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健康是國家和社會的財富，是個人的福祉。當前健康中國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需要不斷完善及發展。創新健康治理體系，推進健康中國戰略，需要切實樹立健康治理的理念，轉變健康服務模式，建立整合型、協同型健康服務體系，以立法形式明確各治理主體的責任。

【關鍵詞】健康治理 健康中國 人民健康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健康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和根基，人民的美好生活首先是健康生活。在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大意義，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承諾“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并把健康中國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目前，一些群眾美好生活的健康需要尚未得到滿足，均衡而充分地滿足人民的健康需要已成為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使命，也是國家健康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指向和根本歸宿。為此，需要根據現實國情適時創新健康治理體系，通過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健康治理體系，推進健康中國戰略的實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要。

當前我國圍繞健康治理創新的主要爭議

第一，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之爭。政府主導派認為醫療體制出現問題的原因在于過度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是強化政府責任；而市場主導派則認為醫療體制出現問題的原因在于市場競爭不足，改革的重點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政府主導派認為應讓醫療事業回歸公益性和非營利性，保持公立醫院占多數的現狀，增加國家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實現全民醫療保障，使老百姓獲得健康服務的社會權利。市場主導派認為應把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留給市場，政府應將資金投入到醫療保險補貼或購買服務上，激勵公眾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同時，應推動健康服務市場的發展，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健康領域，增加健康服務供給。

第二，公平與效率之爭。基于健康資源有限性與公眾健康需要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健康領域也存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公平問題主要關系到需求者，效率問題則事關供給者。一方面，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平會導致人的基本權利喪失，犧牲健康公平往往就意味著犧牲部分群體的健康權，容易導致社會不安定。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目前中國的健康服務體系無論從總量上還是結構上，均未能完全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服務需要。在有限的衛生資源下，需要優先保障效率，以實現衛生服務體系產出的最優化。

第三，補供方與補需方之爭。政府主導派認為政府主導就是政府直接提供醫療服務，政府財政應直接補貼醫療供方，維護其公益性。應繼續由政府舉辦醫療機構，政府免費或部分免費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而市場主導派認為政府財政應補貼醫療需方。政府要加大籌資和醫療服務的購買力度，確保全民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健康服務；政府應加大對醫療保險和大病救助的財政補貼，促進醫療供方的競爭；醫療服務價格決定機制和醫療費用支付制度應建立在第三方（購買方）與醫療供方談判的基礎之上。

第四，醫療保險基金管理權之爭。一些專家認為，衛生計生部門既管醫療機構，又管醫保基金支付，相當于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而另一些專家則認為，大部門體制將是中國政府改革的趨向，未來人民的健康問題勢必由一個綜合部門統一管理，而衛生計生部門具有監管醫療服務的專業優勢，醫療保險歸衛生部門管理，有助于實現醫保籌資方和服務方的合作。

事實上，這些爭論都是健康治理體系創新中意識形態之爭的表現。當前，我國改革已經進入到利益格局再分配的新階段。簡言之，就是確立何種社會價值應置于創新路徑探索的首位。

為探索健康治理體系的改革創新，我國政府開始尋求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與幫助。2016年，由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共同編制的《深化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設基于價值的優質服務提供體系》發布，積極倡導以健康作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價值取向。在政策層面，我國也開始強調醫改的健康導向。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提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對建設健康中國等重大任務作了深刻闡述，為健康中國建設制訂了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健康觀，勾勒出了健康中國藍圖，為我國健康治理體系創新指明了方向。

如何創新健康治理體系

第一，切實樹立健康治理理念。要切實解決健康涵義廣泛性與行政體制分割性之間的矛盾，就必須樹立健康治理理念。健康治理理念的樹立，可以促進各部門共同行動，把健康價值融入到各項經濟社會政策中，從而推動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控制衛生總費用支出，建立起健康管理權力和責任對等機制，實現健康中國戰略目標。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應當在健康治理理念下，將健康相關領域的管理職能進行相應整合，建立有效的聯動工作機制。健康治理并不是指政府包辦，其精髓在于政府充當協調者，將社會、市場與個人整合起來，通過政策和制度安排形成合力，真正實現“病有所醫”，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健康需要。

第二，加快轉變健康服務模式。切實解決健康需要多樣性與健康服務模式滯后性之間的矛盾，要以落實預防為主要方針，加快轉變健康服務模式。實現全面健康服務需要多部門的合作，要以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為根本目的，統籌宣傳、教育、衛生、體育、食品藥品等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把醫療衛生服務與食品安全、環境安全、體育運動以及健康宣傳教育與健康促進等各項公共服務結合起來。同時，也要發揮中醫藥“治未病”、養生保健的優勢，加強中醫藥防治重大疾病、疑難疾病、新發突發傳染性疾病的研究。此外，還要加強健康管理，發展健康教育，提高全社會健康素養，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第三，加快建立整合型、協同型健康服務體系。要切實解決健康需要快速增長與健康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必須加快建立整合型、協同型健康服務體系。應整合“醫療”“醫保”“醫藥”等各方面力量，在醫療保險支付制度、政府財政以及醫療信息系統的支持下，建立醫療聯合體，平穩地將首診服務下沉到基層。加快建成互聯互通的健康信息系統，提升群眾就醫和健康服務體驗。大力促進養老、旅游、互聯網、健身休閑、食品五大行業的融合，把健康產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支柱產業。加強預防與臨床的融合，推動基層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與醫療衛生機構的整合，著力打造疾病防控的堅實網底，實現由“以疾病治療為中心”向“以健康促進為中心”的轉變。

第四，以立法形式明確各治理主體的責任。要切實解決體制機制創新滯后與健康事業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以立法形式明確各治理主體的責任。要以立法形式明確政府、社會以及個人在健康維護上的責任，實現制度的法律化和法律的制度化。在政府方面，要明確政府財政投入到哪些方面、哪些領域，以及保障到什么程度。要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保障機制，明確不同層級政府的責任分擔與資金籌集機制。醫保機構需要轉變為主動的健康服務購買者，發揮戰略購買者的職能。醫務人員是健康中國的脊梁，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和價值。在社會方面，要從健康影響因素的廣泛性、社會性、整體性出發，促使全社會共同承擔健康責任。在個人方面，要確保“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作者分別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學廣州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新華網，2016年8月20日。

責編/孫渴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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