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要指望經濟繁榮帶來持久穩定和發展，繁榮也可能引發深度變革；不要指望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摧毀所有社會積弊，現代化絕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設計和詩性情懷能夠集所有智慧之大成，理想主義與激進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遙；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帶來自由與秩序，必須防范“多數暴政”，以法治精神引導民主進程。

【關鍵詞】托克維爾 法國大革命 文人政治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革命容易發生在后高壓時代

革命會在何種背景和條件下爆發？受一般意義的進步史觀的影響，人們傾向于認為，革命大多發生在權力行使最專斷、矛盾沖突最激烈的時期。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結論卻迥然不同：革命并未發生在專制最強、壓迫最重的動蕩期，恰恰發生在長期專制和高壓政治后的繁榮期；腐敗不堪的舊制度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繁榮，這種繁榮反過來又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結果是：繁榮成了大革命的催產婆。

在詳細對比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時期的政治形態后，托克維爾發現，“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①這表明，大革命爆發之前，一些變革已經發生。法國的國力開始強大，人口和財富不斷增加，國人越來越勤奮和富有。這些新變化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源于兩股力量的發展和變化：一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那么專制和任性的政府，二是堪稱當時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上層階級，每個階級成員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同時又能確保已有財富的安全。

一切似乎都在變得越來越好。然而，人們生活處境的改善，并未阻止革命的步伐。換句話說，處境越來越壞，革命并未如期而至，繁榮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托克維爾注意到，隨著社會的發展，財富的增加，公眾的不滿不降反升，對舊制度的仇恨不斷增長。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感覺法律的壓力減輕，往往會奮起抗爭。當人們身處苦難時，往往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壓迫減輕或消除，之前和當下的苦難突然會變得忍無可忍。被消除的流弊仿佛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人們：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一方面，人們所受的痛苦的確在減輕；一方面，人們的感覺也的確越來越敏銳。因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往往并不是最壞的，甚至總是比它前面的政權更好。換言之，“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②

對于法國來說，一個在整個歐洲還不算最專制的國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時期，卻爆發了最激進、最血腥的大革命，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矛盾和沖突已經到了社會有機體能夠承受的最高限度，一場革命的浩劫已不可避免。用托克維爾的話說，“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③

托克維爾的結論告誡世人，改革如推石上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慢進亦退。對于謀求變革和發展的現代國家來說，清除流弊的改革進程一旦啟動，改掉的部分會使未改的部分分外顯眼，格外令人無法忍受。如果此時維持原狀、得過且過或過早宣稱改革失敗甚至中止改革，那就可能導致無法挽回的危險。

革命無法徹底摧毀舊制度

托克維爾旗幟鮮明地贊揚法國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開宗明義：“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④，結尾處他更不吝筆墨舒發這種情感。但托克維爾知道，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與殘暴也是世間罕見。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來說，源自法國重平等、輕自由的文化傳統，而這種文化傳統又來源于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制度”；舊制度的個性與特點，已經注定了法國大革命的風格與氣質。

因此，他毫不掩飾對舊制度的痛恨和憎惡。在他看來，作為舊制度的產物，王權專制與封建官僚長期堆積催生出一種變態的政治文化，“如果說這種不正規的、病態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那么，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于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⑤更可怕的是，這種專制文化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法蘭西，以至于直接形塑了后來法國政治的基本邏輯：“統治者垮臺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后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于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⑥托克維爾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大革命已經結束60多年，自由仍不見蹤影。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在法國，只有一件事情辦不到，那就是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壞不了的制度，則是中央集權制”。⑦大革命無論多浪漫激越，無論多聲勢浩大，仍不能摧毀舊制度的所有頑疾，更不能摒棄傳統文化的專制元素。

不僅如此，托克維爾還發現了更糟糕的后果。大革命雖然取締了舊制度的很多陳規陋習，解散了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卻繼承了中央集權的實質內容，甚至不斷再建，不斷鞏固，不斷升級。這意味著，革命不僅沒有打斷中央集權這一進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毀、實質重建的方式最終完成了它。

人們往往驚異于這一變故，托克維爾卻顯得無比冷靜。他分析道：看到中央集權如此輕而易舉地在法國重建起來，人們不應該感到驚異。1789年的勇士們曾推翻這座封建堡壘，但它的基礎卻深深留在了這些摧毀者的心靈中。正因為有這個基礎，它才能突然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前更加堅固。這個基礎即是法蘭西民族對國家、國家權力的無限依賴和無條件服從。這種依賴和服從已滲進所有人的精神，與風尚融為一體，與習俗合二為一，直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⑧因此，這個民族離自由已十分遙遠，“再沒有人關心什么自由”。他們不能理解自由，自然更談不上追求自由。

文人政治存在致命缺陷

近代西方四場革命，可謂各具特色。英國最溫和，美國最獨特，德國最保守，與之相比，法國最浪漫、最激進、最血腥。究其原因，除統治階層極度腐敗、社會矛盾普遍激化外，法國貴族的沒落是一個重要原因。貴族政治是英法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特征。然而，制度背景與運行邏輯卻相差甚遠。英國革命是一個漸進的、局部變革的過程，革命只觸及政體層面，遠未涉及社會結構、風俗與習慣，最終是貴族與第三等級聯手擊敗了王權，貴族更多時候是以政權的建設者和參與者的角色存在；法國革命則是一場徹底的、全面變革的過程，革命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最終是王權與第三等級結盟共同摧毀了貴族階層及其依附的封建制度。

大革命爆發前，在絕對主權的不斷擠壓下，這個自中世紀以來一直占據核心地位的高貴階層越來越尷尬：一方面，他們早已脫離群眾，風光不再，威信全無；一方面，他們仍然竭力把持著封建特權，拼命維系著高貴身份。這就引發了第三階層的強烈不滿，成為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原因。

法國獨有的文人政治是導致革命浪漫情懷和激進色彩的又一關鍵因素。與同時代英國和德國不諳世事、埋首書齋的文人相比，法國的文人卻是另一番風貌：“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后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占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生過。”⑨他們關心政治，批判政府，推崇理性，堅信普遍真理，更相信“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⑩基于作家的悲天憫人和詩人的浪漫情懷，他們本能地厭惡舊事物和老傳統，自然而然地趨向以理性為唯一的依據，勾畫藍圖，重構社會。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政治閱歷和實踐經驗；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不僅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他們牢牢控制著輿論陣地，占據著在自由國家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據的位置。“每種公眾激情者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托克維爾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文學政治”。

對這種“文學政治”，托克維爾一直心存懷疑和戒備。他沒有被文人政治的表面激情所迷惑，反而冷靜而全面地審視了“文學政治”的風格與特點：第一，這群不懂政治又極具煽動力的文人沖上第一線，開始充當“廣場政治的第一提琴手”，直接造成普通民眾非理性的過度參與。第二，文人掌權嚴重沖擊了制衡王權的貴族勢力，使革命陣營分崩離析：一邊是文人政治泛濫，自身權力無節制擴張，一邊是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第三，法蘭西民族生性浪漫，重修養，愛才智，但對自身事務生疏冷淡，對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務更是力不從力。

這些在舊制度下毫無政治自由和政治閱歷、無知無畏又標新立異的文人們一旦掌握權柄，后果會是怎樣，又能怎樣？政治閱歷豐富、深諳從政之道的托克維爾驚恐地發現，這些文人們要做的竟然是同時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法律和慣例，進而發動“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對此，他多次哀嘆：這些知識分子樂觀地相信，光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無壓力地對如此復雜、如此陳舊的社會發動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們也許忘記了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當歷史成為往事，秩序成為議題，人們不得不敬佩托克維爾的明察秋毫與高屋建瓴。托克維爾所看到的，不正是當下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嗎？一個共同體的大多數若被隔絕在政治之外，一旦有一天在“文人政治”的引導下“參與爆炸”，就會出現致命性的政治反彈。

后革命時代必須平衡自由與平等

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與平等便成為人們矢志追求的政治價值，也是近代四場革命的原則與理想。總體來看，英美革命更傾向于追求自由的價值，而法國革命更迷戀平等的價值，德國革命則走在兩者的中間。

托克維爾首先承認平等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現實生活中人們愛平等甚過愛自由。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平等帶來的好處能夠被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諸如權利相同，身份平等，沒有等級，沒有壓迫。比較而言，自由的好處沒有那么直接和強烈。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追求平等的激情更為熱烈，更為持久。他們當然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如果不能，那就寧愿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

然而，托克維爾最為珍視的卻是自由。在他看來，“他們（指有些民族）熱愛自由，并不是因為自由給了他們什么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皆忘”。?他在《回憶錄》中坦承：“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并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更加明確地表達了對自由的熱愛：“我對自由的熱愛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當整個法蘭西民族已經為平等、為物質的滿足而甘愿受奴役時，托克維爾對自己的熱愛顯得那么卓爾不群。他為自由吶喊，他為自由歌唱，但這些聲音如同空谷足音。對此，他并不氣餒，“當自由受歡迎時，我表示我對自由的贊賞；當自由受到拋棄時，我仍堅持不渝”。

在托克維爾眼中，民主和自由本身并非截然對立，它們完全可以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平等是自由的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自由不應以不平等為基礎，這也是自法國啟蒙時代以來許多思想家的共識。那么，如何讓平等與自由共存，如何在一個追求平等的民主社會里避免“多數人的暴政”，以確保自由的實現與維系，這才是托克維爾思考的重點。

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托克維爾把視線投向了年輕的美國，看到了美國在爭取民主、實現平等的過程中又同時保障了自由。他前往美國實地考察，深入學習、探究美國的制度設計。通過考察，他認為由于自然環境、法律體系和民情等諸多緣故，美國實行了高度的地方自治，保障了思想、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利，這些都對民主社會中的“多數暴政”起著積極的抵制和消解作用。在美式民主中，既保留了平等，又用自治和人權抵制了民主所內含的“多數暴政”，從而促進了自由的發展。他借美國的經驗告訴世人：必須用自由來克制民主的缺陷；自由既是抵制專制出現的法寶，又是保證公民個人權利、實現更大自由的推動力。在一個沒有政治自由的國家，民主就有轉化成暴政的危險。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源與影響的深度探討，對民主化進程中自由與秩序的雙重追求，對處于后革命時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諸多啟示。不要指望經濟繁榮帶來持久的穩定和發展，繁榮也可能引發深度變革；不要指望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摧毀所有社會積弊，政治現代化絕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設計和詩性情懷能夠集所有政治智慧之大成，理想主義、浪漫色彩與激進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遙；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帶來自由與秩序，必須防范“多數暴政”，以自由追求克制平等沖動，以法治精神引導民主進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釋】

①-⑥，⑧-?[美]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08、210、213、32、156、240頁，第129、174、175、177、179、203頁。

⑦[美]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托克維爾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7頁。

責編/張曉 美編/史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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