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無法在中美經貿摩擦中迅速鎖定勝局，導致美國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產生了群體性心理焦慮。在群體性心理焦慮的影響下，美國執政當局會采取基于悲觀預期的自保行為，基于自信維護的諉過行為，基于失敗預防的攻擊行為，基于失敗補償的報復行為以及基于心理恐慌的冒險行為等非理性行為。對此，中國要勇于承擔大國責任，對美國社會的群體性焦慮和非理性行為進行有效遏制，推動國際自由貿易新秩序的構建與完善。

【關鍵詞】經貿摩擦  美國  焦慮  非理性行為   

【中圖分類號】D815.9    【文獻標識碼】A

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全球經貿摩擦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經貿摩擦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執政精英與決策精英面對國際格局急劇演變出現了焦慮乃至不確定性恐慌，筆者稱之為美國焦慮。經貿摩擦中的美國焦慮，會誘發美國采取各種非理性行為，制造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危機，不僅將危害國際社會的穩定和秩序，還會損害美國國內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中國作為美國發起的經貿摩擦的主要對象，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以及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進行一定的反擊。

當前，中美經貿摩擦已經進入相持階段，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精英和決策精英正面臨兩難選擇：如果繼續推進中美經貿摩擦，已經開始預期到不能贏乃至最終失敗的可能性；如果停止中美經貿摩擦，則又不甘心甚至存有勝利的幻想。由此，美國政府內部出現了群體性焦慮。

中美經貿摩擦中的美國焦慮及其表現

特朗普執政以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發動了多層次、多類型的經貿摩擦。2018年3月1日，美國宣布對從主要貿易伙伴國進口的鋼鐵和鋁制品征收25%和10%的關稅，正式發起經貿摩擦。2018年7月6日，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產品征收25%的關稅。2018年9月24日開始，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產品征收10%的關稅，中國則采取相應的對等反制措施。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威脅準備對從中國進口的另外2670億美元產品征收進口關稅。至此，中美經貿摩擦進入相持階段，并由此引發美國執政精英與決策精英乃至社會的群體性焦慮。

第一，中美經貿摩擦速勝論破產引發的非樂觀預期焦慮。中國不妥協的對等反制措施打破了美國速勝的預判，中國采取持久經貿摩擦的應對措施引發美國執政精英與決策精英的擔心以及非樂觀預期。中國沉著應對美國發起的首輪經貿摩擦進攻，把美國拖入持久經貿摩擦的方法，打破了特朗普發動經貿摩擦之初所宣稱的“貿易戰很容易贏”的速勝論幻想，使美國執政當局認識到其所發起的中美經貿摩擦不可能輕易獲勝，與中國進行長期持久經貿摩擦存在最終失敗的可能性。中美經貿摩擦最終可能失敗的預期是催生美國焦慮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美經貿摩擦中極限施壓失敗引發美國執政當局的經濟能力不足焦慮。美國極限施壓或者極限貿易訛詐效果失靈，找不到更好的應對方案，特朗普政府發現其在中美經貿摩擦中手段有限、工具不足、籌碼不夠，由此產生對自身是否有能力贏得中美經貿摩擦勝利的能力恐慌焦慮，即美國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的能力不足的焦慮。中國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與全球第二貨物貿易大國美國相比，在經貿摩擦中擁有能力比較優勢，且這種能力比較優勢是通過國際市場競爭獲得的，是美國執政當局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

第三，經貿摩擦中貿易赤字擴大引發的焦慮。美國貿易赤字擴大導致貿易逆差悖論初步顯現，與特朗普政府發起中美經貿摩擦的初衷正好相反，弱化了其發動中美經貿摩擦的理由和合法性依據。2018年6、7、8三個月份，美國貿易赤字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超出了美國執政當局的預判。根據2018年10月5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18年8月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達到6個月以來的最高值，當月貿易逆差增至約532億美元，較前一個月修正后的約500億美元增長了6.4%。特朗普政府發起全球經貿摩擦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縮小美國貿易赤字，結果事與愿違。經貿摩擦中貿易赤字的擴大引發了美國執政當局的焦慮，并且隨著經貿摩擦的長期化，這種焦慮可能會進一步加重。

第四，美國國內經貿摩擦受害社會群體的焦慮及其傳播。美國國內貿易利益集團博弈表現出新特征，中美經貿摩擦受損利益集團開始感受到經貿摩擦對美國自身利益的損害，導致美國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給特朗普政府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和政治利益風險。隨著中美經貿摩擦的持續以及發展，其對美國相關產業的損害性影響效應也日益顯露出來，最為典型的便是美國的大豆產業和畜牧產業，中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和相關畜牧產品，已經損害到美國豆農和農場主的利益。這些受損群體的焦慮會通過政治訴求、政治行動，特別是美國選舉政治的投票行動表現出來，并在整個美國社會廣泛傳播，形成社會性的群體焦慮。

第五，美國國內政治商業周期關聯與互動引發的政治周期焦慮。中美經貿摩擦持續的時間越長，其對美國國內政治商業周期的影響也就越顯著，并且會在美國國內選舉政治和政治商業周期中出現不利于執政精英的演變趨勢。比如，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及其結果必然會對中美經貿摩擦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有可能表現出不利于美國執政當局的演化態勢。2018年9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聯合國安理會指責中國干預美國中期選舉；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指責中國干預美國內政。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經貿摩擦的持續進行，已經對美國的選舉政治以及政治商業周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引發了群體性政治周期焦慮。

總之，中美經貿摩擦進入相持階段后，打破了美國社會中美經貿摩擦速勝論的幻想，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或者極限訛詐策略失效，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經貿摩擦利益受損社會群體的不滿情緒上升，美國國內選舉政治與政治商業周期受到影響。由此，美國社會，特別是特朗普政府的執政團隊出現了群體性焦慮。而中美經貿摩擦相持階段的美國焦慮有可能誘發美國執政當局的非理性行為，引發區域性甚至全球性危機。

特朗普政府執政當局的非理性行為

在經貿摩擦長期化、不確定性增強的條件下形成的焦慮，必然會誘發特朗普政府的某些非理性行為。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邁克·彭斯在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前指責中國干預美國選舉。當前，在經貿摩擦相持階段特別是長期化預期的影響下，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為在五個方面表現得最為顯著。

第一，基于悲觀預期的自保行為。美國在中美經貿摩擦中不能夠快速獲得勝利，并且還出現了進一步陷入長期經貿摩擦困境之中的可能性，導致發動經貿摩擦初期的樂觀預期向悲觀預期轉化。為了防止悲觀預期轉化為現實結果，美國執政當局必然采取各種自保行為，以扭轉非樂觀預期可能帶來的經貿摩擦失敗風險，甚至試圖通過各種自保行為把悲觀預期扭轉為樂觀預期。美國執政當局的自保行為主要有三種。一是擴大美國對華貿易利益保護范圍，防止中國進一步擴大反制的商品范圍、產業范圍與地理空間范圍；二是弱化中國貿易反制對美國經濟的損害程度，采取各種措施減緩經貿摩擦對美國廠商、市場和消費者的損害性影響效應；三是尋找新的中美經貿摩擦防御政策與防御工具，對美國進出口廠商推出各種豁免條件，以期維護中美經貿摩擦啟動前從中國獲得的既得貿易利益。美國執政當局的這種自保行為有可能向極端化和非理性化方向演化，從貿易自保行為轉化為貿易攻擊行為，加大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力度。

第二，基于自信維護的諉過行為。特朗普執政當局之所以敢于啟動全球經貿摩擦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關鍵就在于其自信能夠贏得勝利。對于任何一個理性的政府或者執政當局而言，如果沒有這種自信，是不敢輕易啟動經貿摩擦的。美國在中美經貿摩擦中不能夠輕易獲勝，甚至可能最終失敗，對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的自信而言，是巨大的打擊。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為了維護自信特別是維護其啟動中美經貿摩擦的合法性自信，必然會采取各種諉過行為。當前，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的諉過行為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找借口指責中國不遵守貿易規則，最為典型的是找借口指責中國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搞國家資本主義；二是故意貶低中國取得的成就，把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歸功于美國的貢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甚至說出“美國重建中國”的狂言，故意貶低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在國家發展中的努力；三是對中國的貿易反制行為進行污蔑誹謗。為了反制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國也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對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和畜牧產品加征關稅，特朗普政府把中國的貿易反制行為稱為“干預美國選舉”；四是把中美兩國企業之間正常的技術貿易與技術市場轉移行為，稱為強制性技術轉讓，甚至使用技術偷竊等術語來貶低中國的技術創新活動。這些非理性的諉過行為不僅不利于經貿摩擦的緩解，還會激化矛盾，導致經貿摩擦的升級。

第三，基于失敗預防的攻擊行為。為了預防經貿摩擦的最終失敗，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經貿摩擦相持階段會采取各種貿易與非貿易手段，對中國進行各種形式的制裁、打壓和攻擊，以挽救可能到來的經貿摩擦失敗結局。美國率先發起經貿摩擦，本身就是一種主動的進攻行為，但中美經貿摩擦持續時間過長，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美國的預期目標，引起了美國執政精英與社會大眾的廣泛焦慮，甚至可能會誘發各種可能的對華貿易攻擊的升級行為，把經貿摩擦向貨幣金融、政治、安全乃至軍事領域擴展。在美國執政當局以及美國社會對中美經貿摩擦出現群體性焦慮的背景下，美國可能采取預防經貿摩擦失敗的攻擊行為主要包括五類：一是極限施壓基礎上的超極限施壓。這招對中國已經失效，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貿易實力和貿易施壓工具對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國中國來講并不足夠；二是貿易制裁與貿易禁運。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曾采取過不同類型的對華貿易制裁與技術封鎖措施，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損失和消極影響，但卻從來沒有影響到中國的長期持續發展，中興制裁事件便是特朗普執政當局采取貿易制裁與技術封鎖措施的典型案例，但其對中美經貿摩擦結果的影響有限；三是針對特定企業與個人的單邊政治經濟制裁。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的一些國防軍工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及其負責人進行單邊的政治經濟制裁和各種行為限制，這種類型的貿易攻擊行為已經持續實施；四是把經貿摩擦向非貿易領域擴展。比如限制中美兩國人員的往來，特別是技術人員的交流合作，對在美國工作的一些華裔科學家進行審查，甚至引發針對中國公民的種族歧視等；五是安全與軍事施壓。為了彌補貿易手段以及各種經濟手段施壓的不足，特朗普政府必然會采取各種安全與軍事手段，試圖逼迫中國在經貿摩擦中讓步和妥協。美國試圖通過損害中國安全與軍事利益的方式預防經貿摩擦中可能出現的失敗結局。

第四，基于失敗補償的報復行為。中美經貿摩擦已經進入相持階段，雙方都難以確定誰能夠最終贏得勝利，但中國有進行持久經貿摩擦的心理準備和豐富的歷史經驗，具有堅持到最終贏得勝利的政治條件、民眾支持與經濟基礎。特朗普政府一旦意料到其最終失敗不可避免，可能會采取失敗補償的各種報復和互損行為主要可以歸納為四種類型：一是以國家權力打壓以及制裁中國的特定企業和個人，特別是在經貿摩擦中維護中國利益的標志性企業和社會精英人士，甚至出現針對中國特定企業與特定個人的訂單式報復行為，即專門設計和量身打造的針對特定對象的貿易報復措施；二是利益互損行為。為了報復經貿摩擦中己方失敗可能帶來的損害，或者為了減少經貿摩擦失敗的損失程度，特朗普政府會采取犧牲美國小規模貿易利益，以給中國產生最大貿易利益損害的行為，筆者稱為貿易利益互損行為。這種貿易利益互損行為之所以發生，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面臨經貿摩擦可能失敗結局時的賭徒心理與不服輸心理；三是報復敵方盟友行為。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全球經貿摩擦損害了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利益和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中國反制美國的貿易自由主義行為不是單打獨斗，一些主張自由貿易和反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或者經濟體會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當美國意識到可能發生的經貿摩擦失敗時，必然會對這些國家進行報復；四是構建反對中國的貿易報復盟友體系，美國為了挽回經貿摩擦失敗的損失，必然會利用自己的歷史影響力和現實大國力量，動員盟友采取各種行動損害中國的貿易利益，以實現對中國的貿易報復目標。

第五，基于心理恐懼的冒險行為。經貿摩擦持續時間越長，對參與經貿摩擦的國家和民眾的心理影響越大，會出現興奮、焦慮和恐懼等多種群體性心理狀態。隨著中美經貿摩擦博弈次數與回合的增加以及持續時間的拉長，加之政治選舉利益和政治商業周期的影響，美國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的群體性焦慮乃至對經貿摩擦失敗的群體性恐懼便會產生。如果美國社會對中美經貿摩擦的群體性焦慮轉化為美國執政精英與決策精英的群體性恐懼，則可能會導致不確定性狀態下的各種冒險行為，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使用非貿易手段實現貿易保護主義目標。無論是貨物貿易領域還是服務貿易領域，美國都沒有贏得中美經貿摩擦的絕對實力。在群體性焦慮與恐懼心理的影響下，特朗普政府不僅可能會擴大經貿摩擦規模，還可能會把經貿摩擦引向金融、技術、產業等非貿易領域，并可能在金融、技術與產業等領域采取對華冒險性對抗措施，比如金融制裁、技術封鎖、產業遏制等保護主義措施；二是使用非經濟手段實現經濟目標。為了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在采取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同時，還可能會采取安全威脅與軍事恐嚇等手段，試圖通過非經濟手段的冒險行為贏得對中國的戰術主動；三是制造政治經濟輿論與事端，破壞中國國內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秩序。通過激化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美國執政當局很可能會通過在中國國內挑起民族、宗教和社會問題，據此獲得與中國博弈的新籌碼；四是針對中國核心利益、戰略利益，采取挑戰中國紅線和底線的冒險性舉措，引發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安全與軍事沖突。

妥善應對美國焦慮，不僅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面臨的共同問題，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課題

在中美經貿摩擦進入相持階段后，美國決策精英與執政精英以及社會公眾會出現群體性焦慮，而這種群體性焦慮會引發美國在中美經貿摩擦中的大規模非理性行為，不僅對中美兩國的大國關系產生消極影響，還可能會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性。如何妥善應對美國在經貿摩擦中可能采取的非理性行為，不僅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面臨的共同問題，也是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課題。

中國作為中美經貿摩擦的最大受害國，需要承擔起新興大國責任，與世界各國結成反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遏制以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針對經貿摩擦背景下美國決策精英與執政精英中出現的群體性焦慮和可能采取的非理性行為，中國需要采取相應的危機應對措施加以妥善應對，承擔起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秩序和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大國責任。

特朗普政府發起中美經貿摩擦以來，中美兩國在經貿摩擦中的攻防策略和地位將會發生相反方向的轉化，“戰略進攻——戰略相持——戰略防御——戰略失敗”，將成為美國在經貿摩擦中的地位變化趨勢，“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戰略勝利”，將成為中國在經貿摩擦中的地位變化趨勢。當前的中國具有應對持久經貿摩擦的經濟能力和道義基礎，而美國的政黨票選制度和政治商業周期從制度層面弱化了美國進行持久經貿摩擦的能力，特朗普政府對主要貿易伙伴的極限施壓策略、“逆全球化”的民粹主義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嚴重削弱了美國扮演領導型貿易大國的道義號召力。美國不能夠在中美經貿摩擦中迅速鎖定勝局，對美國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心理產生了消極影響效應。美國社會出現的對華經貿摩擦的群體性心理焦慮，可能誘發美國執政團隊以及決策精英采取非理性行為，會威脅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貿易利益，甚至引發區域性與全球性危機。對此，中國決策層需要有清晰的認知并制定周密的應對預案。中國應從戰略、政策、理論與輿論等方面著手，對美國社會的群體性焦慮和非理性行為進行有效遏制。應著力重建中美兩國各層次的大國戰略溝通機制和戰略互信，緩解大國之間的戰略焦慮以及戰略矛盾；堅決遏制美國執政當局的機會主義行為，維護中國與世界人民的貿易利益；采取各種手段遏制美國的戰略冒險行為；勇于承擔全球貿易大國責任，構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國際統一戰線，促進國際貿易新秩序的構建與完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亞太自貿區建設與中國國際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5JZD037）和中國人民大學“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重大規劃項目“國際關系與政治學博弈論及大數據方法研究”（項目編號：16XNLG11）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保建云：《如何應對逆全球化與新興保護主義——對當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風險的分析研判》，《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7期。

②保建云：《國家類型、國際體系與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國天下觀理念的分布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③保建云：《大蕭條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教訓》，《人民論壇》，2018年第13期。

④保建云：《全面對外開放戰略：原因、挑戰與機遇》，《國家治理》，2018年第27期。

⑤《美國８月貿易逆差升至６個月來新高》，新華網，2018年10月5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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