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改革開放包含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其中對內改革包括對基本經濟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以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等，是經濟長期發展的根本；對外開放則通過擴大市場、學習交流、外部壓力等途徑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內部改革，并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促進了全方位快速追趕提高。

【關鍵詞】中國經濟  改革開放  理論邏輯   

【中圖分類號】D620    【文獻標識碼】A

1978年至今40年，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直到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仍然超過6.5%，保持了在世界上相對較快的速度。發展經濟學理論表明，好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幾個基本要素：不斷積累的物質資本、增長的勞動力數量和素質、技術水平不斷進步、制度環境的改善。在1978年之后，中國在這幾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依賴于極高水平的儲蓄率，充足勞動力，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的不斷增長。在中央政府推動下，中國的制度建設也在明顯向著更高質量邁進。在上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以及幾個主要影響經濟增長因素改善過程中，改革開放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雖然這個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對于這個重大問題，現有的經濟理論能夠給出很明確的回答，并且也有很多經驗研究論證了這些理論觀點。

對內改革是互相依賴的全方位改革

對內經濟改革的最主要內容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雖然都承認資源稀缺，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現代經濟學理論最主要的結論就是市場有效性，承認其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研究轉軌經濟的經濟學者早就指出，傳統計劃經濟有兩點根本問題難以解決：一是信息問題，難以收集眾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真實需求和生產能力信息，從而難以有效作出生產分配計劃；二是即使當前大數據和高速計算機擴展能夠處理大量信息，也難以解決激勵問題，即人的能動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發揮以創造最大數量、最高質量和最被社會需求的產品。而市場經濟體制則可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分散決策，家庭和個人根據自身需求和市場價格決定對產品的購買，企業根據產品價格和自身成本決定如何生產，自利的動機使得他們的行為能夠自發展示其真實需求和成本。并且，在追逐利潤的動機下，企業有努力降低成本、創新新產品、提高質量等動力，這些都有利于長期發展和有效利用稀缺資源。市場價格的變動是最直接的激勵，能夠引導資源流向社會最需要的領域。在市場經濟和允許私人擁有財富的條件下，資本積累、勞動力供給增加和素質提高、技術創新都成為因自利而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即使達到相同的經濟增長目標，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可能更快達到，因為沒有計劃經濟的層層審批。

市場化改革最早發生于中國的農業部門，這是由于當時農業生產方式的個體性使得該部門最容易改革——每個家庭都可以完成一定數量土地上從生產到收獲的全部過程，因此只需要將耕地承包權分配到家庭，即能解決激勵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農業生產力的上升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要求人口流出到其他需要勞動力的部門和地區，這進一步促進了戶籍改革以允許人口流動，也促進了私營部門發展以吸納就業。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又進一步凸顯了傳統計劃經濟下沒有激勵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的弊端，并推動了國有企業改革步伐。國有企業改革的難度顯然大于農業改革，因為企業的大規模協作生產方式使得單個個體難以進行，即難以通過分割企業來提高激勵改善效率，只能采用解散冗員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這種改革方式顯然會帶來較大社會問題，但在上世紀末仍然得以有力地執行，這要歸因于另一項之前已經進行的改革，即分權改革。

如前所述，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是分散決策，激發各主體能動性。在政府層面同樣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實行分權以調動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積極性也被認為是改革過程中重要一環。在這個方面有兩個重要的制度使得中國得以快速發展：一個是財政分權，另一個是官員晉升的錦標賽機制。從改革開放起，中央和地方在財政上如何劃分權責不斷進行探索，并且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達成了財權、事權的大致分配。在這之后，地方政府有動力發展本地經濟以獲取分成對應的稅收。而國有企業特別是地方國有企業仍然在虧損，這將占用大量地方財政資金補貼，也促使了地方政府即使面臨國企改革重重困難，仍能夠堅持完成改革。此外，官員晉升依賴于其政績，這對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破除改革障礙提供了正向激勵。很多學術研究都表明，在本地治理經濟較好的政府官員以更大概率獲得了提升，而這種相對地區間競爭促進了整體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央政府保持了官員晉升通道的權力，結合管理及財政分權使得經濟改革得以實行和經濟最終得以發展。

除了以上政府內部改革，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是地方競爭得以實現以及各項政策試點改革可以進行的關鍵。一些學者指出了中國存在M型的經濟結構的作用，即各個地區基本都具有較全面的產業結構，從而地區間形成了直接競爭。這種經濟結構區別于其他計劃經濟如蘇聯和東歐時代的U型結構，即分專業部門的分工經濟結構。U型模式由于整個經濟形成互相依賴的分工模式，難以在局部進行試點改革，也不能有效進行地區間競爭，除了具有更好的規模經濟效應外，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M型經濟結構可以說為之后改革成功提供了條件。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使得他們競相引入私營經濟，促進了改革實效和經濟發展。時至今日，私營部門產值、就業量占據城鎮就業絕大部分比重，并且地方政府仍然在為發展私營經濟不遺余力繼續創造條件。

通過地方政府間經濟發展的錦標賽競爭只能是在缺少現代制度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和建立現代制度存在長期難以協調之處。在長期，現代社會要求政府除了維持經濟發展，還要在教育、醫療、緩解貧困和不平等、減少污染等眾多方面作出貢獻。以經濟競爭為指導的非正規制度仍然不能適應長期經濟健康發展需要。

除了內部分權競爭壓力維持經濟發展，一些學者也指出了來自外部的壓力使得政府傾向于維持相對不差的制度。比如，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遵守國際經濟規則使得政府在一些經濟行為上受到制約，在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的情況下也需要有好的制度來服務。這就涉及到對外開放對內部改革的促進作用。

對外開放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用

在1978年之后的40年，中國對外開放取得了長足進步。要說明開放程度的進步，同樣只需要看幾組數字就夠了：相比1978年的微不足道，至今中國進出口總額已經超過世界總額的10%，每年貨物貿易順差超過5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均達到世界第一；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在改革開放初期極少，到2015年已經上升到1356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國對外投資2000年時僅9億美元，2015年上升為1276億美元。這些指標增長均遠高于世界平均增速。不只是經濟全球化，在社會全球化方面中國也在進步。2016年入境外國游客數達到3148萬人，而我國出境游客更達到1.22億人。

瑞士的KOF經濟分析研究所(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編制了KOF全球化指數（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以反映一國的全球化進程。KOF全球化指數包括經濟全球化指數（KOF Index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社會全球化指數（KOF Index of Social Globalization）、政治全球化指數（KOF Index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總體全球化程度以這三個指數為基礎加總而成。其中，經濟全球化指數包括兩類指標：一類指標度量包含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證券持有以及付給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收入這些實際涉外經濟流量占GDP的比例；另一類則度量該國家或地區通過進出口壁壘、關稅資本賬戶管制設定的外貿限制程度。社會全球化是對信息和思想全球性交流程度的度量，是個體交流、信息交流以及文化三方面指標的加權平均：個體交流方面的指標包含跨國電話量、跨國匯款（占GDP比例）、國際旅行、國外人口占比、人均跨國信件；信息交流方面變量包含千人電視量及網路、人均報紙交易；文化全球化則以人均麥當勞數、人均宜家數及書籍交易占GDP 比例近似計算。政治全球化是指該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政治的程度，由該國的使館數目、該國家或地區為成員的國際組織數、聯合國和平特派團成員數加權計算得到。

通過這個指數，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全球化程度在改革開放后有了一定進展。中國總體全球化指數值在1978年為26.16，遠低于當時美國的63.17；但到了2015年，中國總體全球化指數已經上升為61.23，而同期美國僅上升為79.95，兩國已經大幅接近。中國經濟全球化指數在1978年為17.42，美國同期為49.04；到了2015年中國上升了超過一倍至38.5，美國上升為63.83，兩國仍然有較大差距。社會全球化指數1978年中國為12.08，美國為58.98，到了2015年中國上升超三倍變為51.6，同期美國為80.6，雖然靠近但仍有差距。政治全球化指數1978年中國為48.96，美國同期為81.5；到了2015年中國上升到93.6，無比接近美國的95.43。

可以看到，中國全球化進程在改革開放后有顯著推進，最明顯的進步是中國政府積極與各國建交，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這些看似和經濟無關的行為實質上為中國經濟發展構建和平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極大支持。

在經濟全球化方面，中國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商品貿易上的開放度大幅提高，關稅壁壘、資本賬戶等仍然存在管制。商品貿易的擴大讓中國融入更大的全球市場，能充分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利用低成本勞動力發展加工出口型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提高了我國勞動收入，積累了進一步發展的資本。此外，外資進入也使得中國企業能夠學習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培育了大量本土企業家。外國的產品、技術等通過商品和技術貿易、資本投入帶來的外溢效應等為本國企業所學習，加快了本土技術進步和產品更新。這些都直接帶動了中國發展。

對外開放的另一個進步是大量的國際人員交流出現，讓中國培育了大批國際化人才，從而能夠進一步汲取各方面國際先進經驗。當前，我國每年出國留學生達數十萬，大部分學成回國并對引入先進思想、文化以及技能帶來直接作用。對外開放帶來的外部壓力提升了中國的制度質量，反過來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可以想象，正是由于我國在一開始就采取了積極的對外開放措施，并且后期持續開放努力融入世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也相應取得大進展。對外開放交流在極短時間內讓人們了解世界、了解先進做法，修正大部分人特別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原有觀念，加快了制度建設和經濟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等要求中國制度進一步完善，推動了中國的現代經濟制度向國際靠近。

未來將繼續推動改革開放

中國的改革開放，符合經濟理論的指引，也是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社會進步的需要。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極大地融入世界。如今，中國經濟運行基本在市場經濟框架下進行，人民的私有財產也能得到相當有效的保護，使得人們樂于儲蓄并帶動投資增長；法治社會在不斷完善，使得市場交易能夠得到法律保護。這些進步帶動了中國長期經濟增長，但仍然有改進空間。比如，對外開放的維度還可以進一步放寬；司法體系獨立性、制度透明性等有待繼續加強；生產要素市場如土地市場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加強，等等。

雖然還有一些問題，但基于筆者的判斷，中國今后相當長時間在改革和開放問題上將是持續“改善”的過程，即逐步改良現有制度，調試中向最優條件過渡。完全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不可取，最優選項理應在二者之間，中國還有較充分時間和能力進一步做好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經濟，最終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責編/孫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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