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格局多極化的深入發展，美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國際國內問題。這些問題對美國長期堅持的價值觀念及戰略理念構成挑戰，引發了美國的文化焦慮。這種焦慮情緒對美國當前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值得我們深入關注。

【關鍵詞】美國  文化焦慮  價值沖擊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作為一個年輕的共和國，美國在其200多年的建國歷史中，由一個英屬殖民地組建的邦聯國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除得益于特殊的地緣優勢、資源稟賦和歷史機遇外，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也發揮了相應的作用。在美國思想文化史中，《五月花號公約》、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的思想理論、《獨立宣言》以及《聯邦憲法》所提倡的“基督教傳統、自由、平等、民主、個人主義”的原則和理念構成了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核心。美國文化中體現的個人主義、樂觀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等，反映了人們一定程度的合理追求。因此，一直以來，美國人在文化方面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認為美國是全世界自由與民主的榜樣。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美國奉行的新自由主義具有諸多弊端。此外，經濟問題叢生、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下降、民主失靈、族裔族群矛盾加深等，均對美國人所堅持的文化和價值觀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引發美國民眾對平等問題的焦慮，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導致普通民眾對抗情緒的積聚

美國的貧富分化加劇，引發了民眾對平等問題的焦慮。2012年以來，由于美國經濟復蘇步伐逐步加快，美國的失業率得以不斷降低。據統計，2018年1至7月，美國私營部門企業主增加工作崗位達150萬個，失業率達3.9%，降到美國20年前的低位。但是，工人工資增長卻低于預期水平。美國聯邦勞工統計局（Federal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7月份，非管理層私營部門員工的平均時薪為22.65美元，比6月份高出3美分，同比增長2.7%，與過去5年來美國平均工資的增幅（2%—3%）一致。但在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年里，美國的平均時薪通常同比增長4%左右。然而，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如今的平均時薪與1978年的購買力大致相當。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中產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擴大。2016年，中產階級家庭（52%的美國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數為78442美元，與2000年大致相同；高收入家庭（19%的美國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數為187872美元，比2000年的183680美元增長4192美元，低收入家庭（29%的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數為25624美元，低于2000年的26923美元。這使得1970年以來中低收入者與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1970年，高收入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數的2.2倍，是低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數的6.3倍。這些收入比率在2016年分別上升到2.4倍和7.3倍。①收入分配不平等加深了美國貧困人口貧困的程度，導致美國人對美國經濟體系的公平性普遍持懷疑態度，甚至使一些人對美國奉行的“讓每個人都享有成功的平等權利和機會”的信條產生質疑。

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引發民眾對民主失靈的擔心和憂慮。近年來，美國政治極化問題日趨嚴重，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在政治價值觀方面表現出極端化的一面，彼此之間的共識與相似之處越來越少。奧巴馬執政時期，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政府、種族、移民、社會安全保障、環境保護等基本政治價值觀上的分歧達到創紀錄水平。自特朗普上任以來，民主、共和兩黨關于上述問題的分歧進一步拉大。如關于政府社會安全保障問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一次調查顯示：在政府為窮人提供福利的問題上，2017年，有76%的民主黨人認為，窮人生活很艱難的原因，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福利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這也創下了23年來民主黨持這種觀點的人數比例的新高。只有25%的共和黨人持這樣的觀點，而有65%共和黨人認為，窮人過得很輕松，因為他們不用付出任何回報就能得到政府福利。②

此外，兩黨在總統工作支持率上的分歧也非常嚴重。特朗普就任一年多的時間里，在支持率方面就出現了嚴重的黨派極化現象，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017年2月、4月和6月3次調查中，平均有88%的共和黨人對其工作表現表示滿意，而只有8%的民主黨人持這樣的觀點。③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價值觀分歧越來越大，對美國的政治架構甚至民眾生活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就政治架構層面而言，兩黨政治精英間日益嚴重的黨派極化現象，使其愈發難以在眾多重要議題上達成共識，“黨爭”使美國政府“停擺”現象不斷發生，整個政治體系功能失調的危險性日益增高；就民眾生活層面而言，政治極化的加劇使得普通民眾在一些爭議性議題上矛盾加深，導致普通民眾對抗情緒的積聚。

文化多元主義面臨嚴峻挑戰，美國領導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意愿減弱，引發美國人對美國國際影響力下降的憂慮

美國白人工薪階層對少數族裔文化的歧視和焦慮，使美國的文化多元主義面臨嚴峻挑戰。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同時代，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人，在保留自己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同時，也逐漸對美國社會的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觀達成認同，美國因而成為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大熔爐”。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美國移民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2016年，居住在美國的外國出生人口達到創紀錄的4370萬，占美國人口的13.5%。自2000年以來，由于出生地來自亞洲（南亞、東亞）、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人數都超過了出生地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人數，引發美國部分“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焦慮。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有68%的白人工薪階層選民表示，美國的生活方式需要受到保護，從而不受外國影響。2017年3月，美聯社與位于芝加哥大學的國家意見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對1004位成年人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有47%的人認為，非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有15%的人認為，合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有42%的人認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國文化應當逐漸改變。該民調發現，雖然左右兩翼關注的內容相反，但他們都關心“國家認同”。右翼擔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價值”和“歐洲移民的傳統”受到挑戰；左翼擔心“建國以來接納世界各方移民”的傳統被打破。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說：我幾乎不認識今天的美國。④可見，多元文化主義正在成為當前美國人面臨的一個糾結問題。

美國領導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意愿減弱，引發美國人對其國際影響力下降的憂慮。奧巴馬時期，美國在應對“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后遺癥、ISIS及敘利亞等問題上或表現不力，或優柔寡斷，引發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盟友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特朗普執政以來，動輒打出“美國第一”的旗號，到處“退團”“退群”，引發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盟友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進而引發美國各界關于國際社會對美國看法的關注。2017年，有6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其他國家尊重。對此，共和、民主兩黨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42%的共和黨人和傾向共和黨的獨立人士認為，美國不像過去那樣受人尊重，這是十多年來該政治派別持這一觀點人數最少的一次，有28%的人認為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奧巴馬執政的不同時期，多數民主黨人都認為，美國在國際上不那么受尊重。2016年，有58%的人這么認為；而到2017年，有87%的民主黨人認為，美國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有70%的人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⑤由此可見，美國國內對美國國際影響力日益下降普遍感到擔憂。

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格局多極化的快速發展，促使美國國際地位發生顯著變化，導致美國文化上的不適

對美國而言，全球化推動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從一個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國變成了最大的消費大國，從最大的出口大國變成最大的進口大國，從最大的債權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為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如上文所述，美國國內的上層人士成為全球化的獲益者，中產階級卻成為全球化中的受損者，美國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和經濟脫實入虛，導致部分美國藍領工人失業，進一步降低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加劇了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導致美國政治極化、民主失靈的一個主要因素。

全球化還推動了人口的跨境流動。新世紀以來，在非傳統白人地區出生的移民，特別是從墨西哥、拉美國家來的移民，數量急劇增加，不僅帶來了犯罪、恐怖主義等社會問題，也帶來了文化和價值觀的沖突，使美國存在已久的族裔矛盾問題、階層矛盾更加突出，同時也使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引發的國家認同問題日益明顯。

國際格局多極化快速發展，對美國全球性霸權構成挑戰。冷戰結束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下抓住機遇、趨利避害，使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得到顯著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衰退，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的相對實力有所下降，美國作為世界中心力量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意志大大弱化，中、俄、印等新興大國在國際權勢結構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特別是自2012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投行、絲路基金等一系列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新理念和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樹立了開放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的提高，對其在世界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造成了挑戰。對此，奧巴馬政府加快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而高舉“美國第一”大旗的特朗普政府更是于2018年3月以來在中美經貿關系上對中國步步緊逼。不過，這只會給中國外交及兩國關系帶來一定的麻煩，但對于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決心與意志很難產生影響。這一點美國應該心知肚明，因此，美國對自身國際地位的變化感到非常焦慮。

作為一種普通大眾的心理活動，當前美國的文化焦慮對美國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均產生了負面影響，如美國民主失靈問題造成民眾對美國政府信任度的持續降低。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會（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自1958年便開始調查研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問題。1958年，有75%的美國人相信聯邦政府幾乎總是或大部分時間都在做正確的事情。在上世紀60年代，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開始下降，1970年到2007年間一直在22%—55%之間波動。而自2007年以來，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在大多數年份均未超過30%。2017年，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為18%，接近歷史低點，即2011年的17%。⑥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美國當前的文化焦慮在民主、平等、個人主義、自由等文化核心要素上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其焦慮情緒總體上還是可控的，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多數民眾對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看法總體上是正面的。據調查，有60%的人認為美國民主制度運轉良好，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政治體系相比，有68%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中有40%的人認為美國政治體系最好或好于其他發達國家。盡管美國民眾對美國當前經濟體系的公平性普遍（65%）持懷疑態度，但有61%的美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工作能夠獲得成功。此外，美國對移民問題持積極看法的人也越來越多。2017年，有65%的美國人認為，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才華為美國強盛作出了貢獻。盡管美國民眾對于美國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有所擔憂，但仍有5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只有14%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如其他國家。⑦筆者分析依據的資料主要來源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研究中心近年來的相關民意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大體反映了問題的基本情況。

總體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格局多極化的深入發展，美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國際國內問題。這些問題對美國長期堅持的價值觀念及戰略理念構成挑戰，引發了美國的文化焦慮。這種焦慮情緒對美國當前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值得我們深入關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①Rakesh Kochhar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stable in size, but losing ground financially to upper-income 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6, 2018.

②③⑦The Partisan Divide on Political Values Grows Even Wider,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17.

④熊璩：《美國的偉大和焦慮都與川普無關——兼與叢日云教授商榷》，美國華人網，2018年9月26日。

⑤Partisans Have Starkl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How the World Views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9, 2017.

⑥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58-2017,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4, 2017.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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