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的一貫做法，但這并不能掩蓋其霸道思維的荒謬性。以荒謬的霸道思維為導引，美國等西方國家必然會進行一次又一次冒險。在此背景下，國際秩序與大國關系必然會充斥著緊張與對抗，增加彼此誤判的風險，從而危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安全。
【關鍵詞】西方國家 貿易戰 霸道思維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目前，由特朗普政府單方面挑起的中美貿易戰呈不斷升級之勢，它攪動、沖擊中美關系大局，并由此可能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全與繁榮造成負面影響，這一前景令人擔憂。有學者認為，美國深信大國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而在當下，這一危險就在中美之間。因此，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改變是全面的，貿易戰只是其中一步；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希望從經濟、政治、文化的滲透中改變中國的目的未能如愿，于是，轉而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另有學者認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揮舞貿易大棒，是為了壓制中國的某些經濟產業發展，意在達到“以壓促變”的效果。而無論如何，這些動因無不暴露出美國的霸道思維及其荒謬性。
美方霸道思維體現在其妄圖以“實力和霸權”重塑中國，并對我方國際行為過度解讀
美國“改變中國的期望落空”，轉而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這就是其霸道思維使然。對于美國試圖改變其對中國政策的“失敗”，美方也不避諱。今年2月，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與前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雷特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文章坦承，“不斷深化商業、外交和文化聯系的設想，將改變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這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即使是那些對中國的意圖持懷疑態度的美國政策圈子里的人，也仍然相信，美國的實力和霸權能夠輕而易舉地把中國塑造成美國喜歡的樣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不諱言美國以“實力和霸權”重塑中國的做法，但遺憾的是，他們無法對導致這種做法的霸道思維作出反思。
同樣的，所謂特朗普政府通過挑起貿易戰來對中方的某些經濟行為進行懲罰也是不折不扣的霸道思維的產物，其潛臺詞就是：你對我的需要多于我對你的需要，所以我對你施壓，你就得讓步。顯然，這是霸道，是赤裸裸的訛詐。不僅如此，當前美方的霸道思維還突出體現在對我方的國際行為過度解讀，甚至誤讀。例如，美方有觀點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從國際舞臺上退出，而中國正在填補由此造成的權力真空。他們甚至認為：“中國電影《戰狼II》捕捉到了中國的自我形象，現在它不僅希望在全世界是一個強有力的存在，而且希望成為一個保護者，一個領導者。”凡此種種，不能不令人感嘆：從一部電影文藝作品就可以給中國的自我形象定位，其臆想能力可見一斑。
在全球建立和鞏固美國的霸權是美國霸道思維的核心要義，其全球政策充滿霸道思維的“潛臺詞”
當然，美國的霸道思維并非單單針對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其霸權目標著眼于全球，利益觸角遍布世界。因而，在全球建立和鞏固美國的霸權是美國霸道思維的核心要義，而“美國優先”則是其另類表達。在此前提下，美國的地區政策、同盟政策以及對多邊國際組織與機制的政策都服務于這一目標。以伊拉克戰爭為例，一位前美國駐伊拉克外交官寫道：“這場戰爭的深層次原因是把美國治下的和平強加給這個地區，在這里培植附庸政權，由它們來控制這里的不安分的人民。”這些中肯的評論使美國的霸道昭然若揭。
對于盟國，美國霸道思維的潛臺詞是：美國保護了盟國的安全，因此，盟國要服從美國的領導。在這種思維主導下，特朗普總統不顧歐洲盟友所面臨的諸多困難挑戰，一再向北約盟國施壓，要求它們將軍費開支增加到GDP的2%。
在國際多邊框架下，美國霸權思維的潛臺詞是：對美國有利的，美國就主導，否則，美國就退出。如最近，特朗普政府先后主動退出了一系列重要國際機構和協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巴黎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等。
就美國人霸道思維的特點而言，其表現為一貫性、偽善、雙重標準、根深蒂固及心安理得等諸多特點。體現美國人上述霸道思維特點的例子很多，其中，體現其雙重標準特點的例子更是俯拾即是。比如，自身軍費開支遙遙領先，卻對中國的軍力發展橫加指責，反將中國列為其頭號威脅。
對于美國人霸道思維的上述特點，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前會長斯蒂文·胡克等人一并給予了清晰的詮釋，他們在《二戰后的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寫道，“從西半球到整個國際體系，美國都在擴展其非正式的勢力范圍或霸權。任何其他國家擴展這種權力都是令人憂慮的。但是，美國的價值觀被視為普世的，而且美國的霸權對所有國家似乎是自然的且有益的”。與其說這段話是胡克等人對美國人霸道思維的坦誠揭示，不如說像他們這樣一些人將美國的霸道思維推向了極致，即他們自認為其霸道行為是受歡迎的，受擁戴的。不難看出，他們這些人在霸道思維的歧路上走得有多遠，陷得有多深。
美國的霸道思維包含著隱藏的暴力傾向，易產生戰爭沖動
實際上，美國霸道思維的上述特點在美國的政策實踐中一再體現。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是美國的一貫做法。有知名中國學者就此指出，“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總體上是相輔相成的。國內民主制度給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權行為又給它的國內民主增添了越來越多的新內容”。
顯然，披著民主、人權外衣的霸道行徑往往給人以“合理”的假象，更具有欺騙性。比如，美國總是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屢屢發起對別國的經濟、軍事制裁；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權高于主權”為旗幟，發動科索沃戰爭；小布什政府不顧法、德、俄等國的反對，未經聯合國授權，發動伊拉克戰爭。起初，它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理由是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在未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下，則又將侵略戰爭美化為“在中東推廣美式民主”。
更令人擔憂的是，抱持霸道思維的美國人還兼具暴力傾向。而且，可以設想，在中國的實力快速上升，美國的實力相對下降，或者在對中國的意圖發生戰略誤判的情況下，美國人的霸道思維會助推其暴力傾向，并因而存在導致災難性后果的風險。美國學者米德在解釋美國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著述中探討了美國的“好戰傾向”。他說，“人們常說美國人民比他們的西歐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樣正確的是，他們也更加具有軍事傾向”。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也指出，“我們總自以為是一個溫和的、寬容的、仁慈的民族，一個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統治的民族……然而，這決不是我們傳統中惟一的氣質。因為我們一直是一個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視我們國家的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內有一種破壞性的欲望。它源于我們歷史上社會制度中的黑暗和緊張關系”。
毋庸諱言，霸道思維與暴力傾向的結合極易產生戰爭沖動。而美國人的好戰特性是有據可查的，根據一項中國學者的研究，在1798—2010年的200多年間，美國只有8.9%的年份中沒有對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對外使用武力的記錄，好戰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構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額。而戰爭的破壞之巨、影響之深遠無不警示世人要遠離戰爭，謀求持久的和平與安寧，更何況，大國之間的戰爭是毀滅性的、不可想象的。因此，當務之急是奉勸美國放棄霸道思維，為了子孫后代和人類共同的福祉，多談大國合作，少談戰略競爭；多謀共同發展，少用施壓制裁。與其他國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正確認識“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報》，2016年4月17日。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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