦議院選舉中，也一舉斬獲12.8%的選票，在德國再次組成大聯合政府后，它成為議會內最大反對黨。
德國選擇黨在各次選舉中高舉反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的旗幟，吸引了眾多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不滿的抗議選民。德國選擇黨尤其反對穆斯林，強調“伊斯蘭教不是德國的組成部分”。在反難民、反伊斯蘭教之外，德國選擇黨保留了其疑歐的本色，在2019年1月召開的歐洲議題黨代會上，該黨要求歐盟進行激進改革，回歸民族國家，并提出若無法實現其所要求的改革，德國應該退出歐盟（Dexit）。
未來，德國選擇黨有望長期在德國政黨體制中立足，這也是因為迄今其他政黨無法在難民問題上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方案，來消解選民的不安情緒。這也意味著，德國的主流政黨必須做好與德國選擇黨長期共處與競爭的準備。
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觀察家看來，目前德國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很明顯。德國經濟研究所（DIW）所長馬塞爾·弗拉策爾（Marcel Fratscher）甚至得出結論，任何一個其他工業國家在收入、財產和機遇方面的不平等問題幾乎都沒有德國這樣巨大[3]。德國漢斯-伯克勒基金會的“WSI分配監視表”也表明，今天德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20年前大得多。在收入分配方面，德國的基尼系數為0.3，略低于歐盟平均水平。但分配對象中后40%人員的可支配收入（在考慮通貨膨脹情況下）從21世紀以來一直在下降，而前10%人員的收入呈現出遠超平均水平的增長率，出現這一發展態勢的一個原因是資本收入的重要性與日劇增。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低工資收入者——毛小時收入為平均小時收入的三分之二及以下的比例——特別高，在2014年達到22.5%，而根據歐洲統計局的數據，歐盟平均水平為17.2%。在私人資產保有方面，德國的分布也很不平均，所謂的資產基尼系數在2014年為0.76，而歐元區只有奧地利與德國情況差不多（0.77）；德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約60%的總凈資產，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50%的平均水平，而德國最底層的20%的家庭甚至不占有資產，約9%的家庭甚至擁有的是負資產。總體上，與類似富裕水平的國家相比，德國是一個偏向于不平等的國家。而且，德國民眾感知的不平等要大于實際的不平等，例如，一項研究表明，多數德國人（52.8%）認為德國社會屬于“金字塔形”，而事實上，德國的收入分配更接近于“洋蔥形”。另外，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德國人口中的貧困人口在增加，21世紀前5年增幅尤為明顯。這里的貧困人口是指，其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按需求加權后平均家庭凈收入的60%。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德國的貧困率達到15.7%，這是德國統一以來的最高值。德國最近幾年貧困率的上升，與移民也有關系，因為一般有移民背景的人一開始擁有的收入較低。問題在于，盡管德國近年來經濟景氣狀況良好、失業率持續出現新低，但是，貧困現象并未減少。反倒是與過去相比，貧困人口一旦陷入貧困，更難以走出貧困。不僅如此，貧困線以上的人的上升機遇也下降了，而其滑向貧困的風險卻增加了。[4]
社會不平等也體現在地區差異上，尤其是德國東部與西部之間以及結構薄弱地區與經濟繁榮地區之間的落差，也反映在選民的選舉行為上。在2017年9月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在德國東部，德國選擇黨是僅落后于基民盟的第二大黨；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德國選擇黨甚至以0.1%的微弱優勢，成為了該州最大的政黨。由此表明，德國選擇黨是東部不滿者的“蓄水池”，選民選擇該黨更多地不是出于對其理念的認同，而是為了給柏林的決策者開一張“藍色罰單”（德國選擇黨的代表色為藍色）。不僅原先默克爾的支持者出于對政府以及主流政黨的抗議轉而投票給德國選擇黨，而且，許多以前不參加選舉的選民也被德國選擇黨動員起來，以至于參選率較之往屆選舉有所回升（達到76.2%）。德國選擇黨尤其在東部獲得了更高的得票率，這顯然受到了難民危機的大幅推動。東部弱勢群體普遍的主觀感知是，難民得到了政府的優待，而他們這些本國的小人物卻被政府有意漠視了。因此，從選民的選舉行為來看，在德國統一近30年后，東部民眾依然沒能消化兩德分裂所帶來的巨變與裂痕，東西部民眾依然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文化。
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造成了社會的進一步撕裂，德國政治家也認識到解決社會團結性的缺失問題是德國社會的當務之急。例如，默克爾現政府《聯合執政協議》的標題就是《歐洲新振興，德國新活力，國家新團結》。文件明確表示，政府將增強社會團結，克服已經形成的分裂；將認真對待人民的恐懼并加以應對。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不平等也帶來了社會安全感缺失的問題。雖然國際比較來看，例如依據暴力犯罪率，德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國家，但是，這種客觀上的安全與人們主觀上感知的不安全形成了鮮明反差。這種落差是由于一些突發事件，如科隆性侵案而加強的，但它也是與相關的社會問題緊密聯系的，例如難民移民的融入狀況不理想、對外來者的排斥以及對國家行政、司法和警察機關缺乏信任等[5]。
德國失穩的影響
德國日漸失去穩定性，這帶來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在德國國內，失穩使得聯合政府糾纏于內部的爭吵，難以著眼于長期施政，容易給選民造成政府治理無能的印象。這種失穩也使得德國在歐盟內的領導力減弱，而且，德國顯示出日益內顧的趨勢，其“歐洲使命”進一步衰減，由此在歐盟層面的投入意愿降低，這也尤其體現在德國對于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改革計劃未能有效回應上。而歐盟的趨弱，使得德國以及歐盟想要在國際層面有更大作為遭遇瓶頸。
德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自責地表示，新政府在組成后并未專注于執政，而是疲于內部爭吵。在德國選擇黨民調得票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主流政黨、包括執政黨顯得束手無措，它們的關注點并不在于施政，而是在于如何能凸顯自身形象，從德國選擇黨身上贏回其流失的選民，而聯合政府內必要的團結成為了犧牲品。更大的問題在于，主流政黨并無應對德國選擇黨的良方，它們往往傾向于效仿乃至拷貝后者的政策主張，或者至少在立場取向上向后者靠攏，而這種策略并非始終有效，在更多的情況下，反而增強了德國選擇黨立場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從而進一步推高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同時，為了應對來自德國選擇黨的挑戰，德國政府傾向于推出能短期見效的、取悅于民的政策，而對于那些長期才能見效的結構性改革，則不得不放到政府議程的次要位置。
此外，德國選擇黨進入議會后，對政府的執政產生某種牽制。雖然德國選擇黨在聯邦議院中作為最大反對黨，單靠自身力量并不能阻撓政府有關政策和法律的出臺，但是，它慣用的伎倆是挑起紛爭，用激烈乃至挑釁的言辭，引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在主流政黨群起而攻擊時，再把自己渲染成被主流政黨刻意污名化的犧牲者，以博取選民的同情。為此，執政各黨投鼠忌器，由于擔心相關政策可能對自身民調數據帶來不利影響，其妥協的意愿降低。
右翼民粹主義的德國選擇黨對于主流政黨更嚴峻的挑戰在于，它對德國的代議制民主體制提出挑戰；它反對高高在上的建制派精英與民眾脫節的決策，鼓吹全民公投。這一影響之所以嚴峻，也是因為德國選民中持民粹主義傾向的人在增加：根據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2018民粹主義晴雨表”的數據，德國2018年有近三分之一（30.4%）的選民支持民粹主義立場，與2017年（29.2%）相比有所增加，而明確非民粹主義選民群體有所縮水（2018年為32.8%，2017年則為36.9%）。尤其是在政治中間階層，持民粹主義立場者的增幅和持非民粹主義立場者的減幅都是最大的。由此，民粹主義成為了德國選擇黨在政治中間階層的“特洛伊木馬”。[6]
德國在歐盟內的領導力和投入受限。德國在歐盟各國中屬于擁歐程度高的國家，尤其是德國的政治精英共享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寬容共識”（permissive consensus），即使在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乃至其后的歐債危機期間也是如此，這一對歐洲一體化支持的穩定性主要得益于德國在歐盟內主導的經濟地位以及國內政治體制中不存在強大的疑歐政黨[7]。然而，隨著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和在德國政黨體制中的地位日益穩固，雖然德國政治精英的擁歐情結并未受影響，甚至傾向于通過進一步擁歐來抵御來自德國選擇黨的疑歐情緒的侵襲，例如現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將“歐洲的新振興”放在首要位置，但由于受到德國選擇黨及其相關民意的掣肘，擁歐的政治精英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勇氣和能力明顯不足，這也尤其體現在德法兩國政治精英在重啟德法軸心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總體上，德國由于國內因素牽制而在歐盟內呈現領導力不足，迄今無法彌合歐盟成員國之間在難民問題上的“東西分歧”以及在經濟政策問題上的“南北分歧”，而且，德國受內政驅動的不妥協立場，使得歐盟內更難以達成妥協，內部的裂痕也更加明顯。2018年12月中旬舉行的歐盟峰會依然未能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雖然德國有意推動將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隊（Frontex）擴建成一支真正的歐盟邊境警察部隊，其他成員國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愿，但一旦涉及到讓渡主權，相應的改革就馬上陷入停滯；在涉及特別有爭議的《都柏林公約》改革、包括難民分攤問題上，歐盟峰會文件只能停留在呼吁各國“作進一步努力”上，事實上德國也知道，它想要推動的難民強制攤派計劃已經夭折。在歐元區改革方面也進展寥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索邦大學演講中重塑歐洲的宏偉藍圖已所剩無幾，雖然默克爾最后同意馬克龍所強烈要求的歐元區預算，但并不是作為其所希望的獨立預算，而是作為歐盟預算的一部分，而且其數額也很可能離馬克龍的設想相去甚遠。由于默克爾受德國國內限制不可能作出大的讓步，而且以北歐國家為主的所謂“新漢薩同盟”（包括荷蘭、芬蘭、瑞典、丹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愛爾蘭等8個國家）在歐元區改革問題上劃出紅線，反對把歐盟變成一個“轉移支付聯盟”。因此，歐元區預算最終可能只是一筆更具象征意味的小資金，即便如此，此預算也要在歐盟2021至2027年中期財政框架的磋商過程中加以確定。最后，在歐元救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改革上，德國一度想要將此改造成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歐洲貨幣基金組織”，但是，這一設想也被擱置了。[8]
德國在國際層面的作為缺乏民意支撐。最晚從默克爾總理2013年進入第三屆任期以來，德國政府致力于推行積極有為的外交政策，謀求參與建構國際秩序，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時任德國總統高克提出德國人不能因為歷史原因而自我矮化，而應在國際政治中，更及時、更堅決和更切實地投入。德國例如在烏克蘭危機中也展現出了積極斡旋的角色。然而，2014年5月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一份民調已經顯示，有60%的被詢問者反對德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只有37%的人持贊同意見，而且，德國人尤其對海外軍事行動持懷疑態度，只有13%的人認為，軍事行動是一種合適的外交政策手段。在接下來幾年，在德國外交部和國防部等的公民啟發活動的促進下，德國人對于德國增強在國際危機上投入的意愿略有增強，但是，在2017年10月科爾伯基金會的民調中，德國民眾依然傾向于在外交政策上持克制立場：52%的被訪者持克制立場，而支持德國增強投入的人僅為43%。[9]
德國政治精英謀求德國在國際層面扮演更大角色，最新的例證是，在德國的爭取下，德國從2019年1月1日起再次擔任為期兩年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但是，政治精英的國際責任訴求和民眾支持方面存在顯著落差。在德國國內穩定性下降的情況下，不僅德國各政黨就德國在國際層面的作為更難以達成一致，而且，民意支持缺乏的牽制作用會進一步增強。在上述科爾伯基金會2017年的民調中也顯示，德國選擇黨的選民中有78%的人要求德國在國際層面保持克制。這無疑對于想要從德國選擇黨身上贏回流失的選民的主流政黨而言并非好消息。
結語：失穩已是德國的“新常態”
在默克爾2018年10月宣布不再競選連任基民盟主席以及在本屆總理任期于2021年秋季屆滿后不再謀求擔任任何政治職務后，近十多年來代表德國穩定性的一個標志性人物將逐漸退出政治舞臺，一度使得德國政局的不確定性陡增，這尤其反映在基民盟的黨首之爭上，三位候選人中有兩位被認為屬于默克爾政策的反對派。隨著有“小默克爾”之稱的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2018年12月7日當選基民盟主席，德國現聯合政府提前瓦解的風險有所降低，但是，“后默克爾時代”的諸多不穩定性依然存在：克蘭普-卡倫鮑爾需要彌合基民盟內部以及基民盟與基社盟之間的裂痕，基社盟新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索德爾（Markus Söder）也需要消化前主席澤霍費爾留下來的政治遺產，而社民黨主席安德雷婭·納勒斯（Andrea Nahles）依然面臨著黨內以青年團為首的“反大聯合政府”（NoGroko）派的挑釁。此外，在2019年，德國除了不來梅州議會選舉，還將迎來三個東部聯邦州（勃蘭登堡州、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的州議會選舉，而人們普遍擔心，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會進一步攀升，甚至會在薩克森州成為州議會的第一大黨。而且，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迫在眉睫，普遍的觀察結果是，歐盟內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會進一步抬頭。在這些選舉中，執政各黨如果再度出現得票滑鐵盧，現執政聯盟依然有提前解體的可能，即便現政府能堅持完成任期，在未來三年里，進入退隱倒計時的默克爾也逃脫不了“跛腳鴨”的命運。而且，在德國經濟學家看來，在中美貿易爭端加劇以及英國“硬脫歐”風險背景下，雖然德國經濟近期不會硬著陸，但是經濟增速會放緩，經濟景氣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由此，德國政府實施增加社會福利以消除德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政策余地會有所縮小，如何增強社會團結，消弭社會中的兩極分化，依然是德國各界面臨的嚴峻挑戰。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德國外交政策新動向及我國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BGJ009）
注釋
[1]丁純、蘇升：《在金融危機中德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表現、原因和前景》，《德國研究》，2011年第4期，第27～35頁。
[2]鄭春榮：《歐盟難民問題難解的原因及其影響》，《當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18～22頁。
[3]Marcel Fratzscher, Warum Deutschlandimmer ungleicher wird, München, 2016.
[4]Dorothee Spannagel, "Soziale Ungleichheit: Ausmass, Entwicklung, Folgen", WSI Verteilungsmonitor, Juni 2016, https://www.boeckler.de/pdf/wsi_vm_faqs_2016.pdf.
[5]Dina Hummelsheim Doss, Objektive und subjektive Sicherheit in Deutschl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nnäherung an das Sicherheitsgefühl,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4 August, 2017.
[6]Robert Vehrkamp and Wolfgang Merkel, Populistische Einstellungen bei Wählern und Nichtwählern in Deutschland 2018,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18.
[7]Lars Vogel,"Maintaining the Permissive Consensus in Times of Crises: The Europeanness of Germany's Political Elites, 2007-201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16 (41) 4, pp. 61-85.
[8]"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13-14 December, 2018; "Statement of the Euro Summit", 14 December, 2018.
[9]Körber-Stiftung, Einmischen oder zurückhalten? Eine repräsentative Umfrage im Auftrag der Körber-Stiftung zur Sicht der Deutschen auf die Außenpolitik, Aktualisierung 2017, Hamburg, 2017.
責 編／趙鑫洋
The Causes of Instability in Germany and Its Effects
Zheng Chunrong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especially after the German general election in September 2017, German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nstable, that is, the state of failed stability. The causes of instability in Germany are multifaceted. The refugee crisis is undoubtedly a catalyst, but the emerging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party - the AfD - due to the refugee crisis, is the fatal blow. However, in-depth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cause is Germany's social shift, that is, the actual or perceived increase in social inequality. Germany's growing loss of stability has brought about a number of negative effects, including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bility, Germany's hindered leadership and input in the EU, and Germany's lack of domestic public suppor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n the whole, Germany's current instability will not be a temporary, short-term phenomenon, but a "new normal", which will have a lasting impact on Germany's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Keywords: Germany, instability, refugee crisis, right-wing populism
鄭春榮，同濟大學教授，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德國當代政治與外交、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歐洲一體化、歐盟治理，以及中德與中歐關系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小企業——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支柱》等，主編《德國發展報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