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當前中國官方對全球形勢發展的重大戰略判斷。本文從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五個時間維度出發，講述“大變局”的五大關鍵特征，分析大變局下中國可持續崛起的復雜程度。永遠當“學習大國”，永遠保持“干中學”的精神，對國際變局新動向保持追蹤，對國內治理新問題不斷深化改革，才是應對大變局的最佳方式。

【關鍵詞】大變局　全球形勢　中國崛起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4

“大變局”是目前中國官方對全球形勢發展的權威戰略判斷，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黨的十八大以后，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新一屆軍委班子第一次常務會議上，首次提出“世界正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此后又多次提及。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到，“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2017年12月2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發表重要講話后，央廣“中國之聲”用了《習近平：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標題，開始引起國內外廣泛的社會關注。[1]2019年3月26日，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并再次論述“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引起全球的高度關注。[2]

對“大變局”的戰略判斷，近年來學術界的探討也在深入。[3]在筆者看來，“大變局”并不只是僅限于全球化、大國博弈等國際關系領域，而是覆蓋技術、制度、知識、權力等更廣泛領域；不只是一百年的范疇，而是涉及過去五百年全球化進程中的數個時間節點。如何深刻理解與全面把握這個“大變局”，決定著中國對當今世界未來與中國發展的清晰認識，也會直接影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五個時間維度的大變局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所強調的這句話說明當人類歷史發展到某個盡頭時，變化往往會成為開啟下一個歷史階段的重要動力。但是，人類演進的歷史變化，不會只是僅僅在某個單一側面的片面超越，更可能是在多個層面的全面、系統的轉變。了解目前世界形勢從未有過之變局，應該用更廣的視角去透析全局演進的邏輯。筆者認為，“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至少有五個時間維度。

“500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文明領銜的角度看，500年前西方開始領銜全球化的趨勢正在逐漸讓位于東方。16世紀初，西歐國家開創“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化的動力均來自于西方文明。無論是從事對外殖民、黑奴貿易，或采取金本位、構建布雷頓森林體系、推行美元霸權主義，西方領銜全球的總體局面在過去500年左右的時間里沒有發生變化，變的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不同國家在領銜而已。然而，21世紀以來，中國、印度、東盟、日韓等東方文明逐漸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扛起了貿易自由化與市場開放化的經濟全球化大旗。過去20年，東方文明影響下的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連續超過50%，領銜世界發展的潛力在未來還將擴張式爆發。[4]正如《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東方化：亞洲崛起與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國衰落》一書中講到，“亞洲經濟實力的上升改變世界政治”，“西方長達數十年的對世界事務的統治正在接近尾聲”。[5]多項權威研究報告也都認為，2050年全球前四大經濟體分別是中國、美國、印度與日本。東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臺的中心位置，而中國正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6]

“400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技術動能的角度看，400年前逐漸掀起的工業化進程已從機械化、電力化、信息化逐漸演變到了智能化階段，人類運行邏輯與國家治理規律正在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與高頻所顛覆。17世紀產生物理科學層面上的技術革命后，人類逐漸進入機械化社會。技術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現的汽車、電力、飛機、網絡使人類變得更快、更強、更能跨越物理空間進行聽說讀寫。然而，21世紀初興起的基因、納米、超材料、云計算、萬物互聯、機器人服務、可穿戴設備、數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開始解放人類的大腦思維與神經指令，人類有可能從“智人”變為“智神”。[7]誠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書中所說，人類開始不必事事“親自”思考、不必“親自”發號施令時，生活習慣、金融運行、經濟規則、社會治理、全球互動的慣性將隨之出現顛覆式的變化。[8]國家如何在智能化社會的建構、數字化革命的推行等進程中發揮正向作用，人類如何解決人工智能帶來的道德倫理困境，既為技術革命不可阻擋之方向而因勢利導，又為防范技術產生的不確定性而維持社會穩定，中國正在做出積極的嘗試。

“300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開始向全球推廣的所謂“民主政治”體制出現了衰敗甚至崩塌的跡象。“歷史終結論”提出者弗蘭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簭墓I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反思道，源于18世紀前后的社會契約與現代責任制前提下的“多數決”（Majority voting）制度出現了生物演化式的衰敗。在美國，建國初期設計的政黨制衡體系變成了現在的相互否決制，甚至還出現了“家族制的復辟”。[9]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民主第三波”國家出現了集體性的政治固化、經濟停滯、社會失序現象。在美國，“不平等”已成為當下的基本狀況，財富與權力集中于極少數人之手，全球向往的“美國夢”正在墜落。[10]當前，全球普遍反思，人類治理的國家政治制度設計或許面臨著重新的選擇。在各國制度新一輪設計上，公民權利、政黨責任、法治架構、社會穩定、國家治理之間的平衡關系與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國家在未來的政治運行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設計遠比300多年前英國光榮革命以來基于個人選票簡單計算的“多數決邏輯”更為復雜、更有難度。歷史尚未終結，世界的進程不可能只是終結在西方模式的階段，相反，新的世界歷史剛剛開始。未來會出現怎樣更符合各國國情、更適應全球新趨勢的制度架構，解決目前人類對政治體制的集體困惑與普遍焦慮，中國應能提供非常特殊、彰顯實力的制度發展經驗。

“200年未有之大變局”。從知識體系的角度看，200年前出現并在全球普及的學科體系與思想范式在當前認識世界、重構世界的進程中，暴露了不可修復的缺陷與短板。按沃勒斯坦的說法，19世紀以來，發端于西歐與美國知識界的社會科學出現了內部結構分化，建構了當代知識分工與學科劃分體系。“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合演了一首四重奏，構成了一個可以‘社會科學’為名、并與各種社會思想相區別的制度化知識領域。”[11]學科的制度化進程，不僅是在西方實踐基礎上展開的方法論，更是持續強調與其他知識的差異或特殊性，進而導致知識分子在解釋世界時形成了濃烈的“西方化”與“狹隘化”色彩。源于西方實踐的社會科學知識越來越難以解釋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現象，而后者的含義、范疇、活躍度均遠超前者。比如，現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體系難以解釋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進程，無法解讀“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源于東方智慧的新倡議、新思想。對此，全世界理應對現有的知識體系進行深刻“否思”。[12]換句話說，這種“知識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識大融通，需要從全人類的現代實踐出發，重新進行跨學科、融知識的解釋與理解。[1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的頻繁出現，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準確性、適用性已受到頻繁質疑。作為新興大國，中國的知識體系構建進程基于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引進，但必須擁有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運用大量新興國家開創的新發展實踐，建構新的知識范式與創新理論。[14]

“100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看，100多年前確定的大西洋體系正在轉移出現洲際式的轉移與主體性的分散。隨著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東盟的崛起，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這包括亞洲國家的市場活躍度、創新研發投入、工業制造規模、電子商務普及度、移動支付普惠性、基礎設施便捷化，甚至還包括時尚、旅游、電影、小說等消費文化行業，亞洲的全球號召力與軟實力越來越多地使歐美國家自慚形穢，以至于在美國出現了集體焦慮。[15]從經濟、貿易、金融、工業等諸多數據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看，百年來的國際機制與國際組織都面臨改革的壓力，如WTO、聯合國。正如新加坡著名學者馬凱碩在《新亞洲半球》中所說：歐美國家在自由貿易、全球變暖、核武器擴散、中東、伊朗等問題上，都已捉襟見肘，世界師法亞洲之長的時刻到了。[16]與此同時，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擠壓著的國家權力，國際行為主體不只是由國家壟斷，而是出現多重行為體，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極端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力量、網絡精英、媒體、智庫都在分散國家的權力，“新中世紀主義”之態在當前世界的跡象相當明顯，世界既非G2、G20，也非G0，而是Gn時代，即n種力量正在影響著世界新進程。[17]未來世界的沖突，不一定聚焦在國家領導權之爭，而是取決于國家與社會、國家與非國家主體之間的力量平衡。依靠20世紀以來國家主義的權力邏輯，估計很難應對當前的全球亂局，相比之下，亞洲各國的發展經驗，尤其是源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合作精神與實踐理性的治國理政經驗，正在為世界的發展提供新動力。而過去十年，中國在多數行業出現對西方的“彎道超車”，并呈現越來越多的“換軌領跑”趨勢，世界也為此展現出了新的制度性活力。

變局絕非定局

“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判斷表明，未來已來。在文明、技術、制度、知識與權力等各個維度的變化，正在推動世界以難以預測的軌跡往前演進。舊力量與新力量加劇博弈，不同事物之間加速更替，機遇與挑戰并存，重塑與破壞同行，非線性變量增強，不確定概率提升。從總體上看，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民眾代表著各個層面上的新生力量，面臨著與各方舊有力量的互動、博弈甚至相互制衡。只有更充沛的勇氣與智慧、更強大的耐心與定力，透析新機遇，確立大戰略，主動迎接正在到來的巨大變局，中國才能力保在變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損。畢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

變局常常會帶來變數。多數情況，國際變局若遇上“黑天鵝”事件，便會產生新的不確定性，甚至產生更大的沖突。比如，一戰傷亡慘重，全球反戰情緒高漲，1920年“國際聯盟”成立，協調國際合作，旨在減少沖突。1928年，多國簽署《非戰公約》，世界一度以為，一戰是“停止所有戰爭的戰爭”。世界永久和平，將是決定未來的重大變局。未曾想，一戰結束僅10年多，席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危機爆發，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借勢上臺，傷亡更慘重的二戰爆發，人類遭受浩劫?？梢?，知曉變局線索易，掌控變局前程難，讓變局順著有利于自己方向發展就更難了。中國當下洞悉全球重大變局正在發生，但隱藏其中的風險、危機、沖突可能性，更需要中國人去琢磨、把握與防范。

變局未必會帶來定局。很多時候，“變化”是一種進行時的狀態，未必是完成時的結果，甚至還有可能會出現逆轉。比如，冷戰結束后，西方世界被空前的樂觀主義情緒籠罩，堅信“歷史已終結”，共產主義已死亡，資本主義模式將是未來社會發展的終點，“華盛頓共識”是永久的勝利者，任何國家發展道路都將歸統到西方所確立的模式。[18]傲慢的西方肯定沒想到，短短20多年后，“歷史終結論”基本宣告破產，連福山本人也承認“美國興衰與民主體制是兩回事”。[19]更重要的是，新興經濟體發展迅速，西方頹勢明顯，歐美內部利益爭斗、理念分化變得難以調和?？梢?，中國崛起處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面臨重大戰略機遇期，也可能潛藏不可測的風險。切不可以為，時局的變化會輕易地、必然地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機遇也會稍縱即逝。

變局有時需漫長過渡。通常情況，變局從發生到尾聲需經歷相當長的演變，即使重大事件在朝夕間發生，關鍵人物瞬息更替，但后繼效應也會超過人們的一般預期?；ヂ摼W產生于1969年，半世紀后才逐漸在全球普及；蘇東巨變發生在1990年前后，對世界與所在國的沖擊與影響足足延續此后數十年仍未明朗；“9·11事件”指的是2001年9月11日飛機撞擊美國大樓的瞬間，但引發美國的反恐戰爭、國內安全政策及全球格局的變化一直延續到現在；2011年，西亞北非變局一度被西方輿論視為是中東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但目前看來，“春”或“冬”仍未明晰。可見，面對“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需要有強大的政策毅力、戰略耐心與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轉化肯定無法在短期內完成，時常還會波折，應避免盲目樂觀，要保持頭腦清醒。

2018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省部級開班儀式講話中所指出，“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20]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并在變局中走好、走遠，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變局中的中國崛起評估

2018年以來，國際形勢波詭云譎，以朝核沖突轉圜、各國經濟復蘇、智能技術突飛猛進為主要標志的區域發展積極跡象與中美經貿摩擦、美國“退出”、美伊沖突加劇為主要特征的大國摩擦消極趨勢同時并存。中國面臨的是“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與“未曾料到之新時局”。在國內，中國面臨著反腐敗（anti-corruption）持久戰、反污染（anti-pollution）陣地戰、反貧困（anti-poverty）攻堅戰、反風險(anti-crisis)阻擊戰的重大考驗，全面深化改革任務艱巨繁重，社會穩定形勢空前嚴峻，經濟穩中有進的壓力持續存在，對此，中國必須持續要有針對“變局”的先招、高招與長招。

在國內治理方面，中國已全面進入信息化時代，互聯網力量無孔不入，既像“機器貓的肚囊”那樣，為社會民生提供數之不盡的便捷，也像打開“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會運行出現前所未有的即時化效應。數千年來中國社會自帶農耕文明特征的超穩定性正在發生動搖，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結構屬性開始悄然瓦解，扁平化的社會治理結構使中國正在進入到“數字化時代”，即信息擁有者、流量領先者逐漸跨越職別高低、財富多少、地位貴賤等傳統標準，成為社會權勢與運行規則的新標尺?；ヂ摼W技術產生了新時代的數字經濟、共享經濟，使社會服務快速均等化，過去只有富者、強者、貴者所能享有的司機、廚師、保姆等，目前都能通過快遞、外賣、滴滴等互聯網服務普及平常百姓家，但互聯網時代會產生新的不均衡與新的極端性，社會穩定的迫切性陡增。更重要的是，發展主義的陷阱在資源消耗、生態壓力、人口紅利消逝面前暴露無疑，“幸福在哪里”成為社會天問，“全民焦慮”成為大眾通病，14億人的高質量發展超越了數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的思考范疇與路徑。

中國目前面對著貧富懸殊鴻溝以及“馬太效應”能否徹底遏止，全面消除貧困且永不反彈是否能夠實現等問題，是中國能否出現人類社會發展前所未有的“奇跡”的關鍵。目前，金融危機的腳步如同“灰犀牛”般無形有聲，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將導致未來不可琢磨的“黑天鵝”頻繁顯現，作為40年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的中國，是否能夠持續這個紀錄，肯定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難題。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解決以上難題，必將成就偉業，但外部的戰爭、沖突或天災，內部的社會失序或金融危機，也會使發展盛況“一夜回到解放前”。在互聯網時代，國家脆弱性的爆發，強化社會的堅韌性，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前所未有之挑戰，也是前所未有之機遇。“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到這句話，深意可能也在于此。

從國際形勢看，自16世紀初麥哲倫環游世界開啟全球化始，西方出現了第一次全面頹勢。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使得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西方“鐵盤”出現巨大裂跡，“西方”作為一個政治整體已出現名存實亡趨向。歐洲老牌強國云集，卻深陷老齡化深淵，加之多子化的穆斯林與數百萬難民的沖擊，經濟增長長期乏力，日益成為暮氣之地。但為了維護世界應有地位，歐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力量。美國不再是19世紀上半葉托克維爾寫《論美國的民主》時的那個“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文化主體傳統日漸式微，所謂“有色人種”比例在未來二十年內超過白人將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以“退群”“砌墻”“貿易戰”“反全球化”等方式力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雖然遭遇國內外不同勢力的強力反對，但美國的破壞力不可估量。俄羅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在一些領域的影響力亦不可低估。新興國家雖集體大崛起，但未來前景存在不確定性。區域強國雄霸一方，但局部沖突不斷。全球政治大覺醒，西方經驗在非西方國家出現“水土不服”，各國根據國情走自己的道路之風日盛。中國40多年來發展實踐的成功，為各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選項，但如何復制與借鑒卻仍是問號。國際社會的行為體出現“新中世紀主義”浪潮，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還有“獨狼”式恐怖主義者、極端力量，甚至人工智能都日趨成為與國家平行的國際形勢影響因子。

相比于1500年以來相繼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美國，中國崛起面臨的局勢復雜性，超過以往任何一個大國興衰中的局面。中國須克服的，不只是避免與美國糾纏的“修昔底德陷阱”，應對霸權國的壓制、圍堵及與老牌傳統大國的競爭、博弈，還要強化在新時代下的全球強勢個體、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的“分權”，以及與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的“同質化競爭”。在各類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社會滲透，中國力求保持國家主體性與民族認同感的延續與穩定，同樣也是難題。

歷史地看，18世紀前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崛起時，人口僅百萬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縣”的崛起；19世紀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崛起時，人口僅千萬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市”的崛起；20世紀美國、蘇聯、日本等國崛起，人口是億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省”的崛起。但21世紀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則是十億級，偉大進展創造出來的影響“噸量”，相較于過去，無異于原子彈與炸藥之別，而帶來的治理難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持續崛起70年之久的中國而言，未來要做的工作，已不再是站在中國看中國，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國本身的發展與對世界的影響。一方面，中國需要保持長期的中高速或至少是中速增長，才能保證就業、社會穩定、地區平衡與發展方式的可持續；而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努力實現與國際社會的制度對接、區域統合、文明對話、共榮共生，使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崛起而不是重復過往500年的大國崛起老路。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講話中曾說，“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講道：“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黨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由此看，當下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要談真正崛起成功，恐怕還為時尚早。中國人一定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戒驕戒躁的作風，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奮力走好“崛起時代”的長征路。

總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是黨中央結合歷史和現實、貫通國際和國內、聯系理論和實際的一次重大理論與戰略判斷。誠如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所說，16世紀以后，大航海時代引發了全球大變局，但西方真正全面領先于東方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了。[21]所以，對“大變局”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對“大變局”的把握與應對應防止誤解、誤判、誤行，而應顯現中國志懷高遠，以及在新時代下的政策執行力與戰略遠見。對大變局應對成功，中華民族才能最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

注釋

[1]《習近平：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之聲，2017年12月29日，https://xw.qq.com/news/20171229016782/NEW2017122901678200，上網時間：2019年3月27日。

[2]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人民日報》，2019年3月28日。

[3]參見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學習時報》，2018年9月3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課題組：《世界大變局深刻復雜》，《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1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專題研討，《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

[4]崔立如：《世界大變局》，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年，第138～161頁。

[5]Gideon Rachman, 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 VINTAGE UK, 2016.

[6]王文、劉英：《金磚國家：新全球化的發動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188～211頁。

[7]［以］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

[8]［美］布雷特·金：《智能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77～211頁。

[9]［美］弗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簭墓I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1～342頁。

[10]［美］諾姆·喬姆斯基：《財富與權力：喬姆斯基解構美國夢終結的十個觀點》，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11]［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開放社會科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21～22頁。

[12]［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13]［美］愛德華·威爾遜：《知識大融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4]鄧正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再思考：學科與國家的迷思》，《南方文壇》，2000年第1期，第4～15頁。

[15]王文、劉典：《中美博弈與中國復興：基于兩國實力消長的視角》，《東北亞論壇》，2019年第2期。

[16]馬凱碩：《新亞洲半球》，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323～385頁。

[17]王文：《世界政治進入“Gn”時代：在巴庫全球論壇感受世界政治新風向》，《對外傳播》，2019年第4期，第16～18頁。

[18]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9]王文：《美國興衰與民主體制是兩回事：訪弗蘭西斯·福山》，《紅旗文稿》，2013年第16期。

[20]習近平：《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1月6日，第1版。

[21]［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9～199頁。

責 編／趙鑫洋

How to Understand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Wang Wen

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judgment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ituation. From the five time dimensions of 500, 400, 300, 200 and 100 yea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iv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Change", and analyses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sustainable rise under the Great Change.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Great Change is that China should always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constantly have the spirit of "learning by doing", keep track of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deepen reform in response to new domestic governance issues.

Keywords: Great changes, global situation, China's rise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宏觀經濟。主要著作有《看好中國：一位智庫學者的全球演講》《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