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法國西部報》采訪時這樣點評今天的歐洲：歐洲面對被民族主義毒瘤肢解、被外國勢力干擾的危險，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何其想象。由此可見，今天西方的危機已經到了何種程度。西方的普世價值從登上歷史峰頂到迅速跌落神壇，既有制度設計的問題，也有無法適應時代進步和挑戰的因素。

制度設計缺陷：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系統性地出現問題是在冷戰之后，這和西方被勝利沖昏頭腦、失去外部壓力而固步自封有關，但真正的內因，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現在回過頭來看，20世紀人類一共進行過兩次烏托邦試驗：

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絕對平等，即絕對公有制，結果失敗了。中國后來也將之拋棄，走向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從原理上講，人只有經濟上平等了，政治上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論在現實中卻被擊了個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絕對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國1965年開始實行，瑞士1971年才給女性以投票權，甚至有的州到1991年女性才有了投票權。時間盡管不長，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這兩個烏托邦試驗有一個共性：都無視人與人的差異，但卻賦予他們同樣的權利。就如同規定馬云必須和一個非經濟領域的普通人擁有同樣的經濟資源，非常荒謬。這個邏輯放到政治上也同樣適用。

任何權利都和責任相對應。但在一人一票時代，每一個人雖然有了相同的權利，但其責任卻并不對應。比如，當一個人擁有決定一個國家政治命運的選票，他應該去關心和了解國內外政治，從而慎重投出這一票。但現實是，大量的選民根本無視這個責任。他們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國家整體，更不會關心國際問題和長遠問題。但他們就決定著誰來領導這個國家。所以，出現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政治權力臣服于大眾和資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定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于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在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舉，必須擁有政治資金和選票，從而令民眾和資本擁有了壓服政治權力的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左派上臺往往就增加福利卻不敢增稅，右派上臺常常減稅卻不敢減少福利，都是一味討好。長期以往，國家自然債臺高筑，難以持續。所以當問題即使已經出現，也不敢予以及時處理，非要等到發展成為全國性危機，紙里包不住火。比如，美國次貸危機很早就已被政府相關部門所覺察，但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說：“不能讓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讓銀行破產”，而人人無視。這也是為什么西方國家只有全面危機來臨才能進行改革的原因。

正是由于普通大眾一人一票決定誰是領導人，導致西方長期以來難以產生優秀的政治人物。他們常常作出十分錯誤且后果極為嚴重的決策。比如美國小布什時代的反恐戰爭、西方發達國家推翻卡扎菲釀成二戰以后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奧朗德突然決定對“伊斯蘭國”動武，引發一連串恐怖襲擊；英國前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議制的情況下非要舉辦脫歐公投，釀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德國總理默克爾突然決定無限制無條件地接納難民，對國家未來造成巨大威脅。此外，由于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慮任期之后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更由于政黨輪替，政策缺乏可持續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三者的施政措施諸多互相否定。例如，小布什是共和黨，提議要搞重返月球計劃，任內也投入80多億美元，結果奧巴馬一上臺就給廢除了。等到八年后特朗普上臺，又重新恢復。這期間的時間浪費、人才浪費、資金浪費難以計數。

1992年，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香港大學面對前港督彭定康的提問，坦率回答，“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但無論如何不會是短期的上臺者。短期執政者只會趁機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我從不相信（西方）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可謂一語中的。

制度設計后果：導致低效率和多民族國家分裂

低效率除了受資本和大眾的影響，還與權力的制衡設計有關。如奧巴馬在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是民眾不愿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以及能源集團反對，甚至旅館業也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在今天的美國，許多重大決策都面臨類似的困境。

以上問題還僅限于單一民族國家，如果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則有更致命的挑戰：民主不能解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問題。今天西方多個國家面臨國家解體的威脅：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北愛爾蘭和蘇格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法國的科西嘉、比利時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

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個災難往往是國家解體：蘇聯、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蘇丹都是如此。

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方面不但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助長了民族和國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覺；二是不斷舉行的選舉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這也是為什么民主往往在少數單一民族國家更為穩定。可以說，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實行西式民主，要么國家已經解體，要么正在解體。

西方民主制度這一內在性、致命性特點，使它的適用范圍大幅縮小。一個多民族國家實行民主，即使勉強維持統一，其治理的代價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作出一而再的讓步后也往往于事無補。

此外，相對于其他西方國家，美國的制度設計有先天不足。它過于強調制衡和分權，制造了國內政治對立和分裂，也極大地影響了效率。歐洲多是議會制國家，往往采取議行合一：行政權和立法權都歸于一個黨。

法國是半總統制，曾出現過兩次“左右共治”現象：即總統和國會分屬不同政黨。實踐表明，這必然帶來效率低下、國內政治的分裂和對立。于是，法國進行了制度變革，總統選舉之后一個月就立即進行國會選舉，確保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控制在同一個政黨手中。

美國則不然，依然沿襲兩百多年前的制度設計，特別是中期選舉，往往導致國會權力與行政權力對抗。如果說過去精英民主時代，在野黨都是忠誠的反對黨，不會為反對而反對，這個弊端還不明顯；但在大眾民主時代，兩黨日益對立，妥協極其困難。過去兩黨議員還能會后坐在一起輕松地喝個咖啡聊個天，現在絕無可能。

時代挑戰：中產階級萎縮和種族存亡

特朗普等民粹政治人物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個人現象，他們是西方文明和時代演進到今天的必然產物。具體到現在，產生特朗普的時代因素有二。一是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對西方全面的沖擊，它導致的最重要經濟后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發明的，但卻在第三世界生產，只有少數精英是獲益者。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也是同樣的結果。于是，整個西方最富階層和最窮階層加起來超過50%，過去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成為絕對少數。

經濟的變化必然產生重大的政治效應。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所謂的“西式民主”。它不僅直接撼動了西方社會的穩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脅到傳統的西式民主制度的運作。于是，產生了政治極端化：對立雙方日益無法妥協、極端政治勢力迅速崛起就成為了西方（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的常態。特朗普這樣一個反傳統、肆無忌憚挑戰和否定西方價值觀的政治素人能夠成為美國總統，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隨著經濟發展，整個西方生育率迅速下降。早已經大大低于種族傳承所必須的一個家庭至少要有2.11個孩子的底線。與此同時，其他非白人種族生育率依然保持高位。對于歐美傳統白人而言，他們成為少數民族或者消失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危機。

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39年后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說，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美國盡管還沒有到歐洲那樣的嚴重程度，但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面對種族危機，西方極右勢力全面崛起，并日益贏得越來越多選民的支持。正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公開承認的：“極右勢力的回歸不僅發生在德國，而是一個歐洲現象。”

在中產階級萎縮和種族存亡兩個危機的前提下，整個西方民粹主義強勢崛起，并在英國脫歐、美國大選、意大利大選以及巴西、希臘、墨西哥等國家獲勝。民粹主義偏離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價值觀，采取排外、仇外、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措施。

西方民主因為內在性的設計缺陷而無法解決問題才導致民粹民義崛起，同時由于制度設計問題，又給了民粹發展、壯大和掌握權力的通道。西方民主號稱言論自由，于是民粹主義的觀點和理念就可以暢所無阻地在全社會傳播，對現實不滿而又不真正關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眾很容易被俘虜，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他們獲得廣泛支持之后，又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選票贏得權力，統治國家。

目前，民粹主義在整個西方仍然處于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義通過民主全面獲勝，也就是民主終結之時。

互聯網技術的挑戰：西方的民主在網絡時代有崩潰之虞

西方民主面臨著互聯網引發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互聯網剛剛出現時，西方認為中國的制度將因面臨網絡的沖擊而崩潰。結果卻是中國日益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網絡時代有崩潰之虞。

一是互聯網大大減少了政治參與的成本。一個普通人可以因為個人特質而崛起成為國家領導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網絡崛起的政治素人。從現實看，越是極端越是激進，越容易在網絡上引起關注和共鳴，越能獲得支持者。這也是互聯網時代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技術原因。二是互聯網時代一方面信息傳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閉。同一群體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動過濾。這自然令國家不同立場之間更加對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動，這強化了國家的分裂和對立。在互聯網初期，人們還以為準確的信息和毫不費力的溝通可以幫助好人消除腐敗、偏執和謊言，結果卻正好相反。三是互聯網大大降低了一個國家干涉另一個國家政治的成本。對于西方而言，一旦選舉都能被第三國操控和影響，民主運行的基礎就不存在了。

對于這一挑戰，西方也日益有了共識。2017年《經濟學人》就以《社交媒體威脅民主？》作為封面文章，認為：“政治正變得越來越丑陋不堪。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通過散布謊言和憤怒情緒，破壞選民的判斷、加劇黨派偏見，社交媒體腐蝕了被認為會促進自由的政治交易的環境。呼吁應約束對社交媒體的濫用。這對于自由民主的利害關系再大不過了。”

第三世界有的效仿西方制度的國家則直接采取行動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論為由斷網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所以，西方今天的困境并不是某一個人的失誤，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種必然。因為不管是制度設計還是面臨時代和技術的挑戰，西方都無力改變和適應。可以說喪失了糾錯能力和與時俱進的演變能力是今天西方普世價值終結的根本原因。2018年也將以此作為標志載入人類史冊。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