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與中國的主場多邊外交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場分水嶺的大危機。在此之前，華盛頓共識是引領世界發展的主流范式，是否堅持華盛頓共識成為西方國家用以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是否正確的主要標準。在此之后，世界發展范式進入大調整大變革時期，以20國集團的興起為標志，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多邊舞臺有了多種選擇。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于2008年首度超過50%。如果按照通常我們所說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定義，即加上亞洲四小龍與中國澳門特區，那么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比于2005年即超過50%。2018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比重達到59.2%，預計2024年占比達到63.5%。

發展中經濟體的這種經濟地位將對全球多邊外交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60%的比重超過了二戰結束后發達國家經濟總量的占比。按照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數據，1950年，美國與西歐的經濟總量合計占比為53.5%。美國與歐洲構建自由國際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經濟體量占比過半。到了20世紀60-70年代，西方世界占全球經濟中比重穩定在60%左右，因而西方的意識形態開始向全球擴散。如今，發展中國家也具備構建新意識形態的經濟基礎。

不過，發達國家站立在國際多邊舞臺中央時，經過了長達幾十年的多邊互動。這種互動的起點之一是英國與法國1860年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重要節點是1919年巴黎和會之后的國際聯盟，而輝煌之處是1945年建立的一套規則。從發展趨勢來看，就是從雙邊走向多邊。如果說發達國家的經驗仍然可資借鑒，那么發展中國家也應該繼續走聯合自強道路，從雙邊走向多邊，并且向全世界開放。

事實上，從二戰結束后不久，發展中國家就走向了聯合自強道路，標志性事件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在這次多邊會議上，印度、緬甸和中國等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重要標準，這一規范性倡議也成為聯合國的基本原則。經過60多年的多邊互動，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有了歷練，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一批能在國際組織中辦事的人才。如今，中國發起的很多倡議和原則舉措，也再度成為聯合國的重要文件內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也有義務為世界的發展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為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謀求更好的平臺和規則。

因此，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可以適當調整外交布局，提升多邊外交的地位。從20世紀90年代起，“多邊是舞臺”已經是外交布局的四個板塊之一。2002年，中國外交布局定型之后，多邊的排序位列大國、周邊和發展中之后。隨著發展中群體性崛起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多邊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另外一個重要的壓力是，發達國家面臨著發展的困境，很難像以往那樣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1984-2007年間，國際貿易增速3倍于世界經濟增速。但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這種局面已經不復存在。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環境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中國發起新的多邊倡議，注重主場外交，也是要開拓新的市場，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就長遠而言，如何發展出卓有成效的多邊主義將是考驗中國成長為世界性大國的重要標志。當前，隨著美國特朗普政府不斷“退群”，減損軟實力，喪失道德感召力，世界各國都需要有責任感的國家站出來謀劃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規范和原則。回顧歐美社會百年多的發展歷程，如果僅是考慮自身的發展，或者像特朗普所說的那樣“美國優先”，那么這種發展不會長久。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如果發達國家任由資本控制社會發展，那么或將導致國內民意基礎的崩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的政治僵局就是典型例子。美國要走保護主義的老路，恐怕還將招致全球更大范圍的批評和更有力度的反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