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沖突應對博弈中的理論反思
一般來說，現代經濟學由于基本上繼承了近代科技的傳統，把研究對象完全數學化，所以基本上是一門沒有反思的學科。[21]那么，對于由現代經濟理念引申出的經濟政策來說，更多的是政府推出來實施就是，很少有研究者再對這些經濟政策實施及過程進行認真研究與總結，以及理論反思。由于在這場中美貿易戰發生前后缺少反思性，所以這場貿易沖突的應對博弈把其缺陷展現得淋漓盡致。
首先，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前，理論準備不足，理性的、專業的討論沒有成為主流意見[22]，而是讓流言蜚語滿天飛。這樣，既無法把握住這場中美貿易戰問題的實質，更無法知曉特朗普政府挑起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底線在哪里，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從而使我們在中美貿易戰應對博弈中很難找到好的應對方式，甚至還可能造成對局勢的錯判和誤判。盡管也有不少極端的言論，比如中國奉行不計成本、不擇手段、不勝無歸的“三不”策略與美國進行決戰，要不惜一切代價掌握核心技術等，但是這些言論也都沒有成為主流意見。主流意見是有理有節地以戰止戰。比如，清華大學李稻葵的相關報告建議[23]，確定戰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練內功。社會科學院余永定的建議是[24]，以戰止戰，有理有利有節，從容應對。余永定認為這是應對特朗普的“瘋人戰略”最好的方式。所以，中國政府在第一輪中美貿易戰的應對博弈中，更多的是從中國思維方式角度來以戰止戰。比如，在中國這種以利益為上的社會里，出現任何問題大多會以利益來擺平，而且以這種方式行為政府大都會屢戰屢勝。所以，在中美貿易戰的應對博弈中，中國政府假定特朗普是一個以利為上的商人，是一個見錢眼開的業余政客，面對巨大的利益，特朗普也如中國商人一樣，一切都可商量。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開始與特朗普接觸，開出了購買2500億美元美國商品的合作協議，后來在第二輪協商談判時，也開出購買美國商品700億美元的清單。但特朗普政府對此并沒有照單收之。還有，美國開出征收中國500億美元商品25%的關稅清單之后，中國開出同等金額的征稅清單，主要指向美國農產品，有人分析這可以指向特朗普的票倉，以為這樣會傷害到特朗普票倉農民的利益，選民會迫使特朗普退出這場貿易戰。結果是貿易戰打響之后，特朗普的選民支持率快速上升。所以，在中美貿易戰第一輪的博弈中，中國政府以中國思維來處理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結果促使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
可以看到，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輪博弈中，由于中方對這場貿易戰根源的本質認識不清，中方更多的是站在國人角度來思考美國選民的行為及特朗普的博弈策略，而把這場貿易博弈建立在幾個不合適的假定的基礎上。比如，一是假定只要貿易額相等，那么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與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在兩國經濟和國際供應鏈中就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中國減少對美國大豆的進口，不僅沒有使美國大豆出口下降，反而使其訂單大增。因為，當中國大豆進口轉向拉丁美洲時，肯定會抬高拉丁美洲這些國家的大豆價格，而美國大豆的價格優勢就會吸引其他需求進入美國市場。所以，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后，特朗普的選民支持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二是假定特朗普完全是一個理性的商人，利益將成為其中美貿易戰博弈的準繩。但實際上這樣的判斷對特朗普是否準確令人質疑。今年5月，美國得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特朗普不需要大戰略：為何計劃被高估了》[25]。該文章認為，目前特朗普的行為最令人批評的是，特朗普做什么都缺乏所謂“大戰略”，即為國家利益訂立長遠、連貫、一致的規劃，并以現實方法達到這些目標。傳統的思維基本上就是如此。但在波比斯古看來，這種傳統思維在實踐上存在嚴重缺陷，因為現實社會畢竟不是實驗室，精英、領袖在變化迅速的國際環境中準確地分別不同威脅和機會，并預測這些威脅和機會在未來如何變化根本就不可能，要保持長期、連貫、一致的規劃更是不可能。所以，面對著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時如何做出即時反應、調整行為力度、適應不斷變化的狀況，才是一國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這種策略被稱為“應變策略”（Emergent Strategy）。所以，波比斯古認為，特朗普那種個人意志強烈、無視美國人權和自由理念的取向，言論出爾反爾的行為，正是“應變策略”的體現。這種分析盡管我們不能夠完全認可，但對認識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博弈策略而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視角。
其次，在中美貿易戰打響第一槍、對美國開出征收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之后，中國政府的應對方式雖有一點轉變，但仍未走出以往的思維模式。比如，更多的與非美元國家合作及簽訂更多的貿易協議，以為能夠結成一個非美合作關系，讓特朗普回到談判桌上來，改變其單邊主義的貿易政策。同時，在輿論方面大力宣傳特朗普這種逆全球化的貿易政策對美國企業及人民會造成多少損害，對全球經濟會造成多少損害，而很少提及中國的問題及所造成的影響。這樣一種思路同樣值得認真反思。因為，特朗普單邊貿易主義的政策會對他國造成多少影響，估計每個國家都會做出自己的評估，并以此找到應對的方式。即使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坎貝爾《思慮中國》這篇文章對中美關系的反思[26]，其重點就放在了“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并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但是，對中國政府則不一樣了，更多地關注外部會發生什么，而不是中國應該如何來應對。如果我們僅關注外部會發生什么，對別人會造成多少影響，而不把焦點放在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及影響，那么要找到一套好的應對方式是不可能的。可以說，這些都是前兩輪中美貿易戰博弈中我們明顯不足的地方。還有，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輿論工具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同樣會給市場帶來不少的困惑，值得認真反思。
中美貿易沖突對中國的影響與沖擊
中美貿易戰爆發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多大影響？國際投行摩根斯坦利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27]，美國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的產品施加25%的額外關稅，后續再追加價值2000億美元的10%關稅，對中國GDP的直接影響為0.3%；然后還有連鎖效果，也就是間接影響，預計會有0.2%～0.3%，加起來為0.5%～0.6%，即可能讓中國的GDP增長由目前的6.8%下降到6.2%；也會導致美國GDP下降約0.3%～0.4%，使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10%以上。新加坡星展銀行估計[28]，如果中美兩國貿易戰爆發，對周邊參與全球供應鏈較深的國家，同樣會造成較大沖擊。就2018年而言，對新加坡GDP增長的影響將達到0.8%，馬來西亞0.6%，韓國0.4%；到2019年則會增加1倍以上。也就是說，中美貿易戰爆發，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與沖擊是巨大的。它將造成國際秩序的顛覆及“后貿易戰時代”的到來。
還有，中美貿易戰爆發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因為，貿易商品的價格機制需要調整，這將給市場帶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無論企業還是消費者，都會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最后的結果無人知曉，一切都在市場博弈中。比如，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開打，國內股市就開始大跌，上海綜合指數由1月份的3587點，下跌到7月6日的2691點，下跌幅度達25%。股市快速下跌，將影響企業融資，減弱企業的投資意愿，從而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影響。
同時，它正在沖擊人民幣匯率。從6月15日開始，人民幣就開始持續貶值，7月20日人民幣中間價狂瀉605點，創2015年8.11匯率改革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當天在岸人民幣（CNY）及離岸人民幣（CNH）兌美元分別跌穿6.81及6.83關口。7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跌到6.84。如果以今年最高時的6.24計算，今年人民幣累計下跌達9.6%。如果人民幣再貶值下跌到2016年的最低點6.96的話，那么該匯率水平將比今年的最高點下跌了11.5%，并且達到2008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根據計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這個價格水平上，正好是一個巧合數字。如果以2017年出口美國的5050億美元來計算，出口商品價格可降低約58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其他455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10%的關稅，那么整體關稅增加成本也是580億美元。
現在的問題是，人民幣是否會繼續貶值？或當前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人民幣會繼續大幅貶值，那么人民幣貶值預是不是開始形成？如果這樣，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沖擊與影響會有多大？……
可以說，這次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美貿易戰的開打應該是最為重要的方面。這場中美貿易戰打響的根源在于兩種經濟體系的對壘、兩國貿易政策的完全異質性的對壘，所以兩國之間想通過貿易談判來結束這場貿易戰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決策的完全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結束這場貿易戰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戰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這自然會全面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這次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除了中美貿易戰所導致的市場情緒波動外，還與美元最近的強勢有關。美元匯價從今年4月開始明顯扭轉了近年來的頹勢，至今年6月美聯儲第七次加息（自2015年底以來）后，美元匯率指數更是由93攀升至最高的95.531（6月底），累計上漲了2.7%；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同期貶值超過3%。現在的問題是美元會不會繼續升值？7月17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出席聽證會，明確表示美聯儲目前計劃持續加息，今后按每3個月加息一次的步伐進行。從鮑威爾在國會參議院聽證會的言論可以看到，鮑威爾基本上看好美國經濟，也看好特朗普的國內減稅政策。既然美國經濟在未來三年內都會向好，那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會按部就班地進行。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美聯儲也開始指手畫腳，但特朗普這樣做不僅沒有多少作用，反而更會增加鮑威爾按部就班地加息的決心，美元強勢是一種趨勢。而美元的強勢，肯定會增加非美元貨幣及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可以說，在中美貿易戰還在進行的時刻，美元強勢、人民幣貶值都可能會給中國金融市場增加更多的不確定性。尤其對持有1.8萬億美元外債的國內房地產企業來說，其風險會更大。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強勢、人民幣弱勢這種格局若是持續，則會增加中國金融市場的風險、中國股市的風險，甚至有可能刺破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一些泡沫。
還有，就國內的經濟形勢來看，近期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仍然很大。比如，7月份公布的經濟數據表明，國內經濟增長動力在全面放緩，這與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形成鮮明的對照。另外，中美貿易戰肯定會導致今年下半年中國出口減少。如此一來，中國與美國的貨幣政策明顯呈反向走勢。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逐漸地正常化或收緊，而中國央行則不斷地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不斷地向市場釋放流動性。特別是7月23日國務院會議的召開，更意味著中國貨幣政策開始轉向。也就是說，國內貨幣政策轉向寬松，也會增加人民幣持續貶值的壓力。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貶值預期又開始全面升溫。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不少國際投行認為人民幣會繼續貶值。比如，新加坡大華銀行報告指出[29]，已經把在岸人民幣今年第三季的預測由6.42下調至6.85，年底預測由6.45調低到6.95。其報告顯示，近期人民幣持續下跌，證明人民銀行將允許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估計到明年年中人民幣將貶值到7.1水平。就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來看，離7已經只有一步之遙了。如果人民幣匯率還是如早幾個星期那樣劇烈波動，則人民幣匯率很容易突破7的大關（只相差2.3%）。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肯定會形成。這對處于中美貿易戰風口上的中國經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人民幣的貶值看上去可以成為中國對抗中美貿易戰的一種方式，但它容易造成市場恐慌，導致內資及外資一起逃出中國，造成國內資金緊張、國內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通貨膨脹泛起、人民幣繼續貶值、企業償債更加困難，并形成惡性循環，使國內金融市場風險全面增加。也就是說，把人民幣匯率作為一種對抗中美貿易戰的方式，是一種險招，其結果可能是敵人毫發無損，而自己卻受傷嚴重。因此，穩定人民幣匯率是應對這場中美貿易戰最為重要的基礎，中國央行對此得更為慎重地考慮。
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展望
對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發展，張宇燕和馮維江分析認為，在中美關系發生質變的情況下，中美貿易戰可能演變出四種情景[30]：情景一是中美經過反復貿易摩擦，中國的“讓利不讓理”對策總體獲得成功；情景二是中國與美歐日等國（地區）及主要新興經濟國家完成了對WTO框架的升級與拓展；情景三是世界各國之間沒能實現WTO框架的升級，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也沒能與中國求得共識，WTO仍舊起基礎性的作用；情景四是中美分道揚鑣，美歐日聯合起來建立新的經貿多邊機制。在他們看來，在以上四種情景中，對我國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現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優為情景二。不過，現實的形勢可能與他們的推演情景會相差很遠。前三種情景出現的可能性都在降低，甚至于不可能，更有可能出現的是第四種情景。
就最近的形勢來看，日前歐盟和日本簽署一項貿易協定，宣布將在未來8年內取消針對日本汽車10%的進口關稅以及針對汽車零部件3%的進口關稅，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貿易開放區，這個協議將在2019年實施；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美國可能短期內與加拿大及墨西哥達成新協議；同時，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糾紛也出現關鍵性突破，白宮宣布美國與歐盟就解決貿易摩擦達成聯合聲明，雙方同意透過談判達到零關稅、零非關稅貿易壁壘，并減少官僚程序，以便利商品在大西洋兩岸流轉。在談判期間，雙方承諾不會開征新關稅，包括較早針對德國汽車的征稅。之后，估計日本短期內也會與美國簽訂相關的貿易協定。也就是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摩擦正在消除，這些國家（地區）形成一個多邊的貿易聯盟的概率正在上升。其核心是重寫國際貿易體系的規則，新貿易規則的核心就是強調以市場經濟法則來實現所謂的國際貿易的“平等與公平”。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對中國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所以，針對這種情景，中國要制定短期及中長期應對方式。就目前的形勢來看，中國最先要做的就是穩住陣腳，確保國內經濟基調不致受到撼動。最近中國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其著力點估計就在這里。例如，央行放松銀根，增強流動性以舒緩資金鏈緊張的情況；進一步開放市場；加快西部開發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步伐，再透過減稅鼓勵企業擴大投資，或在短期內增加基建投資；希望透過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雙管齊下，防止經濟增長失速，妨礙改革進程等。這樣就可以隱性與顯性相結合的方式與美國周旋，尋求有利的時機。
從中長期來看，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及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精神，“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目前中國尚未發育出由市場機制決定性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要進行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法則滲透到中國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最為成功的經驗。同時，在應對中美貿易沖突上的戰略選擇應當是：以貿易自由化為終極目標；以最優關稅調整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為推進手段；通過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戰略目標[31]。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趙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易憲容，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金融、國際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房地產經濟、互聯網金融。主要著作有《非理性的繁榮》《繁榮下的理性》《經濟與經濟學的迷思》《透視變幻中的金融市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