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扎實推進鄉村建設，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短板。”加速推動公共產品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事業向農村覆蓋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健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然要求。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推進公共產品的城鄉一體化供給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著力點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一體化就是要通過優化公共產品資源在城鄉之間的統籌配置，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和效能，實現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

首先，要加快推動公共產品在城鄉之間布局的一體化統籌規劃和設計。針對集聚城市空間和分散農村空間的差異化不同特點，把城鄉公共產品配置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和設計，形成城市功能區、縣城和鎮及農村功能區公共產品的統一配置和規劃布局結構，切實解決公共產品布局“重城市、輕農村”的問題。其次，要加快推進城鄉公共產品的無縫對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指出：“把國家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放在農村，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基礎設施，實現城鄉差距顯著縮小。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長效機制，促進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建共享。”讓農民零距離共享與城市標準相同的給排水、垃圾收集與處理、道路交通、電力通信以及防災等設施與服務，打通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最后一公里”。在此基礎上，著力推動城市教育、社會保障、信息、技術、醫療衛生和文化等公共服務全方位向農村輻射、擴散與覆蓋，讓農民近距離感知均等化的服務。再次，要加快構建城鄉一體的公共產品共享機制。推動城市與農村公共產品建設、運營與維護管理的聯動統一，推動以“村村通”工程為代表的公共基礎設施網絡全覆蓋，降低公共產品總體的供給成本。最后，要統一城鄉之間公共產品的供給標準與尺度，實現由城鄉差序的非均衡格局向城鄉同一平面的均衡格局轉變，縮小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標準和水平之間的差距。推動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電子政務由城市延伸進入鄉村，通過信息化讓農村居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水平和相同標準的公共產品服務。

制定公共產品供給的優先序列

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供給數量，即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總量能否滿足需求；二是供給質量，即所供給的農村公共產品能否對促進農村發展發揮最大的作用。多年來，各地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總量水平和結構分布體系差別很大，其中結構失衡、供給質量與效能偏低是共同面對的問題。某些地區農民急需的生產性、可持續發展性的水利和水電站、農田灌溉工程、郵政投遞、農村義務教育、醫療等供給數量仍然不足，質量亦有待提高。而個別地區農村形象工程等政績型公共產品卻供給相對過剩，偏離需求方向和軌道，使投入的有限資金達不到最佳效果，難以產生最優的供給效能，在發展農村生產和改善農民生活質量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要分類推進鄉村發展。我們可以根據不同村莊的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按照需求的層次性、地域性，分階段、分區域差別化推進集聚提升類、融入城鎮類、特色保護類和搬遷撤并類這四類鄉村公共產品的區別性供給，列出優先供給的次序。

補齊不同地區、不同類別公共產品供給的短板，亟須做好供給的“乘法”：針對集聚提升類和融入城鎮類鄉村，由于其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和消化城市消費需求能力的特點，具備打造城市后花園的優勢，因此，發展型公共產品的需求量較大，維持生存型公共產品的需求則下降，因此，這兩類村莊的供給優先次序依次為發展型公共產品和維持生存型公共產品。針對自然歷史文化特色資源豐富的特色保護類鄉村，需要加快改善其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事業發展環境，形成特色資源保護與村莊發展的良性互促機制，其公共產品供給應以增加發展型公共產品的供給為首。針對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的搬遷撤并類鄉村，需要對遷入或新建村莊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事業進行布局安排。因此，要優先供給維持生存型公共物品，如增加電能、給排水、通信設施、郵政及農田灌溉工程等，然后提供發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給，最后考慮公共文化娛樂設施等享受型公共產品的供給。

以大數據驅動供給監測評價機制

理想的公共產品最優化供給過程，是以不損害任何群體境況的前提下，通過供給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公共產品的受眾方有望享有最大化的滿意度。這就需要構建大數據閉環系統，利用多維度、多渠道、多視角對供給效果進行精準監測和有效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運用大數據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等，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不斷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為減弱公共產品低端和無效供給、強化中高端和有效供給，亟須利用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借助大數據技術進行監測評估，從而提升公共產品服務便利化、管理精準化、決策科學化水平。

憑借大數據進行供給監測評價，應實施三方面的創新驅動：其一，構建反映公共產品供給動態效果的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開放的共享體系。通過對數據深層挖掘，實現對未來發展趨勢的預判。其二，運用大數據技術，變被動式和碎片式事后監測評價轉變為事前和事中主動推送、精準化服務，由自上而下、政府主導、供方驅動模式轉型為上下互動、參與式表達和農民需方導向的評價和反饋模式。通過大數據智能監測平臺，挖掘網絡輿情，預判公共產品需求；針對農村流動性和動態性突出的特點進行公共產品的治理。其三，建構公共治理績效評價的大數據平臺，充分獲取公眾滿意度及其質量評價反饋，對公共需求開展精準感知與智能定位，對不同地區公共產品供給效果進行差異化分析和研判，精準供給與配送個性化、便利化和靈活性的農村公共產品，從而通過智能監測發現績效改善的路徑和方略。

總之，只有補齊鄉村公共產品供給差距的短板、提高供給效能，才能促進農民生產和生活物質條件的改善，為助推鄉村全面振興創造積極的政策環境、提供持續長效的制度保障。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天津商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