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流動人口規模、年齡結構、地域趨勢和遷移模式等方面來看,可以分析出我國流動人口變化發展受經濟發展、人口老齡化程度、城鄉經濟協同發展、社保體系完善與否等因素影響,以此為據,有利于提升流動人口發展水平。
【關鍵詞】流動人口 高質量發展 流動區域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的人口流動促進了人口紅利的實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不僅增進了撫養家庭的能力,而且促進了社會財富的積累。我國自2010年至2018年連續九年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通過“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報告》公開披露的近七年人口流動的數據調查,深入分析我國流動人口的主要特點,展現了我國恢宏的流動人口發展歷史,從中也能反映出流動人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理念越發深入人心。
我國流動人口規模由高速增長轉為緩慢下降
2011年—2014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從2.3億增加到2.53億,年均增幅高達2.5%,2014—2017年,由2.53億降至2.44億,年均降幅為0.89%。“十二五”前四年流動人口保持了高速增長,“十二五”后期至“十三五”期間,流動人口處于逐年遞減階段,且減少幅度遠低于此前的增長幅度。同樣的,流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也以2014年為界,經歷了高速增長和緩慢下降的過程。
流動人口平均年齡增大,年齡結構以“80后”“90后”為主。我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始終處于不斷增大的過程,從2011年的約28歲增長至2016年的29.8歲,六年時間,增長了近2歲。隨著時間的推移,1980年后出生人群逐漸走向工作崗位,占流動人口的比例從2011年占比近半成增長至2017年的65.1%,新生代流動人口又可以進一步劃分,其中“80后”所占比重為35.5%;其次是“90后”,占24.3%;“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別為19.3%和20.9%。可以說,曾經的“80、90后”的年輕一代已經成長為社會骨干,扛起了流動人口的大旗。
流動人口流動區域的多樣化趨勢明顯增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依托于制造業和對外貿易構建起龐大的用工需求,“孔雀東南飛”成為流動人口的時代印記,近年來這一態勢也在悄然改變。據《報告》統計,東部地區依然是流動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區占比有所增長。與此同時,以往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中心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趨于和緩,流動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比例出現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區的比例有所上升。總體來看,流動人口在地域上由以往的高度集中轉化為相對分散,在生活工作的地點和方式上都有了更多選擇,地區差異以及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吸附力差異逐漸弱化。
流動人口遷移模式進一步穩固。我國流動人口的遷移模式更加穩固,人口流動演變為以家庭為單位的整體遷移為主,從一開始的夫妻雙方發展到攜子女、老人一同遷移,在居住地生活時間更加長久,積極融入本地生活的愿望更加迫切。根據《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規模為2.5人,35%的流動人口從未參加現居住地舉辦的任何活動;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參加選舉、評先進以及業主委員會活動的比例均不足10%。至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愿意將戶口遷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動人口計劃今后一段時間繼續留在本地,其中36.6%計劃在本地定居,15.3%計劃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計劃居留10年以上,97.3%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93.3%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愿意融入本地人之中,73.2%認為自己已經是當地的一員。
經濟社會發展決定流動人口整體規模變化
一方面,我國流動人口規模近年來先增后減的發展趨勢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決定的。我國人口眾多,具有得天獨厚的人口紅利,流動人口的發展也是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有效手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沿海經濟發展的制造加工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通過中部和西部人口大省的勞動力輸出,有力地支撐起我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引擎。有學者研究發現,人口流動對改革開放4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30%,流動人口聚集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區,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流動人口無疑有力推動了經濟活力的釋放。
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在推動城市建設過程中也發揮著卓越的貢獻,在建筑行業、房地產行業和廣大的服務行業,往往由流動人口擔當起頂梁柱的角色。作為改革開放先鋒城市的深圳,外來常住人口占比高達67.7%,流動人口成為建設深圳的主力。流動人口的到來還將帶動居民儲蓄和居民消費的大幅增長,帶動周邊產業發展。無論宏觀經濟層面還是微觀經濟層面,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大發展時期帶來了流動人口的遷移,反過來,流動人口的到來也深刻影響著城市的建設發展。
“十三五”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到轉型發展時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從過去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以輸出資本、技術、電子商務等帶動產品出口。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產業經濟的調整對勞動人口的需求有所減弱,知識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報告》數據顯示,十年前廣州每年增長的人數是27.6萬,但是近年來廣州人口年增長率比十年前降低了1.25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所占權重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據《2017年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披露,2017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達到43.5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53.6%,這是自2012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連續六年占GDP比重超過50%,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8.8%。消費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滿足發達地區消費需求的同時,其他非發達地區居民仍然有著強烈的消費增長動力,這也促成廣大流動人口回歸到遷出地,投身于消費服務行業。
社會主義新時代特征和人口老齡化推動流動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以“80后”“90后”為班底的流動人口當前已年至三旬左右,流動人口人均年齡的不斷增大,說明在流動人口中缺乏青年人的加入,這主要存在兩方面原因。
一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至今,社會物質條件已經相對豐厚,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人們為了解決溫飽問題背井離鄉的場景在今時今日已不多見,人們開始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即將迎來5G時代的當代中國,互聯互通的社會已經打破了地域上的界限,網絡大幅縮近了大城市、小城市和城鎮人民的距離。年輕一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他們有更多追求美好生活的選擇,前往異地他鄉成為流動人口只是一條途徑,在家鄉也有廣闊的施展才華的空間,同樣可以得到成長和歷練,因此在流動意愿上,年輕一代缺少上一代勞動者生活生存的壓力。
二是我國老齡化現象日趨顯現。“80后”“90后”正是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出生的一代人,獨生子女家庭占據主流,當他們成為流動人口主力的時候,夫妻二人往往需要負擔雙方四位老人,舉家遷入將拉升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更重要的是,據統計201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16.15%。《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更指出,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7.17%;2025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億(占總人口的1/4),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人口整體老齡化趨勢加深,流動人口這一群體也不可避免地呈現老齡化特征,直接帶來了平均年齡的增長。
城鄉經濟協同發展增強流動人口區域化特征
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蓬勃發展,使得中西部地區經濟活力顯著增強,流動人口紛紛“鳳凰歸巢”。2010—2013年我國東部地區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例高達90%以上,隨后幾年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區人口流動漸趨活躍,2017年以安徽、湖北、四川和江西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流入人口持續增長,流出人口持續減少,與此同時省會城市對經濟和人口的吸附能力不斷加強,成為各省的經濟核心和人口聚集地。從以往的“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點狀分布,發展到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以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為代表成片區的五大城市群,成為我國流動人口的主要集聚區和城鎮化的主戰場。
隨著全國各地城鎮化建設突飛猛進,2016年末,我國城市數量達到657個,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20883個,比2012年末增加1002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4%。與城鎮數量增長一起高速發展的,還有“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的戶籍制度改革、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的提升和特色城鎮產業化建設,各省各市對人口的粘附性逐步加強,在家附近就能有穩定工作、良好收入,在享受城鎮化生活的便利的同時還能與家人為伴,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的成就將一部分流動人口牽引回家鄉,人口跨省流動比例逐步下降,省內跨市流動比例上升。
在我國廣袤的農村地區正如火如荼開展的鄉村振興戰略,讓流動人口回歸農村。從40年前農村土地的“包產到戶”到近年的“三權分立”,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配套開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股權登記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徹底盤活農村土地。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超過13萬個村組完成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農民通過流轉土地能夠獲得一筆不菲的收益,加上在合作社工作、開辦農家樂以及“互聯網+農業”,農民收入增長明顯。
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推動流動人口遷移模式的穩固
歸屬感是擺在流動人口面前的一大問題,除了通過工作獲得經濟收獲外,在異地他鄉獲得一份尊重,加入到當地生活生產中、融入當地社會無疑是流動人口維持穩定的最佳途徑。從2011年至今,在黨和國家的親切關懷下,各地加強了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此基礎上,流動人口遷移模式進一步穩固。
《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就業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五險一金”)的參加比重均不超過30%;2014年則有83%的流動人口至少參加一種基本醫療保險;2015年這一比例達到89.3%;至2016年約91.1%的流動人口至少參加過一種醫療保險,同時參加養老保險的占56.1%,參加工傷保險的占33.8%。流入地是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險主要參保地,超過90%的參保流動人口是在流入地參加了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與此同時,對婦女兒童的關愛更加深入,2016年流動人口中有0—6歲子女的育齡婦女孕期建檔率達到90%,產后42天內接受健康檢查的比例達到83.8%,流動人口子女免費疫苗接種比例為97.9%,在流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動人口中,35.4%在所在社區建立了健康檔案。社會保障體系的提升能夠極大提高流動人口對遷入地歸屬感的認同,老有所依、病有所養、婦幼康健,在安土重遷的中華傳統文化下,通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動人們以攜家帶口、舉家搬遷的方式遷入到城市里安居樂業。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導;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賀雅蘭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發布:流動人口規模進入調整期》,新華網,2018年12月25日。
責編/賈娜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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