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到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都是造成國際變局的重大誘因；對文化多樣性與全球價值觀交鋒的判斷要更加謹慎、避免偏激

關于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判斷出現偏向于強調非傳統安全威脅，事實上，兩者都是造成國際變局的重大誘因。所謂傳統安全威脅主要是指國家面臨的軍事威脅及威脅國際安全的軍事因素，大致包括軍備競賽、軍事威懾和各種層次的戰爭。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沒有解決的領土爭端近百處，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地區和國際安全。再加上美國在對朝鮮和伊朗核安全問題上所采取的強硬措施，同樣也給區域合作和世界和平帶來陰影。非傳統安全威脅則主要指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疾病蔓延、跨國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具備跨國特征和不確定性，動態轉化性也很強，對國際格局的沖擊也非常大。 

關于文化多樣性與全球價值觀交鋒的判斷需要更加謹慎、避免偏激。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前總理萊斯特·皮爾遜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會出現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

面對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利用、傳承與變遷、創新與調適成為世界性的重大課題。世界上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有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一種社會制度。同樣，世界的多樣性也不應成為各國發展關系的障礙，而應成為相互交流、補充、豐富的推動力。

在強調文化多樣性和發展模式多樣化方面，我們應當注意避免兩個極端觀點：一是在各國、各民族的自我意識普遍增強的背景下，要避免過于強調文明的沖突及其溢出效應而忽視對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理想的追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隨著信息化發展特別是網絡空間對人類思想觀念和政治社會生態的沖擊，文化多樣性的表現在各國政府的官方宣傳上與百姓的意見往往是不一致的，無論是哪種形式的極端民族主義，都應該受到約束。

另一個極端是談到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時候過多強調發展中國家對自己權利的爭取而忽視其內部民主化問題。國內民主化與國際民主化之間的關系是雙向而非單向關聯的，一方面，“國家的民主化不是國家間民主化的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沒有國際民主的進步，也就沒有國內民主的鞏固與發展”。 不能以發展多樣性否定或者拖延國內民主化進程。說到底，民主在國內代表一個開放的政府和政府政策的透明性，代表人民的政治表達權、參與權和知情權，代表對不同階層利益的維護。國家有權選擇符合自己國情的社會制度、發展戰略和生活方式，但是保障人民的政治表達和參與權歸根到底還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其根本宗旨應該是以人民為中心，政府真正負責任地、有能力地為人民服務。也只有這樣，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超越傳統以民族國家和領土來界定的國際交往和“一國一票”的表象，真正實現國際政治以人民為中心的全球發展目標。

現在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全球化的美國周期從開始走向結束。這主要是說，美國20世紀初崛起于世界舞臺，二戰后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和維護者，但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堅持“美國優先”，頻頻上演“毀約”和“退群”戲碼。美國已經從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動者，轉變成為奉行單邊主義、反對全球化、分裂世界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模式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選擇。中國正在以采取和平和漸進的方式，通過補充、修改和變革措施，積極完善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機制，成為當前和未來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當前中國確實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風險和機遇是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的。我們必須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國發展的迷霧，看到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國內經濟形勢的嚴峻以及其它諸多問題，如老齡社會日趨明顯、生態環境惡化情況沒有完全制止、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中美關系形勢日趨復雜，等等。

全球化時代，有的國家實現了躍進式的發展進步，有些國家掉隊落伍，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強弱的原因很多，思想、觀念、政策都很重要，領導人是否具有大歷史、大視野的遠見卓識和制度創新能力更是最關鍵性的因素。

最遠大的探險是內心的探險。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勇于變革，特別是國內革新和創新，堅持穩中求進，冷靜理智，保持戰略定力，行穩致遠，從更高層次、更廣視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兩國都要努力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同時力避沖突，積極扮演倡導全球共同價值觀的智慧創新角色。

（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