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四大基本趨勢中，揭示全球貿易自由化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前景，并提出應對這些挑戰的基本方略。世界經濟發展的四大趨勢是：世界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逐漸從宏觀領域深入到微觀領域；經濟全球化逐漸從傳統國際分工模式演進到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對外開放的重點逐漸從邊境上措施轉移至邊境內措施；全球經貿體制日益表現為區域主義的興起與WTO的邊緣化。本文提出應對這些挑戰的基本戰略與政策主要包括推動市場開放與市場深化，推動分工深化與互通互聯，推動創新發展與結構調整。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 產業革命 全球價值鏈分工 多邊主義 區域主義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0.004
從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Great Discovery）到目前，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貿易已經走過500多年的歷程。在此期間，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當前，全球貿易自由化面臨諸多挑戰，也存在很多機遇。這些挑戰與機遇要么源于世界產業結構的演變與創新以及國際分工的演進，要么源于各國的對外開放進程以及全球經貿體制的變革。本文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四大基本趨勢中，揭示全球貿易自由化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前景，并從三個方面提出應對這些挑戰的基本方略。
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從宏觀到微觀
產業是源，貿易是流，世界產業結構及其演變決定著國際貿易結構及其演變。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產業革命和產業創新的一條重要路徑就是從宏觀領域逐漸發展到微觀領域，目前及未來則是宏觀領域與微觀領域的創新結合。
18世紀60年代開始于英國并逐步擴散至法國、德國、俄國等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日本的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宏觀領域的產業革命和產業創新（如圖1所示），即使用宏觀加工的母機（如車床、銑床、鉆床、磨床等）將宏觀材料（如鋼鐵、水泥、塑料、纖維等）加工成宏觀產品（如飛機、火車、汽車、大樓、橋梁、大炮、坦克等）；使用的驅動機器主要是蒸汽機、內燃機、發電機、電動機等。
20世紀中期從美國硅谷開始的工業革命拉開了微觀領域產業革命和產業創新的序幕（如圖2所示），即使用微觀加工的母機（如納米加工設備的光刻機、等離子刻蝕機等）將微觀材料（如晶圓、氧化硅、氮化硅薄膜等）加工成微觀產品（如芯片等），并應用于很多產業領域。與前面提及的宏觀產品相比，微觀產品是指用肉眼不容易看得見的產品（即納米級產品）。[1]
與微觀領域創新相關的主導產業包括硬件與軟件兩大方面。圖3大致按照行業的基礎性與市場規模將這些相關產業分為四個層次。最上層即第一層，是網絡、電商、傳媒、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這個層次的產業市場規模最大（比如阿里巴巴、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均屬于這個層次的產業），但不是最具基礎性的，因為它們要依賴下一層的產業。第二層的產業包括手機、電腦、超高速計算機、全球互聯的網絡系統等，其產業市場規模僅次于第一層，但也不是最具基礎性的，因為它們需要第三層的產業作為支撐。第三層的產業就是半導體芯片設計和制造產業，這一層的產業也不是最具基礎性的，因為它需要第四層產業即微觀加工設備產業作為支撐。雖然第四層的微觀加工設備產業的市場規模遠不如第一層產業，但卻是最具基礎性的產業。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最具基礎性的產業，其他產業才會興旺發達起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產業創新越來越表現為宏觀領域與微觀領域的集成創新。比如運用于汽車、飛機、航空母艦、高速列車等宏觀產品的高性能發動機，量子計算機這樣的高性能計算機等，都離不開微觀加工的產品（如芯片）。這一趨勢表明：一方面基礎研究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集成電路產業是價值鏈分工很細的行業，是個世界性產業，因此不能關起門自己干，只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不可能發展的。
技術進步是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的核心動力。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出來，推廣應用到實業領域，并逐漸形成國民經濟和產業的支柱；這一發展與普及過程必然伴隨著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放眼全球，一方面，技術創新使得生產力大幅提高、原先沒有的產品變為現實，一些嶄新而高速增長的主導產業部門隨之誕生，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發生巨變，各國將得益于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專業化與差異化；另一方面，技術創新的激烈競爭直接導致世界經濟體系中心位置的相對調整，壟斷要素、產業及租金的非均衡分配必然對國際貿易參與國的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并進而影響國際貿易的福利分配。
回顧歷史，宏觀領域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興起之時的中國正處于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6年）。這個時期的中國有幸見證了美國的誕生與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發表（均為1776年），卻沒能跟上宏觀產業革命引發的世界經濟工業化的步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進入了一個高度集中、高度封閉的計劃經濟時代，“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實現工業化”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戰略，卻沒能跟上世界微觀領域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的步伐。歷史已經證明，錯過世界產業革命與產業創新的重要戰略發展機遇期的后果，對中國而言無疑是非常嚴重的。
經濟全球化：從傳統國際分工到全球價值鏈分工
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學家一般認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開啟于1870～1913年。這期間，蒸汽船代替了帆船，使海洋貿易的運輸成本大幅下降，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的增長。Pascali認為[2]，在蒸汽船發明之前，海洋貿易路線取決于風向，而蒸汽船的使用不同比例地降低了不同國家和不同貿易線路的運輸時間和運輸成本。比如，由于北大西洋的風向是順時針的，而南大西洋的風向是逆時針的，所以，帆船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到西非國家塞內加爾的佛得角（Cape Verde）的往返時間類似于從里斯本到巴西的薩爾瓦多（Salvador）的往返時間。但是，如果采用蒸汽船，則前者的往返時間只相當于后者的一半。運輸技術革命導致了國際貿易的增長，為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潛在條件，但只有那些具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才從這次經濟全球化中獲得好處，而另外一些國家未能分享到經濟全球化的益處，世界經濟中的富國與窮國開始形成，并逐漸拉開差距。[3]
Baldwin認為，自第一次經濟全球化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兩次大“分拆”（unbundling），推動全球化不斷邁上新的臺階。[4]第一次大“分拆”發生的時間基本上與第一次經濟全球化開始的時間一致，主要表現為生產與消費在地理空間上的“分拆”，這是由于交通運輸革命導致運輸成本（transport costs）的持續下降。但這僅僅對北方國家、地區（即工業化之后的歐洲、北美和日本）產生了積極影響，而發展中國家沒能參與到由此引發的工業化進程中來。第二次大“分拆”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表現為生產階段（production stages）的“分拆”，這是由于信息通訊技術革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導致協調成本（coordination costs）的不斷下降。先前只有基礎設施功能完善和生產流程高效集成的國家才能參與到全球經濟中來，而現在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發揮在生產流程某個或某些階段上的專長加入到現有的全球供應鏈之中。
在第一次大“分拆”時期，國家之間的分工、貿易與競爭主要表現為工廠/行業之間的分工、貿易與競爭，是一種“舊范式”競爭；在第二次大“分拆”時期，國家之間的分工、貿易與競爭則是基于任務（task）的分工、貿易與競爭，是一種“新范式”競爭（見圖4）。這種新型國際分工模式就是全球價值鏈分工。
但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各經濟體的位置不盡相同。有的處于高端（high-end）環節，而有的則處于低端（low-end）環節；有的承擔的任務或環節較多，而有的承擔的任務或環節較少。需要特別注意的有以下幾點。第一，各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說到底，是由其擁有的要素稟賦決定的。這些要素稟賦包括資本、勞動力及不同技能、管理與制度要素等，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工及其地位不平衡的背后是各經濟體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第二，一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與其產業形態和（相對或絕對）優勢以及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地區結構和基本形式息息相關，并進而決定一國在國際經濟中的福利分配以及自身的經濟增長。第三，對于落后國家而言，攀升全球價值鏈、提升分工地位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還是背后的要素稟賦問題。資本、勞動力技能、技術可以通過引進或學習得以升級優化，但一國的制度往往是最難改變的。
制度落后的中低收入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一定成績既有可能成為一種“激勵”（incentive），也有可能變為一種“詛咒”（curse）。如果成為“激勵”，則這些窮國的經濟發展會進一步促使制度改進，以適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經濟發展與制度改進之間的良性互動，進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制度先進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如果變為“詛咒”，則這些窮國的經濟發展會被當權者（既得利益集團）誤認為是舊制度“優越性”的結果，因而無比“自信”，最終很容易掉入落后制度的“陷阱”而無法自拔，經濟發展與制度改進之間陷入“死循環”。
大部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屬于第二種情況：1929年后全面趕超西方的蘇聯，后來的阿根廷，最近的委內瑞拉、南非、土耳其。因此，落后國家要成為先進國家，不僅是經濟、技術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現代化。
全球價值鏈分工是不能回避的客觀事實，對中國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參與這一分工并逐步提升自身的國際分工地位。OECD報告指出，對于經濟增長與就業而言，一國（或企業）做（do）什么要比一國（或企業）賣（sell）什么更重要；[5]而我們進一步認為，一國的“要素”（factor）干（do）什么可能要比一國的“工廠”（factory）做（produce）什么更為重要。[6]要素稟賦升級是價值鏈升級的必要條件，而要素稟賦升級不僅包括一般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技能和微觀管理要素的升級，也包括制度要素的升級。
對外開放：從邊境上措施到邊境內措施
前面已經提及，制度要素與資本、勞動力等一般要素一起決定著一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以及攀升全球價值鏈的條件。從宏觀層面看，體制與制度要素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等諸方面，最直接的就是經濟制度要素，這導致各國、各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以及開放程度及相關承諾和執行（比如基于WTO多邊框架）的差異。
在理論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國際學術界曾經出現過關于經濟模式與經濟體制的大辯論。一派以米塞斯（維也納學派）、哈耶克（新奧地利學派、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羅賓斯（倫敦學派）為代表，反對社會主義中央計劃，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實行計劃化是反市場的，破壞了自由競爭機制，因而不可能有正確的價值制度和合理的資源分配及經濟計算。另一派以蘭格、泰勒、迪金森等為代表，認為計劃經濟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那么，現實的發展到底如何呢？
“二戰”之后全球經濟體制的初始格局主要體現為三大板塊。（1）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位于亞、非、拉地區的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以及中國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去殖民化運動（decolonization），紛紛取得了國家獨立，并開始了加快經濟發展的歷史征程。但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初期大多并未實行市場經濟體制。（2）蘇聯為推動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合作而于1949年1月建立“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1949～1991年）。該組織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而于1991年解體。“經濟互助委員會”中的國家在對應的時期里基本上實行的也是計劃經濟體制。（3）與上述兩大板塊不同的是，以美國與西歐國家為主的經濟體在戰后實行的基本上都是市場經濟體制。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入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前兩大板塊中早先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通過實踐逐漸認識到，只有選擇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運行效率，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國際競爭力，從而加快本國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綜合國力。從目前全球來看，絕大多數經濟體都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或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甚至原先極少數長期固守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古巴、朝鮮，也都在考慮選擇局部地區或領域試行市場經濟的做法。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選擇市場經濟制度和體制。這構成了全球經貿自由化的體制基礎。
盡管“二戰”之后世界經濟被劃分為西方工業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三大區域，世界政治格局被分割為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GATT/WTO這三大支柱還是支撐起了戰后相對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國際經貿的自由化發展。
首先，在多邊層面上，經過70年的發展歷程，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不斷完善。WTO的非歧視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透明度原則、公平競爭原則以及鼓勵發展和經濟改革原則貫穿于WTO的各個協定和協議之中，構成了現代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7]更為重要的是，在GATT/WTO框架下的多輪多邊談判，使阻礙貿易自由化發展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得到了持續不斷的削減；這些談判尤其在狄龍回合之后的談判也逐漸觸及“邊境內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而不限于“邊境上措施”（on-the-border measures）（見圖5）。這是因為，一方面跨國投資相對于國際貿易而言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越來越分散化。國際化投資與國際化生產日益觸及一國之內的法規、主權、政治以及意識形態。
其次，在新的背景下，一國貿易政策（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目的，不再是主要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進口競爭的影響，而是主要關注諸多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目標的實現。正如WTO前總干事Pascal Lamy所言：貿易政策措施特別是非關稅措施的目的正在由“保護”（protection）轉向“預防”（precaution）。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涉及人類共同關心的健康、安全、勞工標準、環境質量以及其他社會關切等方面的問題越來越敏感。這些問題不僅是公共政策的議題，也是與“邊境內措施”息息相關的問題。
全球經貿體制：區域主義興起與WTO邊緣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各種形式的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層出不窮，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顯著特征。[8]截至2017年底，向WTO報告的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個數累計達673個，實際付諸實施的達459個。同時，還不斷有RTA或FTA處于談判或考慮之中。目前，在164個WTO成員中，只有毛里塔尼亞未與其他經濟體達成RTA或FTA，其他成員均參加了至少1個RTA或FTA，有的參加RTA或FTA的數量甚至超過40個。與此同時，PTA覆蓋領域也在不斷擴大。目前PTA覆蓋的新領域分為兩個部分（如表所示）：一是“WTO+”領域，即這些領域已經出現在目前的WTO框架里，但PTA成員不想滿足現狀，欲進一步深化；二是“WTO-X”領域，即這些領域是尚未被目前的WTO框架解決的新領域。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視角加以解釋。首先是生產的全球化與分散化；其次是跨國公司主導、FDI推動；再次是目前的GVC也是區域性的。這就意味著，在適應全球價值鏈分工演進方面，區域主義安排有著相對于WTO的諸多優勢。
在以PTA快速發展為特征的區域主義興起的同時，WTO多邊體制出現了邊緣化（marginalization）趨勢。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標志著現代多邊貿易體制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但這樣的體制是殘缺不全的，因為迄今為止它無法覆蓋到多邊投資領域；此外，這樣的體制也日漸陷入停頓，特別是隨著“多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談判陷于僵局，WTO體制很可能因此而進一步惡化，變成“僵尸”。所以，WTO多邊貿易體制被邊緣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9]
我們還應該看到，與WTO多邊體制邊緣化相伴而生的是區域主義的多邊化（multilateralization）趨勢。[10]美國等國的戰略動向尤其反映了這一趨勢。繼在北美大陸先后于1989年建立美加自由貿易區（CUSFTA）和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之后[11]，美國就開始在亞太地區推動實施“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及其擴容。TPP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程度大大高于目前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程度。與此同時，早在2013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發表聯合聲明，稱雙方正式展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的談判，以最終建立美歐自由貿易區。盡管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已經簽署命令退出了TPP，并聲稱要把重點放在雙邊談判上，但事實的發展可能并非如特朗普所希望的，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如果把TPP、TTIP、EU和NAFTA（目前是USMCA）加起來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龐大的、由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自由貿易區集團，這將是一個嶄新的、更加開放自由的多邊體制。到那時，目前的WTO體制必然會被這些國家拋棄或被作為最低限度開放平臺。試想，早在1947年，GATT的創始締約方也就只有23個國家，卻逐漸演變成目前囊括164個經濟體的全球多邊體制。以史為鑒，可以明白美國等國的戰略動向意味深長。與此同時，美國還在著力推動《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的達成[12]，以替代目前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由此可見，美國不僅試圖在空間范圍上，而且意欲在貿易、投資與服務領域進行全方位整合，從而重組全球經貿體制。
FTA區域主義的興起與多邊化趨勢，給WTO多邊體制既帶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13]兩者之間的內在沖突與互動發展，構成了全球經濟貿易的制度結構轉型機制。特別地，FTA區域主義的優惠貿易與投資安排直接促進了區域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從而成為世界經濟與貿易邁向全球經濟一體化或多邊主義的“墊腳石”（stepping stones）。[14]這也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實行自由貿易與投資比較渺茫的情況下，有關經濟體之間先進行區域性的自由貿易與投資安排，是一種次優選擇。這種選擇實際上具體反映在有關經濟體所采取的對外貿易與投資政策之中。所以，FTA區域主義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擺脫WTO多邊體制所遇到的障礙甚至停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倒逼機制，從而試圖解決多邊體制的現有問題、突破現有的障礙。但如果這一倒逼機制不起作用，則區域主義很有可能發展成新的多邊主義、生長出新的多邊體制。這就是區域主義的多邊化。如此不斷演進，從而在多重框架內形成區域性安排與多邊體制互動發展的格局（如圖6所示）。這一制度結構的演進生生不息，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15]制度缺陷必然會倒逼制度的進一步創新，這一被制度經濟學揭示的規律不僅適用于一國之內，也同樣適用于國際社會。
正是由于區域主義與多邊體制之間存在互動發展的制度演進機制，以及現行WTO多邊體制陷入困境，所以我們認為，目前的全球經濟貿易制度框架正逐漸由以WTO（GATT）為主導的多邊框架發展到區域主義安排與WTO多邊體制并存的多重框架。未來如果WTO多邊體制面臨的困境無法突破，則很可能會出現以區域主義多邊化為主導、現行WTO多邊體制為最低門檻（即維持現狀或可能被拋棄）的新多邊框架。
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非均衡性展開是導致區域主義興起，進而導致WTO多邊貿易體制邊緣化的基礎性原因。這一方面催生了很多經貿領域的新議題（如表所示），另一方面使區域主義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
應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挑戰的基本方略
當前，全球貿易的自由化面臨諸多挑戰，其原因不在于貿易自由化本身而在于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扭曲甚至反自由化的因素。維護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離不開各國政府的適當政策以及國際協調機制，但在根本上仍然依賴于市場機制、分工機制與創新機制這三大動力機制。因此，我們對如何應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挑戰的戰略與政策思考也主要是基于這三個方面。
推動市場開放與市場深化。人類社會的經濟實踐以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均已經表明，市場機制是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一方面，“二戰”之后全球各經濟體的經濟體制與制度逐漸趨同化，即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與制度。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分工客觀上要求削減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特別是對于中間品貿易），推動貿易與投資便利化，這必然會使改革領域逐漸從傳統的“邊境上壁壘”（on-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降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第一代”貿易自由化）延伸至“邊境內壁壘”（behind-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國內規制改革的“第二代”貿易自由化），同時要求“跨邊境互通互聯”（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16]
促使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動力機制在于市場開放與市場深化。所以，為了拯救目前處于嚴重不平衡的世界經濟，所有國家，特別是WTO的成員國，都應放棄貿易和投資保護政策，切實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第一，在未經WTO成員國協商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任何國家不能單方面采取非經協商同意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第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國家，應當盡快開放國內市場，采取以市場換市場的對等方法，來減少對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貿易順差。第三，積極推進WTO多哈回合的談判，以便為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打開更大的自由空間。除了繼續積極地推進多哈回合的談判之外，世界各國還應支持任何不歧視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區域的雙邊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以便突破多邊談判的僵局。
推動分工深化與互通互聯。從空間范圍角度看，分工包括國內分工和國際分工。從國內分工發展到國際分工必然涉及對外開放，這一演進（對外開放）能否實現，取決于分工產生的交易成本（其反面是交易效率）與分工帶來的好處（績效）的權衡（或“兩難沖突”）（trade-off）。經濟學告訴我們，只有當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專業化經濟）大于交易成本時，專業化分工才能順利演進，從國內分工發展到國際分工。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體制、機制、規制、政策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就非常關鍵。換句話說，一個好的制度（體制、機制、規制與政策），必然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進分工發展，因而也能夠促進國際分工發展。
全球價值鏈分工是通常意義上的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細化的結果，是國際專業化分工內生演進的一個階段。根據亞當·斯密與楊小凱的分工理論，只要有專業化分工，就一定產生分工益處，同時也一定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優化與技術進步（創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績效，進而推動專業化分工的內生演進。專業化分工的內生演進又會推動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而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提高的動力。[17]所以，專業化分工的內生演進與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經濟可持續增長與高水平運行的重要基礎。
這其中的理論機制就是“內生貿易理論”（即楊小凱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所探討的，即用個人的專業化決策解釋貿易現象，因為它把市場一體化程度內生，所以能解釋何以國內貿易的發展會產生國際貿易。內生貿易理論用交易效率的改進來解釋貿易的產生，以及國內貿易如何發展到國際貿易。它強調分工的內生演進，內生比較優勢可能隨著分工的逐漸演進而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但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因此，它對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就是內生比較優勢，內生比較優勢可能在沒有外生比較優勢時存在。若所有人都是天生相同的，則既無外生比較優勢，也無外生絕對優勢，卻可以因后天選擇不同的專業而獲得內生比較優勢（絕對優勢）。[18]
目前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分工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的新常態，已經并將繼續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相關經濟體的發展帶來新機遇。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價值鏈與產業鏈分工正在催生國際經貿領域的新規則。全球價值鏈與產業鏈分工一方面導致中間品貿易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使跨國投資日趨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國際貿易，而且服務領域的跨國投資占據主導地位。根據UNCTAD報告，目前全球60%以上的國際貿易都集中于中間產品和服務，跨國公司協調的全球價值鏈貿易占全球貿易的80%左右。[19]相對于最終品貿易，大量的、在國際來來回回的中間品貿易客觀上更加需要降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促進貿易便利化；同時，無比細化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競合模式要求規則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協調性。[20]因此，我們有理由預測，基于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分工的新規則一定有別于傳統國際分工模式下的舊規則。
推動創新發展與結構調整。世界經濟下行時期的再平衡調整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是結構性的：高端國家的低端就業所涉及的主體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實際上是在反低端國家（“搶”了他們的飯碗、“破壞”了世界秩序）；低端國家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實際上是反高端國家的某些高端領域比如數字經濟、互聯網等（“威脅”了他們的安全）。因此，這是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不同價值鏈環節的不平衡性特征。解決這種不平衡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創新發展與結構調整。這對處于價值鏈較低端的經濟體尤為重要。
針對本輪的經濟全球化不平衡，人們開始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提出質疑與反思。隨著政府干預而引發的資源錯配、主權債務危機等，人們又開始對凱恩斯主義提出批評。實際上，歷史告訴我們：凡當經濟處在繁榮時期，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便會為民眾所接受，因為繁榮時期的市場是有效的；而當經濟遭遇危機時，凱恩斯主義就會得勢，因為危機時期的市場機制是失靈的，需要政府的幫助。因此，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其借以發揮作用的約束條件是否能夠得到滿足。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平衡的加劇，特別是當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政策陷入困境后，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能夠帶領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緩解經濟全球化不平衡的不是政府的救市政策，政府的救市政策說到底只是為了遏制蕭條。要讓世界經濟重新回歸繁榮、回歸動態平衡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熊彼特所說的企業家的創新。如果說（國內國際）市場與（國內國際）分工是舞臺的話，那么企業家則是這個舞臺上的主角。經濟的動態發展是由內生的技術變動機制形成的，每一次周期上升都代表了企業家創新活動的高潮。如熊彼特所言，“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creative destruction）[21]；只有創新，才是所有變化和發展的原動力。保護企業家則是為了未來的繁榮，要讓企業家能夠順利完成創造繁榮的功能，就必須給出企業家的活動舞臺，因此就必須保護市場機制。
總之，為了呵護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讓世界經濟能夠順利地從危機走向繁榮、從不平衡走向動態平衡，世界各國都需要堅定不移地選擇市場經濟的道路，降低專業化分工的交易成本，以便為企業家提供更大的創新空間。市場機制是迄今為止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任何努力包括政府干預都無法改變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因此，有周期循環的動態經濟可能更有效率，即意味著周期循環恰恰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而非市場失靈。同時，只要有市場，就一定存在專業化分工，而專業化分工的演進則是交易成本降低、分工績效提高的結果。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績效的制度優化與技術進步/創新必將促進國內外分工水平的提升，而分工深化則是經濟可持續增長與高質量運行的重要基礎。另外，只要存在經濟周期性不平衡，就一定有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所以，市場機制、分工機制、創新機制是經濟全球化動態發展的內在機制，也是促使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根本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立項“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擴大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外開放的路徑與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8VSJ056、14AZD058）
注釋
[1]半導體專家尹志堯先生曾對此有過深入的闡述，詳見尹志堯：《中國制造真相》，2018年8月30日，www.sohu.com/a/251397872_488304。
[2]Pascali, Luigi, "The Wind of Change: Maritime Technology,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9), pp. 2821-2854.
[3]包容性制度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與社會世俗化。
[4]Baldwin, R. ,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
[5]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Publishing, 2013.
[6]程大中：《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及演變趨勢——基于跨國投入—產出分析》，《經濟研究》，2015年第9期。
[7]根據WTO, Understanding the WTO, 2007, from http://www.wto.org；石廣生主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優惠貿易協定不僅限于貿易領域，還涵蓋投資等很多方面。
[9]正如Richard Baldwin所言，“區域自由化如野火一樣席卷全球，而多邊貿易談判卻步履維艱”（"Regional liberalization sweeps the globe like wildfire while multilateral trade talks proceed at a glacial pace"）。參見Richard Baldwin, "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1993, No. 4465.
[10][15][16]程大中等（2017）對此做了比較詳細的討論。詳見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自貿區發展：內在機制及對中國的啟示》，《學術月刊》，2017年第5期。
[11]2018年10月1日，美墨加三國達成貿易協議，美墨加三國協議（USMCA）替代原來的北美自貿區協議（NAFTA）。
[12]目前TiSA有23個經濟體（即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中國香港、冰島、以色列、日本、列支敦士登、毛里求斯、墨西哥、新西蘭、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韓國、瑞士、中國臺灣、土耳其、美國以及歐盟），占據全球服務市場（55萬億美元）的近70%。
[13]2018年5月7日～13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起了一周的網上辯論。辯論的問題是“全球貿易體制解體了嗎？”（Is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broken?）來自美國南加州大學的Greg Autry（他曾與Peter Navarro合著“Death by China”）代表“是”方（YES），來自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Chad Bown代表“否”方（NO）。一周下來的網上投票結果顯示，雙方的最終比分基本上是1:1。
[14]Baldwin, R., "Big-Think Regionalism: A Critical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No. 14056.
[17]［英］亞當·斯密（177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楊小凱：《經濟學原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Yang Xiaokai and Ng, Y.-K.,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North-Holland, 1993.
[18]楊小凱：《經濟學原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9]UNCTAD,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20]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自貿區發展：內在機制及對中國的啟示》，《學術月刊》，2017年第5期。
[21]［奧地利］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譯，張培剛等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責 編／刁 娜
On the Basic Trends and Realistic Challenges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Cheng Daz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light of the four basic trends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the basic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e four major trends i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worl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the macroscopic field to the microscopic fiel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gradually evolve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odel to the global value-chain division of labor model; the focus of opening up measures is gradually shifting away from the border to the inland;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is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as the rise of regionalism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WTO.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basic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dealing with these challenges mainly include increasing market opening,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nectivit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based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Keywords: Trade liberaliz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obal value-chain division of labor, multilateralism, regionalism
程大中，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導、副系主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服務經濟、企業國際化、全球價值鏈、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著作有《中國工業企業的國際化與經濟績效》《國際貿易——理論與經驗分析》《服務部門產出的測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