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逆全球化”思潮和經貿摩擦持續、發達經濟體政策外溢效應變數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國際背景下，預計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6.4%左右，增速比上年略微回落0.2個百分點，實現年初預期6.0%至6.5%的經濟增長目標，繼續保持在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就業、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中國經濟不會發生硬著陸。
2019年，從政策上要加快消費升級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化財政政策，促進企業效益提升和激發市場潛在活力；發揮穩健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堅持疏堵并舉，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2019年全球經濟
面臨諸多“抉擇”
2019年全球經濟面臨諸多“抉擇”，如何抉擇是擺在全球決策者面前的主要問題，將直接影響未來全球經濟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經濟復蘇方式的抉擇，盡管經歷了一輪輪的增長引擎易主，全球經濟也沒有徹底走出困境，各自為戰的經濟體沒有形成相互促進，反而陷入相互拖累的困局，必須盡快對全球經濟合作方式、發展路徑、國際分工、債務水平和技術進步等問題做出選擇；其次是貨幣政策方向的抉擇，當前貨幣政策的不協調甚至相互掣肘和鉗制，是全球治理的頭號困局，前期天量注入的流動性寬松的負面效應正在過度積聚并伺機反撲，有必要確保各經濟體之間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協調機制，確保未來貨幣常態化進程的平穩有序，特別要避免貨幣政策“急剎車”和“猛轉向”帶來的外部性風險，除此之外，貨幣政策還要兼顧全球通脹目標；再次是全球貿易體系的抉擇，2016年以來貿易逆全球化趨勢逐漸加強，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所謂高標準規則重構的政治舉動和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暗流此起彼伏，迫切需要對全球貿易一體化格局和全球貿易治理問題進行厘清；最后是當前政治治理的抉擇，失衡的發展格局、擴大化的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宗教和地緣政治因素相疊加，顯著加劇了社會矛盾并大幅提升沖突的概率，民族主義復蘇、民粹主義盛行和極右翼勢力抬頭，都可能成為困擾世界各國的重要社會問題，也是當前全球必須協調應對的治理難題。
綜合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及上述各類抉擇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預計未來兩年全球經濟保持3.5%以上增速水平的穩定復蘇態勢，但主要受政治因素影響，全球貿易增速可能繼續趨緩。
2019年全年GDP增長6.4%
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一方面表現為中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通脹率預期和就業狀況穩定，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中國經濟增速顯示了較強的韌性，但經濟下行壓力也顯著加大；另一方面表現為中國金融運行的順周期性，反映流動性的貨幣供給、信貸和社會融資余額的增速順周期性特征顯著。特別是，我國經濟需要應對外部沖擊，需要在穩增長中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型開放。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預測，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分別為6.4%、6.3%、6.4%、6.5%，呈現先降后升的發展趨勢，2019年全年GDP增長6.4%，比上年略微下降0.2個百分點，仍然保持平穩較快的合理增長區間。從定性因素上分析，這種微幅波動下降的背后原因主要有：第一，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微幅波動階段，隨著我國經濟規模和GDP基數大幅提高，數據對外部沖擊的敏感性有所減弱；我國政府對經濟調控手段逐漸成熟，宏觀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19年GDP仍將保持微幅波動狀態；第二，經測算，2019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繼續小幅下滑，因此，若國家不出臺強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國經濟實際增速將在其潛在增長軌跡上運行；第三，從經濟先行指數角度來看，通過經濟先行指數來判斷經濟運行趨勢，是國際學術界進行經濟預測的方法之一，根據中國社科院數技經所的中國經濟先行指數，我國GDP增速將在第二季度或三季度見底，然后開始小幅回升，全年呈現先降后升的發展趨勢。
2018年下半年以來，地方專項債發行進度加快，債券利息有所降低，債券期限有所延長，國家發改委密集批復了多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鐵路運輸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的等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增長都出現了大幅回升，國家通過加大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信號清晰可見，同時，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配合下，2019年基礎設施投資將成為帶動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隨著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政策的適度調整，以及房地產銷售的逐步回暖，2019年房地產投資也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同時也會帶動房地產對家電、家具、建材等行業的拉動作用；對于制造業投資，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的政策。從方向上看，這項政策將有效提高企業利潤，激發企業投資熱情，不利因素是，由于工業產能利用率呈現不斷下滑的趨勢，而且企業利潤增速也在大幅下降，從而會對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產生一定遏制作用，使得2019年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有所回落；整體而言，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仍將保持平穩快速發展，依然成為有效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預計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速分別為6.3%、5.5%、6.0%和6.2%，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64.2萬億元，名義增長6.0%。從投資結構上看，2019年，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率分別為3.2%、4.8%和10.1%，其中，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上年減少6.3個百分點，而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比上年增加3.0和0.6個百分點，這說明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仍將成為2019年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另外，2019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5.8%，比上年小幅回升1.3個百分點，說明民間投資信心得到一定恢復，國家一系列減稅降費、調整社保等政策對提振民營資本發展信心，激發實體經濟投資熱情起到積極作用。
2019年我國消費升級的趨勢將繼續強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居民消費仍將保持平穩增長。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15%。在當前雖然我國消費增速持續下滑，但在各項消費政策“組合拳”的刺激下，預計2019年中國消費將保持平穩增長；二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繼續強化。當前，政府非常重視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消費升級過程推動各種資源要素匯聚融入實體經濟，促進存量資源進一步優化配置、優質增量資源進一步擴充，可以靶向破解實體經濟發展難題，熨平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帶來的負面沖擊。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預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速分別為8.3%、8.2%、8.3%和8.0%，呈現趨于平穩的發展趨勢；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達到41.5萬億元，名義增長8.2%，實際增長6.7%，增速分別比上年小幅回落0.8和0.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進一步收窄。
物價的推動因素通常可歸結為需求拉動、成本推動、貨幣超發和外部輸入等。需求拉動，是指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或者說出現正的產出缺口，通常由工業企業設備利用率、產能利用率，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來判斷。從物價主要因素上看：一是去年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5%，總體水平仍然較低，存在負的產出缺口，表明我國工業整體仍然處于去產能去庫存的調整階段，負產出缺口對CPI增長有向下的推動力；二是2019年M1和M2增速依然維持低位，持續低于GDP名義增長率，因此不存在超額貨幣供給對CPI上漲的推動力；三是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預計2019年油價將與上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因此，如果未來大宗商品進口價格不出現大幅上漲，PPI上漲以及向CPI傳導的可能性和幅度都會很小；四是2019年生豬上市量偏少，豬價上漲的可能性較大，但是幅度不會太大，對食品價格和CPI的通脹或有微小的向上推動的作用；五是從2014年起，服務價格上漲幅度一直高于商品價格上漲，是推動整體CPI上漲的主要因素，由于服務消費大多是非貿易品，供給缺口難以通過貿易方式迅速填補，勞動力成本增加對服務業價格上升的影響也較大，在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對優質服務需求的增加以及短期內供給量的相對不足將會繼續推動服務價格的較快上升；六是2019年政府推出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的政策，從方向上看，一方面，減稅降費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抑制產品價格上升；另一方面，政策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拉動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對物價產生向上的推動力，由于減稅效應的復雜性，政策效果以及對CPI的影響強度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綜合以上影響物價變動的各個因素，2019年我國物價水平將處于政策調控目標范圍之內，物價上漲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預計CPI增長率分別為1.8%、2.0%、1.9%和1.8%，呈現升降波動的發展態勢，2019全年CPI增長率為1.9%，比上年略微減少0.2個百分點，依然處于溫和上漲階段。
預計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分別為6.4%和5.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持續九年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財政收入19.2萬億元，增長4.8%，財政支出24萬億元，增長8.6%。
總之，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在新常態下運行在合理區間，就業、物價保持基本穩定，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增長質量繼續提高。
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增長的
政策建議
（一）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動供給側改革與消費升級良性互動，形成可持續市場動能
為推動供給側改革與消費升級良性互動，第一，要從政策層面到實踐層面加快適應居民消費從“有”向“好”的轉變，加快完善促進消費升級的體制機制，構建良好的生產與消費互動機制，推動供給與需求結構的雙向調整，積極培育重點領域消費細分市場，更深層次激發居民消費潛力，使消費升級成為推動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驅動。第二，要以新一輪消費升級換擋為契機，打造以需求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新生態，以大型科技企業為龍頭推動形成開放、協同、高效的共性技術合作研發平臺，加快完善支持企業創新的普惠性政策體系，為我國企業創新發展和專業升級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第三，要發揮好消費升級對科技創新的倒逼作用，聚焦戰略性、引領性、重大基礎共性需求，著力提高國家創新體系效率，推動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協同進步，加強國產關鍵技術產品攻堅步伐，加快建設一批世界級制造業創新中心。
（二）發揮穩健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
2019年，在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的同時，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發揮金融宏觀調控政策的逆周期作用,應對新挑戰，促進新舊動能轉換。具體講，要綜合運用貨幣信貸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組合，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使反映流動性的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合理匹配；要適當運用結構性貨幣信貸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發揮定向結構性功能，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結構性調整，加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資金支持和就業激勵；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有效降低實際利率水平，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
一是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金融市場有效引導資源配置的一個基礎，是金融價格合理反映風險溢價和在均衡水平附近波動，利率水平應符合保持經濟圍繞潛在產出水平的要求，而匯率應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我國目前的實際利率水平偏高，這是由其包含的風險溢價決定的，需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利率在機制上存在“雙軌制”，即貨幣市場利率完全由市場決定，而存貸款利率則受到基準利率的約束。雖然央行于2015年宣布取消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限制，但存款利率實際上仍然存在窗口指導和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的軟性管制。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擴大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自主權，但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的市場均衡機制并未得到完善，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內外幣利差大，實際利率水平高，從而導致社會融資成本持續高企。因此，必須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放開商業銀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逐步擴大金融機構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從而降低定向貸款利率的風險溢價，從根本上降低實際利率水平。
在我國目前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通脹率預期穩定條件下，我國實際利率也存在降低空間。首先，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貴問題一直是困擾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經濟波動的收縮和調整階段，社會融資條件一般會更加惡化，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會面臨相對較高的融資成本。有效激發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活力、實施就業優先政策，要求降低實際利率和社會融資成本，在通脹率穩定預期下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意味著需要降低政策利率。其次，美聯儲近期會維持美國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減輕了我國自主降低政策利率的壓力。
二是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金融供給側結構發生著深刻變化，基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第三方支付等平臺的新金融供給在提供金融服務便利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的同時，也隱含了金融系統性風險的觸發機制。影子銀行、P2P類借貸平臺、加密資產等新型金融資產管理、交易和結算平臺的發展，對傳統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因此，要加強對互聯網支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穿透性監管，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
（執筆人：李平 婁峰 樊明太 萬相昱，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