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貿易戰是大國發展競爭與政治權力博弈的產物,會在全球范圍內引發產業鏈體系的分化與重構。中國會最終贏得中美貿易戰,由全球貿易大國轉型為全球貿易強國,并成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國際貿易新規則體系的主導建構者。美國則很可能會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最終失敗者,很可能由全球主導的貿易強國轉變為一個普通的全球貿易大國,喪失主導甚至參與全球新貿易規則體系的制定與修訂的大國地位。中國需要承擔大國責任,采取妥善措施積極應對全球貿易戰,以維護世界人民的公共貿易為出發點,制定和實施應對貿易戰的持久戰略,與大多數自由貿易倡導國結成國際自由貿易統一戰線,共同遏制全球蔓延的貿易保護主義。
【關鍵詞】貿易戰 大國博弈 全球產業鏈重構 公共貿易利益
【中圖分類號】 F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5
引言
美國特朗普政府2017年1月22日正式上臺執政后,在全球范圍內掀起貿易戰,世界主要大國和經濟體紛紛卷入,不僅深刻影響并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而且對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產生長遠的沖擊和影響,最終導致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與重構。不斷蔓延的全球貿易戰既是大國經濟發展競爭與政治權力博弈的產物,又是全球貿易體系演化與產業鏈體系重構的過程。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全球貿易戰的主要目的是,試圖通過貿易戰改變美國長期存在的巨額貨物貿易逆差、重整美國制造業以兌現其“美國優先”與“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承諾。中國作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和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主要進攻對象,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與沖突便構成全球貿易戰的主要表現與主導因素。事實上,除了中美兩個大國以外,包括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包括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土耳其等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都成為貿易戰的參與者及利益相關方,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涉及國家和經濟體數量最多的全球貿易戰已經形成。中國作為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的主要打擊對象,需要充分發揮其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第二大經濟體與主要制造業大國的綜合比較優勢,妥善應對貿易戰對其發展帶來的各種挑戰和風險,推動全球貿易體系與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重構,不僅維護自身貿易利益與產業發展利益,而且成為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的主要維護者和推動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導力量。因此,探討貿易戰背后的大國博弈與全球產業鏈分化重構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貿易戰、大國博弈與產業鏈體系:概念解釋
貿易戰是國家間發展競爭與政治博弈的產物。貿易摩擦與沖突貫徹人類貿易活動的整個歷史過程,貿易戰則是貿易摩擦與沖突極端化的表現形式。本文中的貿易戰是指規模大、范圍廣、極端化、影響深遠與長期化的貿易摩擦與沖突,是國家之間貿易發展競爭與貿易利益分配競爭激烈化的結果。全球貿易戰則是大國發展競爭與政治博弈的產物和主要類型,只有大規模經濟體和貿易大國才有能力和可能性發起全球貿易戰,小規模經濟體或者貿易小國只是全球貿易戰的參與者和跟隨者。
美國是當前全球貿易戰(2018)的主要發起者,中國則是主要應對者,歐盟、脫歐中的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則是參與全球貿易戰的主要發達經濟體,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則是參與全球貿易戰的主要新興經濟體,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則構成全球貿易戰的博弈跟隨者。可以用下表描述各國在全球貿易戰博弈中的角色定位。
從表中可以看出,作為全球排名前兩位的最大經濟體與貿易大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博弈主導著全球貿易戰的進程和最終結果。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7個國家則作為貿易戰的主要參與大國,對全球貿易戰進程與結果具有重要影響,但不可能發揮主導影響作用,這些國家與中美兩個大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結盟或者處于敵對狀態,都可能影響到貿易戰的進程和最終結果。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韓國、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南非、伊朗、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12個國家,作為全球貿易戰的中等參與者,對全球貿易戰的進程和最終結果只能夠發揮中等影響,但如果其能夠形成集團性力量,則會對貿易戰進程和最終結果產生重要影響,但單獨一國的影響較為有限。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則是全球貿易戰的博弈跟隨者,對全球貿易戰只能夠發揮邊際性的影響效應,更多的是作為貿易競爭與博弈的國家環境構成者而存在。
本文中的全球產業鏈體系是指全球范圍內垂直產業鏈與水平產業鏈的各個構成部分的總和的統稱,是全球垂直產業鏈上下游之間、水平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動態體系,也是全球范圍內產品供給與需求鏈、商品流通鏈、價值形成與分配鏈、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的多維動態組合。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則是指全球范圍內垂直產業鏈與水平產業鏈中的產品供給與需要鏈、商品流通鏈、價值形成與分配鏈、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的各個組成部分或者說各個鏈構件之間的關聯關系出現變化與調整的動態過程。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重組則是指全球范圍內垂直產業鏈與水平產業鏈中的產品供給與需求鏈、商品流通鏈、價值形成與分配鏈、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的各個構成部分或者說各個鏈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方式的重新配置與組合的動態過程。需要說明的是,產品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相互關聯的所有環節與結構構成產品的供給與需求鏈,進入市場與非市場交易環節的產品便是流通中的商品,商品流動中的相互關聯的所有環節與結構構成商品流通鏈,價值形成與分配鏈則是指產品生產與供求及商品流通過程中價值形成與分配的所有環節與結構的總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鏈則是指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在地理位置與所有關聯空間區位的集合。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與重組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同時受到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貿易戰則是影響全球產業鏈體系分化與重組進程的重要事件和關鍵變量集合。
事實上,當前的全球貿易戰是中美兩個大國發展競爭與政治博弈到一定程度和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執政,都會發起對華貿易戰,差別僅僅在于發起貿易戰的戰略目標、策略組合與政策選擇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發展競爭與政治博弈演化到需要通過一場貿易戰來重新定義彼此已經變化了的相對地位與利益分布。因此,無論中國采取何種貿易政策甚至是某種程度的妥協的貿易政策,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對華貿易戰的發生不取決于中國如何調整自己的貿易政策,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利益,這是不可調和的,貿易戰是中國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歷史過程。
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戰略目標與博弈工具
美國作為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居于霸權地位,維護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是任何美國執政集團與決策精英的首要戰略目標。任何政黨在美國執政,都不可能放棄霸權地位給美國帶來的各種霸權利益,都會采取各種可能的政治經濟博弈工具及其組合維護既得貿易利益,無論全球貿易戰還是針對特定競爭對手的大國貿易戰都是美國執政者的戰略選項。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只是美國歷史上發動的各種對美貿易摩擦與沖突的延伸,主要的差別只是在于發起對華貿易戰的時機設計、戰略目標與博弈工具選擇的不同。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崛起以維護既得霸權利益。當然,美國的霸權利益分布廣泛,涉及領域眾多,其通過發動對華貿易戰試圖維護的霸權利益和戰略目標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內容。
弱化競爭對手發展能力以維護霸權地位。弱化潛在的霸權挑戰者的挑戰能力、霸權替代者的霸權替代能力,維持乃至擴大美國與潛在霸權挑戰者或者霸權替代者之間的能力差距,中國被美國執政精英視為其霸權的潛在挑戰者或者潛在的霸權替代者,弱化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成為任何理性的美國執政集團和決策精英的必然選擇。
維護美國的大國市場利益與貿易利益。在全球范圍內居于壟斷性的市場地位與貿易地位是霸權地位的重要表現,也是美國霸權地位的象征。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外匯儲備大國與債權大國,美國則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與最大的債務國,為了減少本國貿易逆差,維護本國市場利益與貿易利益,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必然成為其貿易戰的最大打擊對象。
維護美國的產業利益和就業崗位。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始終是全球主要制造業大國,但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長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之后兩國之間的制造業產出規模差距不斷拉大,美國的制造業優勢不斷弱化,制造業就業崗位不斷流失,產業空心化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中國作為新興制造業大國且正在成為新興制造業強國,毫無疑問成為美國貿易戰的指向目標。
維護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壟斷地位和技術霸權。在高科技領域的研究開發與創新能力是美國保持在全球范圍內技術競爭優勢的基礎和關鍵,中國作為全球新興研究開發與創新大國,在技術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特別是與美國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呈現出不斷縮小態勢,這必然引起美國執政集團和決策精英的焦慮,開展對華貿易戰便是這種技術霸權失落焦慮的極端反應。
維護美國發展模式、制度體系與意識形態優越性。無論“美國優先”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維護美國的發展利益,以美國發展模式、制度體系和意識形態具有天然優越性為假設前提,中國的發展模式、制度體系與意識形態與美國存在根本區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取得的任何進步都在證明中國發展模式、制度體系與意識形態存在的合理性與優越性,同時也從反面證明美國發展模式、制度體系與意識形態并非唯一優越性存在,因此,美國試圖通過貿易戰阻礙與損害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式維護其自以為是的所謂發展模式、制度體系與意識形態的優越性。
美國國內政治動員與黨派利益競爭與維護聯盟體系的需要。美國作為霸權大國,通過貿易戰能夠構建其國家競爭的對手乃至敵人,實現國內政治動員目標,而且能夠維護執政集團與決策精英的黨派利益,同時能夠通過尋找或者樹立“共同假想敵”的方式建構與維護聯盟體系。中國作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發展的主要競爭對手,一定會成為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的主要進攻對象。因此,為了維護自身霸權國家的既得政治經濟利益,美國針對中國發起史無前例的貿易戰便成為可能和必然。
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博弈工具至少涉及六個方面:一是使用極限施壓的貿易訛詐戰略,試圖不戰而屈人之兵;二是通過貿易談判之前和談判過程中的輿論戰與心理戰,試圖干擾談判對手的戰略決策與談判策略;三是利用階段性、逐步升級的關稅與非關稅保護措施進行施壓,試圖以最小成本和損失贏得貿易戰勝利;四是以國內政治動員與盟友策略,通過國內政治動員與利益協調形成國內對華貿易戰的統一戰線,同時利用龐大的盟友體系來虛張聲勢,試圖塑造對華貿易戰的內部團結與外部盟友體系的施壓態勢;五是通過利益綁架和利益分化瓦解貿易戰對手的國內團結和國際盟友體系,干擾貿易競爭對手的戰略選擇空間與戰略定力;六是非常條件下的以國家力量對特定廠商、組織和個人進行精準經濟制裁與貿易限制,獲得不對稱貿易戰的戰略與戰術優勢。當然,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博弈工具及其組合會根據不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進行調整,但其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戰略目標則會持續保持。
中國應對大國貿易戰博弈的戰略目標及工具選擇
美國發起以中國為主要進攻目標的貿易戰,必然招致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反抗,由此形成波及范圍廣泛的全球貿易摩擦與沖突。中國反抗貿易戰的主要目標,除維護自身的發展利益外,還需要推動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和完善。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必須毫不妥協地承擔起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大國責任,參與到大國貿易競爭與政治博弈之中,努力維護自己的發展利益。中國參與貿易戰大國博弈的戰略選擇及目標包括八方面內容。
維護自身發展權利。美國發起針對中國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試圖剝奪中國人民選擇自身發展道路、追求自身發展利益的權利,試圖通過外部強制方式干擾中國發展,以增加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與阻力,遏制中國發展能力、市場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進而減少美國霸權利益受到挑戰或者被替代的可能性,在貿易戰中挫敗美國的企圖是中國妥善應對貿易戰的重要目標。
維護本國貿易利益與市場利益。如果不能夠在貿易戰中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與市場利益,則必然導致本國發展機遇與市場的喪失,損害本國企業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在限制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以維護美國本地產商利益的同時必然損害中國產商的貿易利益,壓縮中國產品的市場空間,損害了中國的市場利益。
維護本國產業發展利益。中國作為追趕發展型國家,總體而言在全球產業體系中居于中低端,正在向中高端攀升,雖然在要素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具有比較競爭優勢和規模競爭優勢,但在高端的新興產業領域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之間仍然存在著發展差距,需要補齊新興產業發展的短板。貿易戰則為中國新興產業發展設置了各種限制和障礙,阻礙中國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持續發展。因此,通過積極應對貿易戰以反抗美國對中國新興產業發展實施的限制是中國政府與產商的共同理性選擇。
維護本國技術利益。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理由或者借口便是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防止美國技術流入中國以維護美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和壟斷地位,美國一些執政與決策精英甚至認為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進步是所謂“偷取”美國技術的結果,完全無視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與高新技術研究開放方面的貢獻和進步。中國需要通過應對貿易戰的方式為本國高新技術發展創造條件并證明獨立自主研發高新技術的能力。
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美國發起以中國為主要攻擊對象的全球貿易戰,嚴重破壞全球自由貿易秩序,與其曾經主張的自由貿易政策背道而馳,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浪潮,不僅破壞了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根基,而且阻止了全球化進程和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國作為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主要受益國,特別是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需要承擔起貿易大國責任,成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主導力量,約束與遏制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興貿易、投資、產業與技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蔓延,維護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的自由貿易利益。同時,通過積極應對貿易戰,不斷提高中國應對貿易摩擦與沖突的能力和風險治理能力,促進中國由全球貿易大國向全球貿易強國轉型,增強中國在全球貿易規則制定與修改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維護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發展利益、市場利益與貿易利益。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大國,同時也是新興大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及其貿易的堅定維護者,通過妥善應對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能夠維護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阻礙和遏制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利益、市場利益、產業發展利益與技術開發利益的損害。中美貿易戰的最終結果必然以中國的勝利、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貿易利益的維護而載入人類貿易史。
維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通過保護主義方式遏制中國發展,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全球影響,以維護美國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的所謂優越性與合法性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發展模式,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之間存在著顯著差別,這本來是正常的經濟現象,也是世界各國多元化與多樣化發展的表現,但在美國一些執政與決策精英看來,則是對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制度與發展模式優越性與合法性的否定乃至顛覆。因此,中國應對貿易戰的過程也是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合法性的過程,更是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放性與優越性的過程。
維護世界人民的公共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隨著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之間通過貿易、投資、產業分工與區域合作的紐帶聯結成彼此難于徹底分開的貿易共同體、投資共同體、產業共同體與合作共同體,最終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則是逆潮流而動,不僅損害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貿易利益及相關經濟利益,而且也損害了美國人民的長期貿易利益及相關經濟利益。因此,中國通過應對貿易戰,能夠對貿易戰發起者美國的非理性行為進行限制和懲罰,限制與弱化貿易戰對世界各國人民公共利益損害的范圍和程度,推動人類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增長,最終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
可見,中國積極應對貿易戰具有重要的全球戰略意義,不僅能夠維護中國本國的貿易與市場利益、產業與技術利益、制度與發展模式合法性與優越性利益,而且能夠遏制保護主義在全球惡性蔓延并維護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長遠貿易利益與公共利益,推動早日構建人類貿易共同體、投資共同體、產業共同體與合作共同體,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演化。中國應對大國貿易戰博弈的戰略工具及其組合至少包括六個方面內容:一是持久戰略思維,通過延長貿易戰時間換取貿易戰的最終勝利結果;二是承擔貿易大國責任和發揮大國擔當精神,以維護包括中國人民、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公共貿易利益為最終戰略目標;三是料敵從寬的底線思維,堅決維護中國合法合理的發展權利與貿易利益,不用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交易長遠的戰略利益,守住國家發展利益與貿易利益底線;四是靈活的交易藝術與談判策略,不拒絕能夠緩解甚至停止貿易戰的任何可行方案,根本目標在于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有利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長遠發展利益;五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國際自由貿易統一戰線,從內部與外部同時分化瓦解貿易戰發起者的內部與外部利益集團體系與盟友體系,積極推動新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形成;六是樹立全球化與前瞻性思維,通過貿易戰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發展和創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構建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
貿易戰與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重組
中美貿易戰已經成為全球貿易摩擦與沖突的集中體現,也是考察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的風向標,無論其持續時間長短,都已經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產生影響,加快了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與重組進程。當前貿易戰特別是中美貿易戰(2018)已經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產生了分化性影響效應。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產生分化性影響效應是指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聯關系產生了分離與割裂影響。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分化性影響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產品供求鏈的空間割裂與空間錯位。產品作為能夠滿足人類需要或者偏好的物品或者服務,其生產者、供應者與需要者之間應該能夠在空間上緊密關聯且分布合理,空間分布的合理性表現為空間運輸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的最小化,產品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在空間方面合理銜接。中美貿易戰對產品供求鏈的分化影響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打破產品供給者與需求者之間的天然市場聯系,通過關稅與非關稅手段增加產品供給者與需求者的交易成本,割裂國際市場體系;二是扭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體系,人為干擾國際產品市場價格形成機制,降低國際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三是擾亂產品供給鏈與產品需求鏈之間的天然關聯與區位分工,導致產品供給鏈與需求鏈配置的空間錯位,在全球范圍內降低產品供求鏈的空間配置效率。
商品流通鏈的市場分離與市場錯配。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全球范圍內的商品自由流通能夠形成全球統一的商品交易與流通市場,形成全球性市場一體化與產業分工體系,形成高效有序的國際市場競爭體系。中美貿易戰則通過非市場干預手段破壞全球商品流通體系,破壞現存全球商品流通鏈體系,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商品流通市場分離與產業錯配,在三個方面表現最為顯著:一是增加了商品跨國流通的流通成本與交易成本,導致全球商品流通規模變小與流通速度減慢,商品跨國流通效率降低;二是中國作為全球主要商品生產與供給國,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商品消費與需求國,彼此之間存在密切的商品流通鏈,貿易戰則破壞與扭曲歷史形成的商品流通鏈,不僅導致兩國商品流通鏈的市場分離,還會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市場錯配問題,阻礙全球商品流通體系的穩定運行;三是在全球范圍內改變商品流通預期,增加商品跨國流通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不僅會增加全球范圍的商品跨國流動障礙,還會產生不確定性與風險的模仿傳播效應,導致國際市場上商品流通混亂與商品流通鏈分化乃至斷裂。
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的利益沖突與主體錯位。貿易戰會引發全球價值鏈體系的調整與分化,在全球范圍內激化各國之間的貿易利益矛盾,使得各種貿易利益主體出現錯位,產生各種矛盾和沖突,加大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利益分配矛盾和不公平性。中美貿易戰對全球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大了全球貿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損害了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維護了美國國內衰退與落后產業的既得利益;二是損害了美國國內農業特別是大豆產業以及汽車制造業、航空產業等在中國市場具有優勢的產業的貿易利益,同時導致中國在美國市場上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制造業的貿易利益也受到損害,形成貿易利益相互損害的結果;三是在全球范圍內降低了資源跨國配置效率,降低全球貿易增長,不僅影響到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還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損害了世界各國總的公共福利水平。
產業分工體系與資源配置體系錯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的地理分割與區位沖突。中美貿易戰作為大國之間貿易摩擦與沖突的極端化表現類型,對全球的產業分工體系與資源配置體系產生沖擊,會導致世界各國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的地理分割與區位沖突。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破壞制造業分工體系,中美兩國作為全球主要的制造業大國,彼此之間已經形成緊密的制造業分工體系,任何保護主義的關稅與非關稅措施都會限制原材料、零部件與制成品的跨國貿易與跨國流通,阻礙兩國的生產分工與跨國產業鏈網絡化發展,弱化甚至割裂兩國的制造產業鏈;二是擾亂市場資源配置體系,導致資源配置錯位與低效,貿易戰通過關稅與非關稅方式限制貿易發展以實現貿易保護主義目的,必然損害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經濟資源的機制,導致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體系低效、錯位乃至失效,不利于全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三是破壞人類經濟活動地理空間分布的統一性與協調性,出現人類經濟活動分工分布鏈的地理分割,出現某些產品或者服務的生產區與消費區彼此割裂與分離,也就是受到貿易戰影響的某些產品或者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不僅在地理空間上被割裂開來,其交易空間也被割裂開來,出現生產者生產的產品找不到最優的消費者,消費者不能夠從最優生產者中購買商品,生產者均衡與消費者均衡同時受到破壞;四是區位沖突與地區矛盾激化,貿易戰給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產商的區位決策造成困惑,形成經濟活動區位選擇與區域布局的矛盾與不確定性,引起各國內部各個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矛盾,最為典型的便是美國中西部的農業地區(農業帶)與五大湖區的傳統工業區(銹帶)之間的區域利益矛盾與沖突。
當然,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產生分化性影響的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促進全球產業鏈體系的再組合與關聯機制重構。中美貿易戰(2018)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重構性影響則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重構。貿易戰在全球范圍之內分化與打破傳統的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的同時,也為全球范圍之內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的重構創造了機遇與條件。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重構的影響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兩國間產品生產鏈與供應鏈的關聯性與雙向開放度下降,如果貿易戰持續時間過長,則必然改變中美兩國內部的產品生產鏈與供應鏈,兩國之間的產品生產鏈與供應鏈的關聯性會弱化,彼此之間的產業開放度會降低;二是產品需求鏈的替代性重構,為了降低貿易戰對本國市場需要的影響,中美兩國都會從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尋找能夠滿足各自需要的替代性市場,導致兩國市場相互依賴程度降低,彼此的產品需求鏈關聯性和依賴性弱化;三是強化與非貿易戰國家之間的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的聯系,出現了貿易戰引起的產品生產、供給與需求的跨國替代效應,一些國家之間的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被其他國家替代;四是一些新的跨國產品生產鏈、供給鏈與需求鏈被創造出來,出現新的跨國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為了規避貿易戰對跨國貿易的限制與消極影響,一些跨國企業會調整自己的生產與銷售的空間布局甚至重新設計國際化經營方案,促進新興生產鏈、工業鏈與需求鏈的出現、創新與重構。
商品流通鏈體系重構。商品流通鏈體系作為產業鏈的重要構成部分,最容易受到貿易戰的消極影響,為了規避貿易戰可能帶來的損害和風險,全球范圍內的商品流通鏈體系必然出現重構性調整與變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際市場商品流通地理范圍與國家分布的重構,受到貿易戰影響的商品的市場流通方向會發生調整,沒有受到貿易戰影響的國家或者市場的商品流通規模會增大;二是國際市場商品結構重構,進入國際市場流通的商品結構發生調整與變化,傳統的、可替代程度高的商品的流通市場范圍受到約束,不具有可代替性或者說可替代程度低的高新技術商品流通的市場范圍受貿易戰的影響相對有限,出現貿易戰引起的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流通性市場重組現象;三是國際市場商品流通方式的重構,為了規避關稅壁壘或者非關稅壁壘,一些商品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市場流通方式與市場流通路徑會出現調整,最為典型的便是商品從受到貿易限制的出口國通過迂回貿易的方式即通過第三國乃至第四國進入進口國市場以規避貿易壁壘。當然,商品流通鏈體系的重構過程也是全球貿易結構與貿易秩序的重構過程,美國作為全球貿易戰的發起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會逐漸下降,中國作為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和新興開放大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會進一步加強,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
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重構。人類的貿易過程,是一個通過貿易活動而產生價值并實現價值分配的過程,也是人類實現資源再配置與利益分配的社會過程。貿易方式與貿易結構的調整過程,也是由貿易產生的價值分配鏈體系的調整與重構過程。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借口或者原因是,美國執政與決策精英武斷地認為美國在現存的中美貿易體系中“吃虧”,而中國在現存的雙邊或者多邊貿易體系中獲得了所謂“不公平”的貿易利益,于是試圖通過貿易戰重構有利于其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中美貿易戰對全球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的重構性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貿易戰發起國貿易價值形成與轉移機制的重構,任何貿易限制措施都會對貿易雙方的貿易利益產生影響,貿易戰發起國通過貿易限制措施能夠維護本國相關產業的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利益,限制外國出口商從本國市場獲取貿易利益,實現貿易價值形成與轉移機制的重構;二是貿易戰應對國貿易價值形成與轉移機制的重構,為了減少貿易戰對本國貿易利益的損害并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貿易戰應對國必然會采取各種反制措施破解貿易保護主義給本國進出口貿易產生的約束和消極影響,重構本國進出口貿易價值鏈體系;三是利益相關國貿易價值形成與利益分配鏈體系的重構,中美作為全球排名前兩位的貿易大國與經濟大國,二者之間爆發貿易戰具有全球性影響,對相關國家特別是與中美兩國都有密切貿易聯系的國家的貿易利益的影響非常顯著。最為典型的便是中美貿易戰對日本、韓國、俄羅斯、巴西、歐盟及英國、加拿大與墨西哥貿易利益的影響,而這些經濟體必然會采取相關措施減少中美貿易戰對其貿易利益的消極影響以維護其貿易利益,推動本國進出口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的適用性重構。
產業分工體系與資源配置體系重構,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體系重構。貿易戰深刻地影響到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體系和資源配置體系,同時也必然對相關國家的廠商與個人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產生深遠影響,導致全球范圍內的產業分工體系、資源配置體系和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體系的重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之間產業分工體系的重構,長期貿易戰必然損害甚至打斷國家間產業分工鏈條,出現上下游產業鏈不銜接甚至割裂,分布在不同國家的產業的不同環節之間的關聯性下降,為了規避貿易戰對跨國產業分工與產業鏈條的破壞性影響,各國會采取各種措施重構跨國產業體系,以美國為代表的貿易戰發起國可能會被國際社會排擠出全球跨國產業分工體系調整與重構進程之外。二是跨國經濟資源配置體系的重構,貿易戰會扭曲經濟資源的市場價格體系,導致經濟資源的跨國錯配,降低資源跨國配置效率。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消除貿易戰的市場價格的扭曲效應,具有共同貿易利益的國家會公共參與重構跨國資源市場配置體系,實施保護主義的貿易戰發起國可能被排除在全球資源配置體系調整與重構進程之外。三是各國經濟活動空間分布鏈體系的重構,貿易戰不僅會改變各國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與習慣,還會改變廠商生產活動的空間區位,使得某些消費活動與生產活動從某些經濟區位退出的同時進入一些新的經濟區位,實現消費區位與生產區位重組,最為典型的便是廠商減少在貿易戰發起國的經濟活動,增加在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國家的經濟活動,出現人類經濟活動空間區位轉移。
簡言之,貿易戰不僅會導致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的分化,還會引起商品流通鏈體系、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跨國產業分工鏈體系與資源配置鏈體系的分化,同時也會為跨國產品生產鏈、供給鏈與需求鏈體系重構創造條件,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的貿易戰發起國很可能被排除在全球商品流通鏈體系、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產業鏈與資源配置鏈體系調整與重構進程之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的貿易戰應對國或者貿易利益受損國之間會采取相互協調的貿易政策、產業政策與國際合作政策,推進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重構。
結論與政策建議
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發起的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全球貿易戰是大國發展競爭與政治權力博弈的產物,在全球范圍內引發產業鏈體系的分化與重構,深刻地改變著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結構與貿易關系,使得世界各國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出現分化組合,在這個過程中,主張與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與分工合作會得到加強,美國作為主張與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的貿易戰發起國很可能被排除在全球產業鏈體系重構進程之外,中國作為全球自由貿易的主要倡導者和維護者則會更深融入全球產業鏈體系之中。中國會最終贏得中美貿易戰,由全球貿易大國轉型為全球貿易強國,并成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國際貿易新規則體系的主導建構者。美國則很可能會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最終失敗者,美國也可能從全球主導的貿易強國轉變為一個普通的全球貿易大國,喪失主導甚至參與全球新貿易規則體系的制定與修訂的大國地位。
中美貿易戰已經成為全球貿易戰的主戰場,是中美兩國長期貿易摩擦與沖突在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的極端化表現類型,具有長期性和短期難以調和性特征,已經并將繼續改變國際貿易的歷史進程和方向,不僅會引發產品生產鏈、供應鏈與需求鏈體系的分化,也必然導致全球商品流通鏈體系、貿易價值形成與分配鏈體系、跨國產業分工鏈體系與資源配置鏈體系的分化,為中國主導的全球跨國產品生產鏈、供給鏈與需求鏈體系重構創造國際政治經濟條件。中國需要采取妥善措施積極應對全球貿易戰帶來的影響和沖擊,以維護包括中國人民、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公共貿易利益為出發點,制定應對中美貿易戰的持久戰略,與主張和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大多數貿易戰受害國結成國際貿易統一戰線,共同應對各種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與新興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貿易發展、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分工合作造成的損害和消極影響,擔當起新興大國與貿易大國的國際責任,最終贏得貿易戰的勝利,成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堅定維護者和創新開拓者。
(本文系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科研專項和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聯合資助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國家金融合作機制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CWZD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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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周于琬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Game of Great Powers
Bao Jianyun
Abstract: The trade war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game of the major countries, which will trigge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system on a global scale. China will eventually win its trade war with the US,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major global trade participant to a global trading power, and become the defender of the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and the leading constructor of the new rules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US is very likely to lose the Sino-US trade war. It may change from a globally dominant trading power to an ordinary trading participant, losing its leading role in making and revising the global new trade rules system. China needs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great power,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global trade war,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a lasting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trade war with an aim to safeguard public trade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form an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united front with most of the free trade advocating countries, so as to contain the worldwide trade protectionism.
Keywords: Trade war, great-power gam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public trade interest
保建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理論模型、實證檢驗及政策選擇》《區域發展微觀機制研究——一個經濟學的理論解釋、模型及實證檢驗》《轉型經濟中的政府行為與發展模式選擇研究——中國經驗及其理論解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