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縱觀國際局勢“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見解，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同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如何理解和闡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思想，并使之成為指導我們工作的政治性、理論性和戰略性論述，目前國內學術界和思想界正在興起一場大討論。在認識和領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思想的同時，避免誤讀和誤判，是國內思想理論戰線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治理結構 戰略機遇期 思想理論界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1
興起中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研究
目前，國內的《世界知識》《現代國際關系》《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等學術期刊，《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學習時報》等主流報刊，人民網、環球網、中新網、中國日報（China Daily）、中美聚焦（China-US Focus）等網絡媒體已有相對豐富的“大變局”主題的學術論文、評論以及解讀，作者包括張蘊嶺、王緝思、蔡拓、朱鋒、高祖貴、阮宗澤、楊光斌、趙可金、陸克文（Kevin Rudd）等一批國內外學者。著作方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版了重大研究課題報告《百年大變局——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兩冊）。此外，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以及《探索與爭鳴》雜志分別主辦了專題研討，邀請了國內多位知名專家各抒己見。[1]相關研究不僅涵蓋了對于“大變局”豐富內涵的解讀，還包含了大變局下中國如何參與制度設計、提供新型全球治理方案等方面的內容。總體來看，對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方才興起，未來將會有更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跟進。
縱觀國內學者對“大變局”的認識和分析，主要的觀點和看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家間加速權力再分配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大變局”。國內文章普遍認為，世界多極化發展使得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呈現了“東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趨勢，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國內矛盾和危機。當今世界主要力量呈現為“一超六強”，其分別屬于三個層級:第一層級仍是美國，第二層級包括中國、歐盟、俄羅斯，第三層級為“脫歐”后的英國、日本、印度。[2]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中國的表現尤其驚艷，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照PPP值（平均購買力）計算超過了美國，這是自1870年以來美國經濟總量首次被其他大國超越。[3]中國在IMF改革受阻的背景下成立了亞投行，削弱了美國主導的IMF、世界銀行等組織的作用，“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密切程度顯著提高，對于西方的保守派來說，一個如此強大的中國是不可接受的。[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發表的《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報告中預測，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并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5]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世界戰略格局正在出現重大調整進程中的全球秩序“大變局”。國內的分析高度一致地認為，后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正在出現“碎片化”的特點。美國在顯著減少自己作為“世界警察”的海外干涉行動，其內政和外交出現了明顯的“內視化”趨勢；歐盟面臨英國脫歐的重大挑戰，歐盟未來的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問號。與此同時，因為身份認同產生了偏差，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浪潮興起，呼吁大幅度削減中東和北非難民、主張維護西方民族國家利益的右翼勢力迅速壯大。美國和歐洲的“白人民族主義”勢力日趨活躍。有學者認為財富權力的轉移導致了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矛盾。[6]二戰以來，美歐等西方國家竭力倡導的以自由、平等和人權為保障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超越傳統的東西方之間的對峙和抗爭，有可能演變成為以宗教、種族和傳統為基礎的全球社會性對抗。這一趨勢一旦確立，不僅西方在二戰后主導的自由國際主義將面臨崩潰，應對各種國際挑戰所創建的已有國際規則、制度、機制也將進一步調整和變化。國際關系正在進入一個以再全球化、再意識形態化、再國家化為特點的新的周期。[7]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和國際力量多元化過去30年來引發的全球治理結構的“大變局”。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商品流通、人員與資本流動，形成了囊括越來越多國家的產業鏈。經濟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反全球化”的趨勢反映了全球化給不同國家內部的利益訴求帶來了重大沖擊；與此同時，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自我意識增強，第三世界的國內求變進程加速，國際關系的全球化、多極化和多元化的主張和聲音不斷加強。世界需要在完善經濟全球化、降低全球化負面影響的同時，容納多級政治生態和多元政治勢力，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空前的挑戰。陸克文認為中國非常清楚當前大部分多邊體系的功能失調、全球治理體制的改革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中國希望在多邊機構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以便將其重新定位在與中國“核心國家利益”更加一致的方向上。[8]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積極倡導通過補充、修改和變革措施，完善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機制，而不是推翻舊秩序。[9]但面對西方國家在各種國際治理機制中的強勢地位，這一變革進程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
第四，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正在帶來人類經濟活動、生活方式和國家間競爭形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科技革新的推動下，人類正在走向第四次工業革命。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其主要特點是：多種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明顯加快，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鏈條更具壟斷性。[10]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大了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的投資研發。世界科技格局正在經歷南北國家大變遷，1990年97.1%的專利由北方國家申請，到2015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專利申請國，占世界總量比重達到46.8%，帶動整個南方國家在專利申請量占世界總量比重上超過北方國家。[11]中國已經在無人機、互聯網、云計算、生物醫藥、分享經濟等方面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成果。然而，中國在某些領域還存在嚴重的短板，例如，在原發性創新以及核心技術等方面。[12]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極其敏感，對中國的技術發展進行全力封鎖，例如，華為和中興作為中國科技企業走出去的代表，在技術創新成熟的情況下，屢屢遭到部分國家的抵制，但對于蘋果公司的后臺監控使用“雙重標準”。科技能力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更上升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
“大變局”下中國如何抓住機遇
世界形勢變化的基本內容主要涉及秩序、發展與社會等方面：秩序，主要包括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系、地區與國際機制等；發展，主要是指經濟增長、技術進步以及推動增長與進步的機制；社會，主要是指人口、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思想的變遷等。[13]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圍繞中國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國內學者從中國的制度優勢、戰略策略、全球治理、外交政策等方面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在制度優勢方面，楊光斌提出在“大變局”背景下對中國自身制度需要有進一步認識，中國的制度優勢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權威、民主、法治的統一，二是中國在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執行力三個維度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他認為如何處理好財富權力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張力是中國黨和政府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14]胡鞍鋼認為，中國在大變局中為世界提供了八個方面的機遇，分別是市場、旅客數量、科技與品牌創新、綠色能源消費合作、對外投資、對外發展援助、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及和平外交，中國在未來面臨國內主要矛盾轉化、國際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突出的挑戰時，能夠利用獨特的制度優勢，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15]
在戰略策略方面，劉貞曄提出了三方面戰略：第一，保持戰略定力，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基和決心，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犯方向性錯誤；第二，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學習和吸收借鑒先進經驗，堅持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外交路線，是改革開放的寶貴成功經驗，我們必須堅持多邊主義和互利共贏的外交合作道路；第三，積極推動中國的新一輪工業化進程，必須抓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推進傳統制造業工業化的巨大歷史機遇。[16]王義桅認為，戰略機遇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內部不斷進行的改革與開放進程（謀勢而上）同動能日漸衰落的全球化進程（順勢而為），次要矛盾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國家關系的意愿與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戰略競爭態度，中國應該在新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上彎道超車，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充分發揮中國的市場優勢。[17]杜慶昊認為，中國應該堅持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推動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堅持底線思維，補齊發展短板，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堅持改革開放，開拓發展空間，在謀取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18]
在全球治理方面，劉雪蓮認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的主體性動力主要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發展總體目標的追求；制度性動力來源于中國在全球治理的制度化建設中從“參與者”向“引領者”的轉變有利于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保護；國家治理動力來源于國家能力的提升和大國責任；理念動力來源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19]趙可金認為，中國在大變局中有三個角色，一是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存量鞏固角色，二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增量改革角色，三是倡導普遍的全球共同價值觀體系的智慧創新角色。[20]蔡拓則認為，大變局的癥結在于非理性，中國需要堅定不移推進全球化、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理性對待中美關系的新變化、深化改革開放和國家治理。[21]蔡翠紅認為，網絡空間崛起是全球大變局的重要驅動力，網絡空間是政治多極化的重要因素、社會信息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大變局時代的網絡空間治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變革可能性，中國應該充分利用自身市場基礎、技術創新、治理理念以及話語權等多方面的優勢推動網絡空間治理的創新。
在外交政策方面，魏玲從體系秩序、國際制度以及理念規范的視角出發，提出如何找到并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正當定位、如何實現中國與國際體系的共同演進，是“百年大變局”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22]陳向陽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國應對“大變局”的方略，兩個關鍵點是在“奮發有為”的同時仍需“韜光養晦”、維護并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同時強化風險預判與風險管理。[23]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強調了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應變的五點“中國方略”：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與主要大國溝通對話與協調合作，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拓展與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積極為妥善應對全球性挑戰和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愿與各國攜手合作、“同舟共濟”，為促進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24]
在具體處理與大國間關系方面，武心波認為，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在此大變局下出現的“特朗普革命”的意義所在，對日本的兩面性要有深刻的認識和充分的心理準備，關注日本與中國爭奪世界領導權，防止日本再次企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糾紛。[25]陳永龍認為，中美關系是一對不可或缺的伙伴關系，管控分歧是漫漫旅途中的家常便飯，合作共贏是雙方的不二選擇，世界秩序的積極演化將由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引導。[26]賈慶國認為，中美貿易摩擦促使中方加緊拓展和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比如與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建立更密切的聯系，中國會更關注其他市場，以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問題。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堅持互利合作的同時，也應該重視企業不規范的做法、慎重考慮貸款風險。[27]歐洲是當前國際變局中的穩定力量，習主席2019年首訪選擇意大利、摩納哥和法國三國，不僅要為“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實現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的對接，為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新動能，也將為區域內國家無論大小推進友好相處、合作共贏開辟新天地。[28]
總體來看，國內學者普遍認為，百年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國存在本質差異，因此只要中國保持定力、堅定自己的戰略方向，可以避免類似于以大國間戰爭的形式進行的權力轉移，大變局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大變局”的討論要防止“把經念歪”
縱觀近現代的世界歷史，“百年”作為時間周期出現歷史性重大變化是常態。例如，100年前的一戰結束帶來了歐洲政治版圖的巨變，蘇俄革命、美國開始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和全球治理的雛形——“國際聯盟”開始運營，成為了上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突出實踐。200年前，拿破侖戰爭結束后重建歐洲王朝秩序的“維也納體系”，第二次美英戰爭后的美國真正贏得獨立，以及英國殖民體系的全球化是那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要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探討，需要超越簡單的權力結構變革、世界秩序的調整、全球治理的變化和科技的進步，是需要分析和洞悉當歷史開始接近二戰結束100年后的2045年，究竟會有什么樣的標志性事件成為這100年來世界政治經濟變革最重要的成果。
目前國內有關“大變局”的爭論更多地停留在世界政治的“結構性要素”。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國際關系行為體多元化影響深遠復雜，以主權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正經歷深刻轉型。有的學者認為，“大變局”中也有五個“不變”：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變，全球力量結構不變，民族國家的基礎性地位不變，國內治理優先于全球治理不變，中國的歷史任務和國際使命不變。[29]但世界政治的結構性要素的作用，更深刻地體現在“進程性要素”的演變和展開。例如，民族國家肯定還是世界政治的主體，問題是，哪些民族國家會成為引領世界發展的新動力？世界秩序的規則會隨著美國等主導型國家的外交變革而改變，問題是，未來的美國是將更多地受到制衡，還是依然可以常常揮舞單邊主義的大棒？全球科技進步究竟是讓美歐日少數國家（地區）繼續掌握核心技術和主導全球產業鏈，還是核心技術的創新、應用和發展更加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西方從二戰以來一直處于軍事和政治同盟框架之內。美國所主導的美日歐同盟體系是西方在全球力量結構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真的能夠改變和分化西方的同盟陣營，將是這一大變局進程中最大的變化。問題是，面對中國等國的崛起，面對今天美國內外政策的調整和國際秩序的“碎片化”，未來的技術革新和再全球化進程會真的導致西方同盟體系的分化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分析，是考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思想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為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能迷戀于國際權力結構今天出現的“東升西降”的基本態勢，不是一味地“唱衰西方”，更不是簡單地強調“新時代”的中國力量。中國的崛起，同樣需要有堅定的盟友和伙伴。這是能夠帶來國際權力結構真正“大變局”的決定性變量。為此，我們需要耐心、眼光和更加成熟的戰略。
西方媒體、學術界和政策界對中國“大戰略”的解讀十分抵觸和消極。西方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是中國為了不斷擴大全球影響，甚至是要將發展中國家都變成中國的“勢力范圍”；“中國夢”是中國的“世界夢”，就是想取代美國的“老大”地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是中國在暢想重回世界的權力巔峰，推行“中國治理下的世界和平”。中國崛起的勢頭越是積極，西方國家就越是會擔心失去自身權力優勢，對中國做大做強的戰略牽制和制衡就會越明顯。“大變局”的探討，不能一味沉迷于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再分配，更需要避免成為西方攻擊中國的新靶子。“大變局”的討論和思考，應該讓全黨同志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崛起和“大變局”中的中國未來，仍將是一個充滿曲折和艱辛的過程。
“大變局”討論：重在中國自己強身健體與世界共同成長
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戰略論斷合理、理性和清晰地分析和討論，首先需要回歸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原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高度重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為機”，讓中國贏得更好的發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討論，將會進一步提升我們各方面工作的國際意識，加強對中國自身建設與世界潮流的融合并進。對今后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有以下建議。
首先，“大變局”的討論，不是重在“描述變化”,而應該重在適應變化、推動對中國有利的各種變化和有意識地去塑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變化。從二戰后的世界政治的歷史進程來看，我們還處在新百年變局的前期，出現了大變化的“前期綜合征”，最突出的特征是不確定性顯著上升。[30]影響“大變局”的兩個最重要因素是“發展范式轉變”和新科技革命。為此，我們要加強研究，對外策略上仍然要保持低調，盡可能地讓中國成為“大變局”“新變局”的受益者、建設者和貢獻者。
其次，“大變局”的討論，需要從緊密圍繞中國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入手，為實現“中國夢”而不斷充實我們的理論、政策和可實現的路徑。例如，在處理中國周邊關系、領土與權益爭議等問題上，需要從歷史、現實和中國階段性的戰略需要和戰略利益這三個維度中去尋找“最大公約數”。為此，減少摩擦、凝聚共識、加強互利、實現共贏不是在“說”，更多地是在“做”。在處理復雜和嚴峻的中美關系時，要善于“纏斗”，更要善于“求變”。中國需要在大變局中抓住核心技術突破、提高教育重視程度、形成新科技革命話語權、在力所能及的基礎上兼顧全球性公共產品的供應。[31]
最后，“大變局”的討論，要切實抓好和抓實“兩個統籌”，要從中國預防、管控和成功應對各種外部風險尤其是戰略風險入手。大國崛起，不僅是榮光，更是挑戰和壓力。今天中國的發展事業，就是“兩個統籌”——統籌國內建設和對外關系、統籌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大變局”客觀上正在給我們帶來歷史性的考驗和壓力。中國在面臨國內主要矛盾轉化、國際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突出、西方國家對華全面競爭態勢明顯之際，更需要全面利用中國特色的制度優勢和中國人民勤勞、堅毅與務實的特點，在新技術研發、國內營商環境發展和產業升級等問題上下功夫，繼續保證全球市場對中國的開放，保證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上的位置，不斷提高中國經濟從重“量”到重“質”的穩定過渡，這都將是從中長期保證“大變局”中的“中國機遇”的關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是中國繼續在風雨中前行的戰略新開局。因此，抓住“大變局”，需要中國繼續全面融入世界，堅持包容互鑒的原則，以善意和開放致力于國際體系的建設性改革，努力成為新世紀全球共同價值觀體系的創新者。
注釋
[1]見張蘊嶺、楊光斌等：《如何理解和認識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4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4～31頁。
[2]陳向陽：《世界大變局與中國的應對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11期，第1～6頁。
[3]胡鞍鋼：《牢牢把握并主動創造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7～17頁。
[4]楊光斌：《“百年變局”下看中美關系》，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YangGuangBin/2019_01_01_485290_s.shtml。
[5]劉建飛：《把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瞭望新聞周刊》，2019年第9期。
[6][7]張蘊嶺、楊光斌等：《如何理解和認識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4頁。
[8]Kevin Rudd, "Xi Jinping's vis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 Japan Tim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7/1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xi-jinpings-vision-global-governance/#.XJBGyYgzbgl.
[9]吳正龍：《當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聚焦，2018年10月3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1003/33143.html。
[10]高祖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涵》，《學習時報》，2019年1月21日，第A1版。
[11]胡鞍鋼：《牢牢把握并主動創造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7～17頁。
[12]《“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4～31頁。
[13]張蘊嶺：《在大變局中把握發展趨勢》，《人民日報》，2019年3月15日，第6版。
[14]楊光斌：《中國制度優勢：權威民主法治的有機統一》，《學習月刊》，2017年第8期，第11～12頁；張蘊嶺、楊光斌等：《如何理解和認識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4頁。
[15]胡鞍鋼：《牢牢把握并主動創造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7～17頁。
[16]劉貞曄：《全球大變局：中國的方位與出路》，《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32～41頁。
[17]王義桅、汪圣鈞：《如何認識和把握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86～94頁。
[18]杜慶昊：《大歷史視野中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學習時報》，2019年3月11日，第2版。
[19][20][21]《“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4～31頁。
[22]張蘊嶺、楊光斌等：《如何理解和認識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4頁。
[23]陳向陽：《世界大變局與中國的應對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11期，第1～6頁。
[24]陳向陽：《中國大外交經政并舉從容應對百年大變局》，中國網，2019年3月5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8_202028.html。
[25]武心波：《百年未有大變局，中日關系有“明”“暗”》，《解放日報》，2019年1月15日，第8版。
[26]陳永龍：《世界大變革中的中美關系》，中美聚焦，2018年7月17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0717/30588.html。
[27]賈慶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如何面對？》，《鳳凰周刊》，總第675期。
[28]《中歐關系開啟“高光時刻”》，中新網，2019年3月21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9/03-21/8786236.shtml。
[29]《“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4～31頁。
[30]張蘊嶺：《百年大變局的思考》，《東亞評論》，2018年第1輯，主編評論。
[31]《“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第4～31頁。
責 編／馬冰瑩
Review of the Recent Research on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Zhu Feng
Abstract: At the meeting of the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Working Committee in June 2018,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a great change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in a century. At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danger coexists with opportunities in a changing situation".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academic and thinking circles are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ing about the issue on how to understand and elaborate the profound thought of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make it a political, theoretical and strategic exposition guiding our work. While recognizing and appreciating this profound thought,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domestic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fronts is to avoid misreading and misjudgment.
Keywords: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 period with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朱鋒，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東亞地區安全、中國外交與國際安全戰略、中美軍事與戰略關系及核不擴散問題。主要著作有《人權與國際關系》《導彈防御系統與國際安全》《國際關系理論與東亞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