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難，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因素：深度貧困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發展不充分；內生發展能力提升緩慢，發展不平衡；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在資源利用、發展成果分享、項目建設等方面存在隱患；集體經濟發展緩慢，促進鄉村發展的機制不夠健全。這些問題都是當前深度貧困地區扶貧工作面臨的挑戰，需要我們持續關注。

【關鍵詞】深度貧困地區  內生發展能力  產業扶貧  集體經濟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經歷了改革開放40年的持續扶貧，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全國貧困發生率快速下降了7.1個百分點，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目前尚有一些深度貧困地區沒有脫貧。這一現象的根源何在？是否存在難以走出的“貧困陷阱”？這其中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眾所周知的深度貧困地區自然環境差、經濟基礎薄弱、貧困程度較深等原因，還有深度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到新的水平并進入高質量脫貧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厘清這些問題，清醒認識到扶貧工作的新挑戰和艱巨性，有利于我們實施更有針對性的扶貧策略，真正做到精準施策。

深度貧困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發展不充分

深度貧困地區，如西藏、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以及貧困發生率超過18%的貧困縣和貧困發生率超過20%的貧困村，如今究竟是什么樣的貧困狀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取得了顯著成效：深山溝里的路通了，與外部交流交往便捷了，生產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之地的貧困戶在實施易地扶貧搬遷之后，生產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隨著脫貧攻堅的不斷推進，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如今深度貧困地區的主要問題，已不再是溫飽問題，而是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緩慢等突出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首先要實現的就是產業興旺。長久以來，深度貧困地區面臨產業難興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工業化進程中，深度貧困地區因地處偏僻這一地緣劣勢，失去了通過工業化實現脫貧致富的機會。如今，在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面臨兩個方面的難題。

一是產業轉型升級難。深度貧困地區能否脫貧，主要取決于能否因地制宜地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當前，全國已進入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階段，而深度貧困地區仍然以較為單一的農業為主，產業基礎較薄弱，新產業發展緩慢，新業態發育不充分。即便是已經發展起來的新產業，也仍舊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低端。

二是資源價值轉變成現實經濟價值難。隨著人民群眾對綠色生態和鄉村文化的消費需求日益增長，鄉村不僅主要提供農產品，還要日益發揮出生態、文化等多種功能。由此，發展高價值原生態農產品、鄉村休閑體驗、康養、民俗文化旅游等產業的機會日益增加。鄉村資源價值的提升，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機遇。遠離工業的深度貧困地區，保留了傳統文化村落，原始的自然生態幾乎沒有遭到破壞。這些深度貧困地區工業化發展的先天缺陷，現在看來反而成為其后發優勢。不少貧困村借助自然優勢，大力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鄉村文化，并將其開發成為休閑體驗之地、生態民俗旅游之地、康養之地，因地制宜地譜寫“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篇章。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資本和開拓市場的人才，目前仍有一些深度貧困地區難以有效將優勢資源轉化為經濟價值，更難以惠及貧困人口。

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提升慢，發展不平衡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作出“脫真貧、真脫貧”的動員和部署。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能不能真脫貧，根本上取決于其內生發展能力是否能夠得到有效提升。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較弱，而且提升難度較大，與其歷史上長久積累的因素不無關系。如自然條件惡劣、地處偏僻、歷史上就較為貧困，以及文化素質、科技素質和經營能力差，等等。

針對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內生發展能力弱等問題，黨和國家在加大扶持力度的同時，也在不斷改進扶貧方法，由“輸血”轉為“造血”，由大水漫灌轉為精準施策，使深度貧困地區的內生發展能力有所提升。盡管如此，集中連片的特困地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等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弱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這些地區長期單家獨戶，組織化程度低，缺乏發展大規模商品生產的歷練，競爭力、抗風險能力較弱。即便有外部企業參與產業扶貧，將其納入產業鏈，深度貧困地區仍然以提供原料為主。在這樣一個被帶動發展的過程中，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的提升還不能適應脫貧，乃至由脫貧向鄉村振興轉變的要求。不僅如此，在馬太效應和循環積累因果效應的影響下，深度貧困地區的大學生等人才一旦外出就業、外出創業，就很少有人愿意主動回鄉參與建設。人才的缺乏，也是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難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此外，深度貧困地區內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十分值得我們關注。在脫貧攻堅政策的引導下，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全國貧困人口減少了6800多萬，其中一部分人成為了致富帶頭人。先富與后富，可能有兩種發展態勢：一種是先富者通過“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方式，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能夠實實在在地帶領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一些個人先富起來，但與其合作的貧困戶還不能充分享有共同發展的成果，由此可能導致貧困人口發展空間縮小的現象。

由深度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弱而帶來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是相當不易破解的，甚至不排除有使發展不平衡問題擴大的可能性，這也成為我國脫貧攻堅過程中面對的一大嚴峻挑戰。

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在資源利用、發展成果分享、項目建設等方面存在隱患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指出：“我們將舉全黨全國之力，堅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兌現我們的承諾。”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社會力量積極參與脫貧攻堅，形成了全社會扶貧的局面，書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奇跡并提供了中國經驗。

這一過程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過程。外部企業在深度貧困地區實施產業扶貧，把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納入其產業鏈，使雙方都能從中獲益：企業擁有了優質產品生產基地，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則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很多貧困人口由此脫貧致富。盡管如此，一些地方在產業扶貧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依然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

其一，資源利用不合理。當前，一些作為產業扶貧骨干力量的企業，有的注重眼前利益，過度開發資源，導致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有的注重局部利益，如在深山溝中建水塘、水庫時，如果缺乏全流域統籌，就很可能引發下游居民用水困難和人身財產安全等問題；有的利用傳統文化村落發展旅游業，但由于缺乏統籌規劃，一些地方出現了低水平、同質化的惡性競爭現象，造成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不利于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實現有效增收。

其二，發展成果分享不充分。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深度貧困地區在促進發展成果共享方面采取了多樣化的措施，如發展合作社和鼓勵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等。然而，有的企業與貧困地區的貧困者并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仍然是兩個獨立的利益體，因而容易導致發展成果分享的不充分。

其三，產業扶貧項目合作建設機制不完善。黨和國家果敢擔當起脫貧攻堅的重任，惠及了廣大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口。但在具體實踐中，一些產業扶貧項目建設的實施方案也或多或少存在著缺陷，可能形成新的隱患。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為盡快促進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實現脫貧，引入外地較成功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利用貧困戶的貧困貸款入股企業，建加工廠，在建期間按一定股息給貧困戶分紅，項目建好投產后讓貧困戶退股。這種做法雖然有利于解決產業扶貧項目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有助于較快實現產業扶貧的目標，但也存在隱患：如果因為市場變化，加工廠不能投入運營，那么貧困戶就會因還貸而債務纏身，從而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如果順利投產，讓貧困戶退股，那么在承擔投資風險后，貧困戶仍舊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低端，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貧困，卻不利于進一步致富和促進鄉村振興。

集體經濟發展緩慢，促進鄉村發展的機制不夠健全

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從實踐看，能否脫真貧、真脫貧，把黨的脫貧致富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到實處，關鍵在于能否增強農村黨組織的凝聚力，增強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發展的能力。

一直以來，各地在促進深度貧困地區集體經濟的發展上采取了不少措施，很多地方把集體經濟的發展情況作為衡量是否脫貧的重要指標。盡管如此，深度貧困地區集體經濟的發展依然較為緩慢。如果這一組織制度發展問題得不到破解，深度貧困地區跨越發展的機制就難以形成，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機制也難以健全。

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難。由脫貧向鄉村振興跨越，不僅要產業興旺，而且要促進鄉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雖然國家在鄉村道路、社會事業等方面給予傾斜，快速改善了深度貧困地區的面貌，但深度貧困地區仍然與鄉村振興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各地在扶貧攻堅中探索出“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產業扶貧模式，有效促進了產業發展，也帶動了成員脫貧致富。但作為成員之間的互利性經營主體，合作社一般不會也難以承擔起鄉村社區建設的任務。在集體經濟不能發展壯大的情況下，深度貧困地區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能力就會相對薄弱，對國家財政支持的強依賴問題也不易解決。

社會治理存在一定的隱患。有的深度貧困地區，因為集體經濟沒有發展起來、黨組織缺乏凝聚力、基層組織功能弱化而存在社會治理的隱患，難以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好“防火墻”的作用，或將影響經濟發展和脫貧致富的實現。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兼中國現代經濟史專業委員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研究”（項目編號：2015MZD00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②鄭有貴：《由脫貧向振興轉變的實現路徑及制度選擇》，《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③鄭有貴：《構建內生發展能力強的農村社區集體行動理論——基于發達村與空心村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探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12期。

④鄭有貴：《鄉村之美在于有文化魂——兼評〈千村故事〉》，《農業考古》，2017年第4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