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

把握當前經濟運行態勢，要深刻理解“穩”“變”“憂”

對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中央的總體判斷是“總體平穩、穩中有變、變中有憂”。這個判斷是客觀準確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認識和把握“穩”“變”“憂”三個字。

正確把握“穩”的總體態勢。從轉型進程看，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穩步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經濟發展質量在持續改善，2015年以來GDP增速連續15個季度穩定在6.5%-7%之間，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回升，經濟轉型的進程穩步推進。從指標關系看，我國經濟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經濟指標之間比較匹配。就業狀況基本穩定，2018年末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8%左右，其中25-59歲主要就業群體調查失業率為4.4%，均處于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長2.1%，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溫和。從結構調整看，近幾年，針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中央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大攻堅戰，在去產能、去杠桿、控債務、控地產、強環保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雖然短期產生了一定陣痛和緊縮效應，但經濟仍然實現了平穩增長，并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深刻理解“變”的主要內涵。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全球經貿環境、產業轉移、風險特征等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經濟格局之變，體現在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著根本性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處于重構關鍵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7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經濟比重已達到40%，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50%，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也在抬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理念、規則和機構等各個層面的深刻變革和重構；全球經濟的變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與地緣政治、國際力量平衡、意識形態等都會而且并正在發生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貿環境之變，體現在全球經濟和貿易擴張步伐放緩，主要經濟體之間經貿摩擦加劇。美國減稅政策效應減弱，資本市場大幅調整，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倒掛，經濟增長勢頭有所弱化，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長已顯疲軟，全球經濟復蘇周期似乎已經見頂回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顯著變化。

產業轉移之變，體現在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進入密集活躍期，產業鏈調整和產業轉移出現新特點。前沿技術交叉融合，眾多領域已處于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從根本上重塑生產生活方式和經濟技術范式，這對我國參與全球分工和長期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同時，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減弱，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影響擴大，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加速向東南亞等區域轉移的態勢，而且出現了產業鏈整體轉移的苗頭。風險特征之變，體現在新舊風險共存疊加，風險應對的難度和復雜度有所加大。我國仍處于經濟發展階段轉換期，經濟結構調整仍在持續，新舊動力轉換仍在進行，舊的風險仍未排除，新的風險特別是跨市場、跨部門、跨地域風險逐步凸顯，在總需求趨弱的情況下，協調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難度加大。

充分重視“憂”的潛在影響。當前，國際國內環境發生著深刻變化，產生了新問題新挑戰，增量問題與存量問題并存，長期問題與短期問題交織，特別是在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和應對世界經濟治理體系變化的過程中，有的問題和困難我們遇到過，積累了一些解決問題的經驗，更多的問題前所未見，加大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更加重了市場和公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擔憂”。具體而言，主要是擔心中美經貿摩擦改變我國發展進程，在國際經貿規則重構中我國被邊緣化；擔心實體經濟困難，企業效益下降，就業壓力加大，國內需求不足；擔心國家政策的協調配合和落實效果難到位，市場微觀主體活力難以釋放；擔心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產業升級步伐受阻。這些“憂”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和必須闖過的關口。

理解當前經濟形勢，要辯證看待內外關系、供需關系、長短關系

面對當前經濟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社會上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憂慮，在國內外壓力的雙重擠壓下，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還存不存在，經濟中高速平穩增長的局面還能不能保持，如何穩定和增強廣大群眾和企業的信心？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解決認識論的問題。今年第一期《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對新時代做好各項工作的指導意義。我們黨一向重視哲學思辨，強調用辯證的方法看問題。我個人認為，要正確認識當前形勢，至少要辯證看待內外關系、供需關系、長短關系這樣三對重要關系。

把握好內部和外部的關系。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抓住全球化的機遇果斷實施對外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2002年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國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正是因為我們黨洞察全局，正確判斷國際形勢，改革開放才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近幾年來，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需要對國際形勢和時代特征作出正確的判斷。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觀大勢、謀大事”，如果從長期歷史趨勢看，就會發現，我國面臨的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但仍然處在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并沒有改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戰略機遇期主要體現在，全球化處于上升周期，我國順勢而為、對外開放，抓住了西方產業升級、產能輸出的機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惡化、生產率增長放緩等問題削弱了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同時，新一輪產業革命也在孕育和興起，全球新型治理體系正在重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國能夠進一步發揮好我們的制度優勢，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決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真正辦好自己的事，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并繼續以開放促改革，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們就一定能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源源不斷的新動力。

把握好供給和需求的關系。近年來，我國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取得了積極顯著的成效。當前，存在這樣的觀點，認為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企業的壓力也很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要緩一緩了。對這種觀點，我們要正確看待。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點是供給側。這幾年來，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情況下，我們能夠始終平穩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一個關鍵就是因為堅決實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搞這些改革，不觸動供給側，不提高創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債務等領域的泡沫風險，不下決心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而是簡單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經濟會是什么局面，我們還會有這樣的信心和底氣參與全球競爭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需要一個過程。在某種程度上說，企業感覺到壓力，正是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同時也要看到，供給和需求對立統一，不能割裂。凱恩斯主義單純強調刺激需求，而不觸動生產關系，容易導致大水漫灌；供給學派過度強調改善供給，而忽視培育需求，容易導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動。我們在搞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為如果整體需求不足、經濟失速，那么即使是新興、優質的企業也會受到影響。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潛力正在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這是一個在動態中不斷達成新平衡的良性發展過程。

把握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古人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當前，我國外部發展環境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外部需求緊縮，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客觀上對某些產業也有緊縮效應。面對這種情況，是堅持高質量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實實在在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是為了保護短期的利益，給長期增長積累風險？我們應該樹立長遠和全局視角，把著眼長遠作為根本，不能因為緩解短期矛盾而損害長期增長的基礎，只要有利于實現長期高質量發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長速度放慢一點，也要堅定不移地推動，不能為了短期過得舒服一些，增長數據漂亮一點，而讓長期增長付出巨大代價。這方面，無論是我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是有嚴重教訓的。西方國家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經濟危機的苗頭，但就是因為沒有下決心解決結構性問題，而是通過信貸擴張、債務擴張等途徑，緩解暫時的壓力，雖然短期內增長得到了持續，但積累的矛盾最終誘發了國際金融危機。所以，要把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時也要看到，經濟增速也不能過低，若持續明顯低于潛在增速，對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也不利，也會產生另一類風險。對我國來說，只要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有條件和空間解決結構性矛盾。解決問題必須緊緊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堅戰，就充分體現了長短結合的思路。三大攻堅戰的完成，必將為中國經濟增長輕裝上陣開辟新的前景。對企業來說，也應該順應這一變化，利用這個機會，苦練內功而不埋怨泄氣，度過寒冬，積極迎接新的春天。

落實三大政策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升級，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結構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這個判斷符合當前我國實際情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繼續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提出了“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去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圍繞“三去一降一補”展開。至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低端無效產能有所削減，房地產庫存明顯化解，宏觀杠桿率逐步趨穩，企業經營成本有所下降，補短板取得積極進展。

新形勢下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供需失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而且，隨著外部環境趨緊和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市場微觀活力不足、供給體系質量偏低、體制機制約束等問題凸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市場微觀主體創新活力不足，供給質量提升較慢。需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更加強調公平競爭，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把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釋放出來。其次，傳統優勢正在逐漸弱化，新的競爭優勢尚未有效形成，產業鏈安全面臨挑戰。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摩擦，使得我國仍處于價值鏈中低端和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問題進一步暴露，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安全受到威脅，迫切需要加快優化提升，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形成發展新動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礙，國內外統一市場建設仍有巨大空間。需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此外，“三去一降一補”成果也需要鞏固，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因此，中央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這八字方針，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必須全面認真貫徹落實。

2019年，我們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重點實施好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政策，努力實現整體優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整，穩定總需求增長。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努力破解“寬貨幣、緊信用”的困局。結構性政策主要是強化體制機制改革，增強發展動力。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改革。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推進產業政策由差異性、選擇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轉換，創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實施就業優先政策，著力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加快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確保守住群眾基本生活底線。及時解決人民群眾的痛點、難點、熱點問題，不斷完善社會治理，保持社會大局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