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政治化和否定黨的領導這兩種傾向，背離了“以政治建設為統領”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辯證關系。當前正確認識二者關系，一定要在世界大變局的國際視野中來把握，既要警惕右，更要反對“左”，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又要發揮黨的政治建設對經濟工作的保障作用，推動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相協調、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大變局 政治建設 經濟工作 關系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總體向好，穩中有進，表現出發展的極大韌性和回旋余地，但也有隱憂，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中“左”傾主義抬頭，出現經濟政治化；另一方面是不講政治，輕視、弱化和否定黨的領導、黨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傾向在抬頭。這兩種傾向背離了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堅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當前具有重大的意義。

只有處理好本國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之間的關系，才能牢牢掌握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在世界利益格局中占得先機

一定要在世界大變局的國際視野中把握國內經濟和政治的辯證關系，既要警惕右，更要反對“左”，推動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自工業革命以來，每個大國只有處理好本國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之間的關系，才能牢牢掌握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國家綜合實力也會越來越強，從而逐漸在世界利益格局中占得先機。

第一次工業革命導致的大變局，是以英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相促進為標志的。1640年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其君主立憲制為英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提供了政治保障。1776年瓦特改良蒸汽機，亞當·斯密發現市場經濟制度。這些為英國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隨著紡織業和城市的擴張，英國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英國經濟逐漸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其建立的私有產權制度、市場經濟，權力制衡的獨立司法體系和競爭性的兩黨制度，以及以文藝復興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愛為主要內容的先進思想，開啟了英國的科學技術革命。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確立，使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中國在這次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則處于農耕文明，因故步自封、閉關鎖國，日益走向衰落。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下半葉，美國經過長期積累和準備，開啟了以內燃機、電氣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其超過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霸主。歐洲的異教徒移民、英國優良制度的移植、世界頂尖人才的“淘金”等，都為美國實現經濟和政治的融合、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新創造了條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使之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隨后，美蘇兩級爭霸的國際冷戰秩序形成，世界主要矛盾由資本主義列強爭奪世界霸權轉變為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抗衡和摩擦。經過軍備競賽，蘇聯被拖垮。

進入20世紀中葉，以計算機、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臨。又經過半個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人類社會進入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搭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末班車后，通過確立先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經過短短40多年的發展，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和秩序，東西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東西方文明互鑒更為頻繁，世界重心正向太平洋轉移、向亞洲轉移、向中國轉移。比如，以華為為代表的科技公司因掌握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而讓美國感到恐懼與不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中國已經融入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內政治建設和經濟工作之間的辯證關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

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轉變，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判斷、新情況、新特點。在新的發展階段，如何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處理好政治建設和經濟工作的關系，尤其是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有效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使中國實現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徹底轉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關鍵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發揮好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牢牢把握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決拋棄不重視經濟基礎的“空頭政治化”思想和做法。

一要堅決反對只抓政治、不抓經濟的“左”傾主義。我們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問題導向，把黨的政治建設放在首位，提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新思想，有利于糾正過去輕政治、重經濟的思想。但有些黨員干部錯誤地認為，我們黨突出政治，是用政治代替經濟，以政治為中心，既然經濟建設不惟GDP了，那就是要弱化經濟，所以他們在做經濟工作時能抓不抓、能拖就拖，不作為、不擔當，無論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化解過剩產能，要么“一刀切”，要么“一邊粗”。這些做法顛倒了政治建設和經濟工作的辯證關系。

二要堅決糾正對民營經濟的錯誤認識。社會上有的人提出民營經濟退場論，不能正確地把握“兩個毫不動搖”基本經濟制度的涵義，認為接觸民營企業家不安全，對待民營企業家，不敢接近甚至避而遠之。也就是，這些人口頭上說是要對民營企業家做到“親”和“清”，但行動上卻寧可與民營企業家“清”，也不與他們“親”。有的領導干部思想也存在誤區，他們認為國有企業實力雄厚、資金有保障，發展經濟理應依靠國有企業，所以應將大的項目與國有企業合作，這樣就不用擔心承擔政治責任；與之相對應，在經濟發展下行的形勢下，民營經濟資本困難、發展缺少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因而不能依靠民營企業發展經濟。這些片面認識對民營企業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而一些民營企業發展困難，或停產、或破產，也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三要避免民粹主義傾向抬頭。“和為貴”是中華文明的精髓；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美關系是世界格局和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關系。美國在貿易中的霸凌主義，傷害的不僅是兩國利益甚至是全球利益。因此，在中國與美國的談判和斗爭中，中國不能也不會在經濟領域搞民粹主義，會努力在互惠互利中實現與各國之間的合作共贏，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堅決不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他國，不與他國進行不平等貿易。

發揮好黨的政治建設對經濟工作的保障作用

經濟是最大的政治，但絕不意味著經濟可以代替政治，可以離開政治對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力量，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本質特征。因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需要把黨自身建設好。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政治優勢和政治保障。

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弱化黨的政治建設的錯誤傾向，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不講政治，不講發展的性質和方向。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由此，我們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優越性是“四個堅持”；“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自成體系，集中體現在黨的領導上。只有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不偏離。

發揮政治建設對經濟工作的保障作用，就要使經濟發展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要求，不能背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能偏離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標。經濟發展以人民為中心，就要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來實現，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物質和精神條件。這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本質的區別。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以保障經濟的發展。對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唯利是圖、享樂主義，利用權力尋租，大搞利益結盟等消極現象，我們黨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進行了各種形式的主題教育、學習教育等教育實踐活動，這為經濟發展建立起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進一步端正了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

發揮政治建設對經濟工作的保障作用，就要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為黨和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用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發展，關鍵在于發揮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關鍵在于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新中國成立70年取得巨大成就、改革開放40多年發生歷史性變遷，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市場經濟解決了活力和效率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公平和正義的問題，二者的統一就是實現了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的辯證統一。

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之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黨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當前，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迫切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政治建設與經濟工作的辯證關系，迫切需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習近平總書記在改革開放40周年講話中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總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不可能一路平坦，但任何力量都不能，也無法阻止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社會制度比較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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