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的少子化現象已呈現異常嚴峻的態勢，其帶來的危害已成為日本國家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礙。少子化的直接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晚婚、晚育甚至不結婚，而他們的這種選擇又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日本政府為緩解少子化趨勢，出臺和實施了多項政策和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距離真正解決少子化問題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關鍵詞】日本人口  少子化  婚戀觀    【中圖分類號】C31    【文獻標識碼】A

少子化是不少西方發達國家所共有的社會現象， 表現在出生率不斷下降、每年新出生人口數量不斷減少、低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等方面。近年來，日本的少子化現象尤為嚴峻。據日本厚生勞動省人口動態統計，2017年，日本國內出生的嬰兒僅為94.1萬人，是自1989年該統計實施以來的最低值，日本人口在這一年中自然減員40.3萬人。受少子化影響，一些學校學生人數銳減，不少學校因生源難以確保被迫關停，或與其他學校合并，公立高中減少了15%。同時，少子化與老齡化攜手而至，截至2017年9月，日本65歲以上老人高達3514萬，占總人口的27.7%，高居全球第一位。少子化與老齡化相互拖累，惡性循環，其帶來的危害已成為日本國家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礙，以至于安倍晉三首相將少子老齡化稱為“國難”。

日本少子化現象的出現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當時日本結束了第二次嬰兒潮，總和生育率降至2.05，之后開始持續走低。1989年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稱為“1.57沖擊”，為日本社會敲了人口危機的警鐘。也就是在這一年，少子化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被廣泛認知，日本政府也開始出臺少子化對策。

少子化最直接的影響是日本總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特別是農業、建筑和護理領域，人手不足現象十分明顯。勞動力減少制約了日本企業的擴大再生產，也限制了社會消費能力的延續。同時，少子化也關系到養老金、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制度。少子化態勢如不能有效控制，將給日本的綜合國力、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產業競爭以及科學技術人才等諸多方面帶來諸多負面影響。那么，我們不禁會問，少子化現象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對婚姻持不積極態度直接影響了日本人口的增長

適齡青年晚婚、晚育、不結婚是日本少子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逐年上升，2015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31.3歲，女性29.4歲。晚婚直接造成了晚育，2011年女性初次生育年齡平均30.1歲。一些夫妻因為結婚太晚，干脆不要孩子，更加劇了少子化現象。

當今日本，相當數量的年輕人對婚姻持不積極態度，單身年輕人增多，使得結婚對數持續走低，2017年的結婚對數為60.7萬對，比上一年減少了1.4萬對。同時，日本年輕人對戀愛也不積極。據日本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對3200名25歲至34歲未婚者的網上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是否經歷過考慮結婚的戀愛時，有51.1%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答案。有30.9%的男性受訪者和25.9%的女性受訪者選擇“絕對不想結婚”“已經放棄結婚念頭”。另據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顯示，18至34歲之間的日本女性中有39%是處女，該年齡段的男性中有36%是處男。該年齡段的被調查女性中有一半沒有男朋友。由此可見，不結婚、不戀愛的日本年輕人并非少數。

婚戀適齡期結不了婚，很容易導致終身未婚。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人終身未婚率比率迅速上升。2015年男女終身未婚的比例分別為23%和14%。或許，日本人的終身未婚比率還將進一步上升。由此可見，對婚姻持不積極態度直接影響了日本人口的增長。

日本年輕人晚婚、晚育和不結婚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

一是日本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婚戀觀和生育觀發生變化。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濟長期低迷，少子老齡化日趨嚴重，傳統家族制度、企業終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日趨動搖，社會保障制度捉襟見肘，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日本社會的這一系列變化再加上全球化和互聯網的影響，日本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觀、價值觀、婚戀觀、生育觀等觀念均發生了較大變化。

日本年輕一代生長于物質富裕、生活優越的時代，相比他們“團塊世代”的父輩，這一代年輕人已經完全拋棄了父輩們“以企業為家、甘為企業犧牲小家”的人生信條。他們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為了生活更加自由自在，不買房子、不買汽車、不關心名牌。他們更專注于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對工作普遍缺乏干勁，不愿為工作犧牲自己的生活時間，也不愿為養育孩子而放棄自己的生活方式，屬于“低欲望世代”。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人的生育觀也發生著變化。傳宗接代的目的已經過時，充實家庭生活、體驗為人父母的樂趣、維系愛情、鞏固發展婚姻關系等成為生育子女的新意義。同時，生育也不再是妻子必須履行的義務。在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的問題上，日本女性有充分的話語權。

調查表明，大多數日本單身男女不是不想結婚，而是想結婚而結不了婚。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獨身者的調查）（2015年）顯示，日本人對于結婚的意識，18歲到34歲的男女受訪者選擇“會考慮結婚”的比例分別為85.7%和89.3%。當問及25-34歲未婚者中獨身的理由時，男女選擇最多的為“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分別占45.3%和51.2%。一些年輕人結不了婚與他們不擅長人際交往、特別是與異性交往能力欠缺有關，這批人被稱之為“戀愛弱者”。還有一些人即便是通過相親與異性相識，但往往缺乏主動，婚姻的成功率較低。另外，日本社會對于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等私生活領域有著寬容的氛圍，家長也比較尊重子女的選擇，很少干涉子女的生活。

隨著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性別平等觀念在日本的普及，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婚戀觀、生育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特別是《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女性就業率不斷提高，男女工資差別逐漸縮小，日本女性在經濟與精神上越來越獨立，人生道路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樣化。女性在職業、婚戀方面有了較多的自主權。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認同“結婚是女性永遠的就業”等傳統觀念：有的在結婚、生子后繼續就業，兼顧事業和生活；有的選擇了生孩子后在家從事育兒和家務勞動、待最小一個孩子上學后再出去工作的“M”型模式。除此之外，因沒遇到理想的結婚對象而選擇獨身、在夫妻感情破裂后毅然選擇離婚、為實現自身價值到海外發展無限期推遲結婚的女性數量越來越多……結婚生子已不再是日本女性的唯一選項。

二是雇傭環境惡化，非正規就業者增加。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長期低迷，企業出于節約用工成本等方面考慮，逐漸采用了小時工、合同工、“契約社員”、“派遣社員”等非正規就業的制度，使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較快。目前，25—34歲的日本年輕人中有近三成從事鐘點工、派遣工等工作。處于結婚和生產適齡期的15—34歲的年輕人中，非正規就業人數在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間，由255萬人上升到了521萬人，增加了一倍。特別是那些完成育兒任務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的女性，大多數從事的是派遣工、合同工、臨時工等非正式工作。

男性非正規就業者工作不穩定、收入低、工作時間長、缺乏社會保障和職業上升空間，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結婚和生育。相對于正式員工，非正規就業的男性結婚概率要低得多，且這一差別隨年齡增長還在增加。根據內閣府的調查，年收入在300萬日元的男性結婚率只有9.3%，而年收入在600萬以上的男性，結婚率則達到了37.6%。

經濟上不安定不僅會影響到年輕人的結婚，還會影響到他們的子女數目。高物價、高房費、高教育費等經濟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輕夫婦“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據統計，日本的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費約1400萬—2000萬日元，養育子女的費用之高讓年輕夫婦望而卻步。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第14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顯示，婚齡在五年內的夫婦理想的子女為2.30人，但實際擁有子女為2.08人。該調查還列舉了不能擁有理想子女數目的原因，其中選擇最多的為“育兒、教育上花費太大”，尤以3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最。經濟上的考量造成了實際生育孩子數目與理想生育孩子數目之間存在差異。

三是育兒與工作兼顧的社會環境尚不完善。隨著家庭模式的變遷，三代同堂大家庭減少，核心家庭增多。一方面是祖父母一代參與育兒情況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工作與育兒兼顧的社會環境尚不十分完善，保育園數量不足，育兒成本高。不少兒童到了入托年齡卻進不了保育園，出現“入托難”現象，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情況尤為嚴峻。因此，雙職工家庭在工作與育兒之間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特別是雙職工家庭的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擔育兒和家務，往往身心俱疲。

另外，雖然有《育兒休假法》等相關法律保障了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重回崗位，但不少企業并未認真執行，一些企業會營造一種很難讓女性員工休完產假回歸崗位的氛圍，導致女性通常在在懷孕后自己提出辭呈。一些女性不愿失去自己來之不易的工作，只能選擇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少子化態勢能否得到有效遏制

近年來，日本政府出臺了各種法律、政策和措施解決少子化問題。例如：改善就業環境，緩解女性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壓力；縮短員工的勞動時間；確保年輕人安定就業，盡量降低其失業風險；減輕雙職工家庭育兒的困難；制定育兒休假法，增設保育所，強化保育服務，改善保育設施，鼓勵多樣化的保育形式，延長保育時間；為年輕人結婚、懷孕、生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呼吁男性參與家務勞動和育兒，促進男性利用育兒休假；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對有孩子的家庭予以補助，減輕保育費和教育費；針對放學后的兒童無人陪伴情況采取應對措施等等。安倍政府為了應對少子老齡化出臺的“新三支箭”里包括了育兒支援和社會保障，提出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8的目標。近兩年日本生育率有些許緩和，2016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44，但距離維持人口平衡所需的2.1還有較大距離。

據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估算，日本人口將在2053年跌破1億；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降至8808萬。從目前情況來看，日本的少子化將長期存在，人口減少趨勢很難得到根本遏制。這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日本政府鼓勵生育政策與構建“讓女性閃爍光彩”社會，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政府希望提高女性就業率，彌補越來越不足的勞動力，努力開發潛在女性的勞動力。與此同時，政府又希望女性多生孩子。一般來說，女性的廣泛就業導致晚婚和不婚現象的增加，加劇少子化程度。生孩子必然會影響到就業率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不愿因為結婚、生子而放棄自己的事業。

其次，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現象越來越普遍，且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據日本有關部門預測，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將接近30%，女性將接近20%。

另外，不少年輕人對于日本的未來普遍存在不安，擔心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擔心能否很好地養育好子女。這種不安的心態源于日本社會種種令民眾沒有安全感的現實。例如：勞動力減少令日本經濟發展缺乏后勁；日趨嚴峻的老齡化和人口流失導致地方發展日漸凋敝；年金、醫療等制度層面出現的種種問題令人們對養老心懷不安；非正規雇傭人數增加讓年輕人對未來失去安全感；現代社會的“無緣化”又進一步消解了人與人、員工與企業之間的“紐帶”聯系，等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正在失去歸屬感，感到閉塞，心懷不安。

因此，針對少子化造成的人口減少、勞動力減少現象，僅僅靠鼓勵生育似乎很難奏效。我國目前也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較快的態勢，已提前進入了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研究日本少子化的現狀及成因，可為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參考和借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社會室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8年（2016年）人口動態統計的年間推測》（日文：平成28年(2016)人口動態統計の年間推計），日本政府網站，2018年3月12日。

②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第14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日文：第 14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日本政府網站，2018年3月12日。

責編/谷漩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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