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我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關注中國鄉村。我感覺一個很窮的村莊如果要改變狀態，離不開外界的推動。過去40年，外界推動依托于三類基礎設施。

第一類是制度基礎設施。從中國的減貧經驗來看，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貧困中出不來，很重要的原因是窮人被一些制度給困住了，失去了改變自己和家里人境況的機會。要改變這種普遍貧困的狀態，就需要國家提供制度性基礎設施，開放權利，解除體制束縛，中國的第一波大面積減貧就得益于此。

第二類是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對于很多處于大山中、自然環境惡劣、偏僻地區的人們來說，他們之所以無法擺脫貧困，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硬的基礎設施把他們與外界阻隔了，使他們無法融入到有更多機會的環境。改變這些貧者狀況的措施就是通過硬基礎設施的建設，真金白銀地投入，把這些貧者與外界的隔離解除，使他們能走出來，既獲得機會，也緩解了貧困地區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步步地使這些貧者的狀況得到緩解。這是中國在區域扶貧和精準扶貧階段做得很正確的事，一些被大山阻隔的人從此改變命運。

第三類是信息基礎設施。這一輪精準扶貧后，我們依靠舉國體制在解決最困難的一波人的減貧上真是動真格了，也取得了顯著成效。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這些地區依靠體制力量建起來的產業如何可持續，如何將東西賣出去，如何讓進去的企業能在這些地區賺到錢，如何讓當地貧者持續地改善他們的狀況。在我看來，后精準扶貧時代這場戰役要持久地打贏，需要有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在我們根深蒂固的印象里，鄉村是窮的，人是落后的，鄉村是沒有希望的，窮人只有往外跑才有可能從貧困中擺脫出來。這一輪鄉村振興給人們最重要的啟示是讓我們認識到，鄉村是有價值的。我們在貴州調研的時候發現，木耳和茶最早都是香港人委托代理商，花很高的價錢進貨，也就是說，越是貧困的地區，產品可能越獨特。另外鄉村還有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地方風俗，但目前貧困地區守著這些獨特東西過著貧困的日子，原因是這些獨特的東西在當地沒有產生多少價值，鄉村價值處于沉沒狀態。必須通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讓他們在知識上與外界打通，能分享外界信息，能與外界溝通，能與外界交易。我們現在的精準扶貧熱火朝天，但如果真去農村看一看，真正有效果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就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

信息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是由貧困地區的特點決定的。為什么鄉村地區那些獨特的價值不能實現呢？從經濟學角度來講，主要原因：第一是信息不對稱，由于地理位置的隔離，供給和需求之間信息完全不對稱。第二是熟人社會的小范圍市場，生意規模非常小，且市場基本由熟人組成，交易半徑也很小。第三是信任原因。為什么買你的東西而不買他的東西？這是在熟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的信任關系。第四是非正式規則。城市社會可能更依賴法律的保障，但農村更多是靠一些非正式的、熟人社會之間的規范。

這一輪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到底能不能帶動鄉村價值提升，主要看能不能消除上述阻礙。

現在短視頻、電商、社交媒體等網絡平臺，具有可見性、低知識能力門檻、平等進入、去中心化等特征。平臺創造了相對平等的環境，來自最貧困地區、中等貧困地區，或者小鎮的用戶，只要有了便利的網絡條件，理論上就擁有了平等展示的機會。另外單從短視頻平臺的角度來講，有不少貧困地區的農民借助平臺售賣產品，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可以相應提高他們的收入，實現貧困地區的價值轉化。這是目前以信息基礎設施為主的第三波扶貧真正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