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原本就是馬克思主義題中固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成果。在實踐中繼續落實馬克思主義，我們走深化改革開放的道路決不能動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國內外新形勢下，針對新問題、新任務，創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新方針、新政策、新舉措，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飛躍。它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總綱領，我們必須堅決落實。
【關鍵詞】改革開放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13
在當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把握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歷史定位非常重要。因為，它既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我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綱領，是新時代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南，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發展史上的最新貢獻，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
我國的改革開放原本就是馬克思主義題中固有之意
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如何評價，至今在社會上仍有不同意見。但如果我們準確全面地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就會看到二者間的本源、指導與落實關系。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三個方面的基本思想起了這種指導作用。首先，是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1]盡管他們當時關注的是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如何解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沒有將革命后如何建設的問題納入關注的重點，但他們提出的具體解決措施已經非常詳盡。比如，他們主張，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進行強制性的干涉”，采取“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增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等等。[2]我們首先要注意：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是講“干涉”，而不是一次性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這就使我們得出兩點結論：一是，他們認為無產階級不是“一下子”進入共產主義，而是經過一個過程，“一步步”地來；二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實現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大的生產力“總量”就要提上日程，也就是必須解決發展生產的問題。因為，貧窮下去就沒有了戰勝資本的最終條件。這些思想，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不得不為它的歷史價值而驚嘆。
其次，是為發展生產力而不得不劃分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以及在該階段必須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的思想。這實際上是前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1875年，當德國黨開始實際制定行動綱領時，馬克思針對綱領中提出的絕對平均的“左”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批判，他明確指出：“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里，一步到位地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則、達到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在這里通行“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包括“按勞分配”等，而且指明這保留的“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又說，“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現在看得出，馬克思的這些貢獻是何等的重要！他不僅提出了共產主義應有“第一階段”（這為后來從共產主義社會中分出“社會主義階段”，又進而從社會主義階段中分出“初級階段”的概念奠定了思想基礎），更提出了在這個階段要保留“資產階級權利”，對資產階級利益要給予保護，而且明確指出這種“不可避免”性的原因是：“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3]
最后，是關于在落后國家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后如何發展生產力問題的思想。這方面，馬克思在1881年有了比較集中的思考。當時，俄國革命家查蘇利奇詢問他俄國古老的農村公社在無產階級革命后的命運，他的復信反復寫了四稿，其思考是：公社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各階段（指解散公社而建立私有制，再從小生產開始，從頭積累并發展資本主義，然后再搞社會主義），而跨越無產階級飽受屈辱的這個“卡夫丁峽谷”，使之直接成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但同時他又提出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在保留傳統“農業公社”這樣的落后國家里，如何在新的社會制度下，盡快把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繼承下來。他反復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時，如何“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如何“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這一問題不可回避。他考慮到：“俄國為了獲得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他們又“怎樣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4]顯然，馬克思已明確提出了“占有”“利用”“引進”等概念，以圖用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方式，盡快達到并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而且認為不這樣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
通觀馬克思主義以上理論，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什么呢？第一，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解決的是政權問題，必須保證由無產階級牢牢掌握國家權力；第二，無產階級要利用手中權力，“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第三，社會主義必須繼承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創造的生產力，并逐步增加生產力總量，以致逐步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第四，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因此共產主義應該有個“第一階段”，而這個階段必然帶有資本主義的“痕跡”，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第五，在落后國家增加生產力總量的任務會更加突出，因而也更困難，經歷的時間也會更長；第六，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借鑒”“引進”“利用”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已經達到的“一切積極成果”，將是非常突出的問題，因而它們更要有一個漫長的過渡期。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我國改革開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改革開放中，我們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以上思想，首先確定了發展生產力的核心任務，明確提出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為了發展，就要引入市場機制這種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性手段，在許多方面還要保留和維持資本的權利，包括引入西方的現代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這里已明顯表示出，我國改革開放中的最基本做法，實際上不僅不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甚至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國情下的最好運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它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在后發展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經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發展。對這樣既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有創新和發展的改革實踐，我們怎能隨便否定呢？反之，我們不是更應該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前進，以取得更大勝利嗎？因此，我們要排除一切來自“左”的思想的干擾，在馬克思主義以上思想指導下，繼續深化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絕不動搖。
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呼喚新思想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黨帶領各族人民群眾艱苦奮斗，篳路藍縷，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但同時，改革中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對此全面把握，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出發點。我們可舉其要者，概括為如下幾方面。
一是，從改革開放之初，我黨就發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幾十年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了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國家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在生產力水平大發展的情況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我黨曾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而十一屆六中全會則在全面分析國內外形勢基礎上，第一次提出了我國當時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我們黨一直沿用，到黨的十八大也基本上沒有變化。但十八大之后，由于我國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思想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更大的進步，我黨以空前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實施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舉措，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深層次的歷史性變革。于是，到十九大時，我黨審時度勢，及時作出了新的判斷：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和以前的提法顯然區別很大。第一，“物質文化需要”與“美好生活需要”不一樣，后者除了物質文化方面要滿足外，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生態環境等很多方面的要求也提上了日程；第二，我們當然還要抓發展，這一點絲毫不能放松，但抓的重點不同了，它不是一般的“只要是發展就行”那樣的簡單思維，也不是“抓到籃子里都是菜”那樣地抓，而是要抓“平衡”的發展，瞄準高質量的發展，向更深層次的“充分”發展進軍。這要求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發展方式、戰略步驟等都要發生變化。同時，把“發展”與“共享”緊密聯系起來也是題中固有之義。只抓發展，財富都集中到了個別人手中，最廣大人民群眾沒有獲得感，這樣的改革不可能深入。因此，隨著發展的“方向”“品格”進一步提高，我們在分配領域的公平化問題也進一步提上日程。以上這些，實際就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主要根據。
二是，十八大前后，我們進入了要更加講政治的時代，這也就意味著，我們要更加自覺地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在規定性來抓發展。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全部工作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那個歷史時代，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能取得現在的成就，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不過現在形勢發展了，我們工作中某些過去不突出的任務突出來了，我們過去忽視了的某些東西也顯得更加尖銳。加之我們過去在工作中也確有某些偏頗之處，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使我們思考和解決發展的方向與道路的問題更加迫切。從目前來看，這些不良后果主要是：隨著我們大膽解放思想，隨著市場機制的引進，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在我國的不斷展開，隨著20世紀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及其在我國的濫觴，我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關注受到了削弱，對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忽略；盡管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也提出了不能“一手硬一手軟”的警告，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一手還是時有忽視。比如，我們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產生了對黨的領導的削弱，有的人在堅持黨的領導問題上“諱莫如深、語焉不詳甚至搞包裝，沒有前提地搞黨政分開”[5]；對個別人鼓吹中國應該否定基本政治制度、全盤照搬西方式民主和三權分立的一套抵制不力，甚至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對架空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言行常常默然處之，對歷史虛無主義、否定革命和革命烈士的行為斗爭不力，甚至還有給具有這種傾向的作品頒獎的現象發生；而整個社會的道德品格，在西方腐朽沒落文化的影響下，被嚴重污染；公務員隊伍中的不少人，包括很多高級干部，在個人利益的強烈誘惑下腐敗思想泛濫，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塌方式腐敗；某些地方黑惡勢力橫行，黃賭毒泛濫；某些大搞腐敗的人甚至進入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實際已經危及了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以致許多人在心里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會存在下去嗎？這樣下去，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所以十九大報告中，我們黨審時度勢，振聾發聵地強調，我們還必須解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6]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解決這一重大課題的利器、法寶。這也就是我們必須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依據。
三是，世界進入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我們面臨空前復雜的國際環境。在十八大時，盡管我國也面臨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整個世界很不安寧，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但當時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理由是，全球合作正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到十九大時，情況就進一步發生了變化。中央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但挑戰也十分嚴峻。還提出了要居安思危。其實，這種外部環境的嚴峻性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就已經顯露了，比如，1999年5月8日，美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轟炸中用三枚精確制導炸彈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當場炸死我國記者三人，炸傷數十人，造成大使館建筑的嚴重損毀。而2001年4月1日又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致使我國飛行員王偉犧牲。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使美國轉移了精力，我們才獲得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軍方擊斃之后，我們的壓力又明顯增加。美國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2015年10月又成立了排除中國、被稱作“經濟北約”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還提出要把60%的軍力部署到太平洋周邊來，大批艦船頻繁地在我國周邊游弋，甚至侵犯我國領海。這些情況，確實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峻性。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至于現在，情況就更明顯了。美國某領導人在最近的演講中公開申明，他們前些年采取“和中國接觸”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影響和顛覆中國。他們判斷，中國會在改革開放中“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指與中國接觸的戰略），希望中國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他們最終希望中國走完全西化的道路，最后當其奴仆，這是很清楚的。而當這種策略失敗的時候，對中國的貿易戰就開始了。更可怕的是，在我們國內，由于教育與其他方面存在的失誤，對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確實模糊了，甚至動搖了，因而有許多人也有意無意地追隨著這種觀念。這是非常危險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更加自覺地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成為時代的呼喚。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我們踏上新征程
從總體上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很好地解決了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特別是解決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經濟繼續健康發展如何保持同步的問題。過去我們有把二者對立起來的傾向，認為發展就要使用資本主義的一套方式和方法，而落實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就必然影響發展的質量與速度?，F在，我們已經找到通過“融和”和“融納”機制，二者凝為一體的道路，其體現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直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我們的總綱領，但由于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全新事物，我們沒有經驗，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對資本主義的東西，也往往采取“拿來主義”的辦法。因此，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面前，在市場機制這種發展生產力的手段面前，在大量外資和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面前，對社會主義方向、道路問題認識模糊了，甚至前者諸因素對后者構成了一定的沖擊。而種種隨之而來的消極因素，甚至侵蝕了黨和國家的肌體，包括黨和國家的上層肌體，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危及黨和國家的性質，危及政權的穩定。所以，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空前的氣魄把從嚴治黨擺上戰略布局，果斷查處了一系列違法違紀案件，鏟除了某些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奪回丟失的陣地”，“校正了黨和國家事業前進的航向”[7]。十九大的重要貢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貢獻，就在于使我們在繼續深化改革、發展社會生產力、保留資本各種權利的同時，又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落實到我們各項工作中來。它非常精準地處理了發展過程與最終目標、發展手段與根本目的、資本的權利因素與“以人民為中心”的辯證統一關系，使我們能在保證“本質”的前提下取得更高質量的發展效果。這是一種“正本清源”的舉措，是明確“本”和“用”的舉措，是由一般的“結合關系”進入“融和與融納關系”的舉措，是保證我國全體人民共同美好前景的舉措。而且這種舉措已經不是“臨時措施”，它是從“時代意義”上出發的必須長期堅持的舉措，甚至具有了一種“模式”意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如下幾方面內容，是我們落實堅持社會主義本質和保持高質量發展，通過建立“融和與融納關系”繼續保持“政治正確”與“經濟繁榮”的重要舉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深刻領會，切實落實。
第一，必須堅持“四個自信”“不忘初心”。要明確，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要與“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各種思潮劃清界限，決不能走上“邪路”。這一點，應該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前后就曾多次強調：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其中，對“初心”和“使命”的概括又是最精到、準確的，它避免了過去“左”的某些看法（即把“初心”和“使命”理解為搞階級斗爭），把它定義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就既抓住了繼續發展生產力，又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的和實質，從而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最精準的解釋和把握，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第二，要特別強調加強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因此，他對堅持黨的領導從來都是非常堅定的，明確反對沒有前提地搞黨政分開的思想和行為，對此決不回避退讓。我們現在一定要把堅持黨的領導、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放在我國政治生活的首位。
第三，加強黨的領導要最終由強化黨的建設來決定。沒有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就失去了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勇于面對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頑強的意志和決心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消除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他領導全黨奪回了丟失的陣地，鏟除了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挽狂瀾于即倒，把走彎了的路調直，校正了黨和國家事業前進的航向，使黨經受了革命性鍛煉。與此同時，他又領導我們為進一步強化黨的建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立下了各種規矩，保證黨不再出現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現象，為今后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打下了基礎。我們必須深刻領會中央的以上部署，深刻理解強化黨的建設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緊跟中央，在今后的黨建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績。
第四，在經濟上，按照中央要求，堅持新發展理念，走新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這必然會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帶來一系列的變化，包括對私有觀念、個人主義思想的一些肯定，對各種所有制代表人物社會權利與權力的再分配。十八大之后，同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和發展混合所有制，抵制了全盤私有化歪風；強調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整個經濟建設的新布局（“五位一體”“四個全面”等）。這就使我們的經濟發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它顯然既不同于計劃經濟的老路，也不同于全盤否定公有制、全盤西化的邪路，而是一條獨立的、具有自己本質規定性、且有一定穩定性和普適性的道路。我們對此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動搖地落實，既防止否定公有制為主體、把公有制全部私有化的右的傾向，也反對“民營經濟退場論”等種種“左”的謬論。
第五，要全面地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同時，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強調，要更好地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此，他反復要求，除了要在人民群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外，還要讓人民群眾更多地參與治理。最終實現人民群眾的生活幸福，是我們黨的初衷，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我們不能不時刻把握這個方向。
第六，在對外政策上，落實十九大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的基本要求，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本思路。這樣的新思路，顯然不同于某些國家強調的“自己國家利益第一”、全然不顧別國甚至有意犧牲別國利益的“霸凌”主義做法，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擁護。其作用已超出了國界，特別是給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以新的選擇和新的期盼，同時也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顯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在國際方面的最新貢獻。我們在未來的外交工作中，一定要以這樣的思想為依歸，廣泛地團結各國人民，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為各國人民帶來最大利益。
注釋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2～53頁。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435、575頁。
[5]王岐山：《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輔導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頁。
[7]王岐山：《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輔導部分，第14、15頁。
責 編／馬冰瑩
The New Era and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Liu Xirui
Abstract: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was originally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Marxism and the concrete result of applying Marxism to China. In the practice of continuing to implement Marxism, we must not waver in the path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new idea, new strategy, new line, new policy, and new initiative creatively proposed for addressing new problems and task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 also embodie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apply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helping Marxism to realize leap-forward progress again in China. Its transformation is deep and fund amental.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general program for China's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e must resolutely implement it.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劉熙瑞，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主要著作有《行政學綱要》《中國行政管理學》《現代管理學基礎》《中國政府職能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