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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維護領袖權威對總體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

【摘要】 維護領袖權威和服從領導核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合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發展需求,也與維護總體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特別是對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義,這既是抵制思想文化領域歷史虛無主義侵蝕的需要,也是抵御社會政治領域敵對勢力破壞的需要。因此,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不僅在主觀上應該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政黨對其自身組織和每個黨員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且客觀上也能夠成為對于國家和民族及其各類組織和成員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和示范帶頭作用的社會價值導向,全黨全軍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向習近平同志學習,因為習近平同志本人就是維護中央和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并身體力行“兩學一做”的模范和表率。

【關鍵詞】領袖權威 領導核心 國家安全新時代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2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指出并要求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眾所周知,我們黨一貫重視維護中央權威和服從領導核心問題。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中國共產黨偉大領袖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都對此做過重要論述。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不僅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兩部重要的黨內法規,而且明確了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迫切需要。這對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對全黨團結一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不僅黨的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已經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且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又決定由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建議十三屆人大會議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新修訂的國家根本大法。毫無疑義,這都是黨和國家貫徹落實“四個意識”與推動實現“四個偉大”的具體體現,也是保證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的重大決策。權威人士和權威媒體對如何認識我黨明確新的領導核心的必要性、重要性、緊迫性做了大量的權威解讀,對我們從政治的高度正確理解和加深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在重大會議上正式地、明確地提出黨的領導核心的重大政治意義以及深遠的歷史意義,都有很大的幫助作用。

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既是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之間關系互動發展的理論邏輯和思想邏輯,也由我們黨的領導核心與政治領袖權威形成的實踐過程特點決定,合乎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論述過人類社會需要權威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而且“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1]上述著名論斷就出自恩格斯的名著《論權威》。

由此可見,權威是以服從為標志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個人權威都離不開服從。政黨的權威和領袖的權威也同樣體現在服從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服從組織、服從領袖就是服從權威。在這里,重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階級、政黨、領袖關系的重要論述,或許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和理解權威與服從的關系問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寧指出:“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會生產地位區分的絕大多數人同那些在社會生產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2]

由此可見,領導核心往往就是領袖集團中最有權威的領導者。因此,領導核心的確立與領袖權威的樹立是緊密相連的。政治領導核心的確立雖然形式上往往是由政治組織或政黨領袖明確提出或賦予實際權力和權威的政治活動結果,但實質上卻經常是自然形成的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由權威轉變為權力的自然客觀歷史過程。一個沒有權威的領導人往往是很難變成領導核心的,即使由于種種特殊環境或某種特別機緣進入權力中心,甚至擔任了最高的領導職務并在形式上握有最高的領導權力,但也是很難成為實際上的領導核心并能穩定、牢固、長久地存在下去的。相反,一個有權威的政治領袖,無論形式上是否直接擔任領導職務,也無論擔任職位高低大小,他都有最終發展成為黨和國家實際上的領導核心的可能,從而擁有實質上的領導權力。這一點從古今中外的歷史特別是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核心形成的歷史事實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毛澤東、鄧小平先后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無可爭議的領導核心就是最好的證明。習近平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的領導核心也同樣如此,這也再次證明了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開創了“四個偉大”的新局面,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具有許多新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全黨的領導核心。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不過是將“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領導核心的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正式地”加以“明確”并鄭重地加以“確認”而已。習近平同志成為全體黨員和各族人民無比信任、衷心擁護、眾望所歸的黨和國家領導核心的“事實”在前,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在后,黨的十九大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修改后的新黨章,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決定由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建議又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國家根本大法憲法,這些重大舉措完全符合黨心軍心民心,也符合領導核心的形成發展規律。

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事關國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既是抵制思想文化領域歷史虛無主義侵蝕的需要,也是抵御社會政治領域敵對勢力破壞的需要

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進入了新時代,且目前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治國理政離不開對國家安全的全面總結,也離不開對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的前瞻性認知。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將其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傮w國家安全觀即“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從國家安全角度考量,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主要體現在統籌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兩個層面。國內要把握安全和發展的關系,要在發展中彰顯安全,統籌發展和安全,從而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也需要中國,因此國際則要把握和統籌安全和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在總體國家安全體系中,亟須加強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建設。政治安全是根本,文化安全是保障,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需要不斷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增強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并不斷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從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看,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也是破解以某些西方國家為首的各種反共反華勢力以非軍事手段對我國實施“政治斬首行動”圖謀的需要。當前,我們必須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和社會經濟軍事政治斗爭中的“非軍事性斬首行動”。或許人們對于“斬首行動”四個字已經耳熟能詳了,很多人對于西方針對所謂的“邪惡國家”或“流氓國家”及其“邪惡領袖”“流氓領導”采取的多起斬首行動也會記憶猶新。以美國為代表的某些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開展的所謂“斬首行動”,不僅僅局限于駕輕就熟的軍事領域,而且還應用于經濟社會政治領域以及思想文化領域,非軍事領域的“斬首行動”往往很容易被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掩蓋包裝起來,經常被人們忽視。事實上,美國軍事領域的“斬首行動”往往是與思想文化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斬首行動”一起進行、共同發揮作用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他們在開展軍事領域的“斬首行動”之前,早就已經開始策劃好了實施甚至已經取得了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與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斬首行動”的勝利。某些被視為眼中釘、一旦確定為必除之而后快的斬首對象,在肉體被消滅之前,在本國乃至世界上早就已經被美國主導的西方輿論搞得聲名狼藉,甚至臭不可聞了!美國的這一招不僅僅運用在本來就具有很大爭議性的某些發展中國家領導人身上,也很早就運用在原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的黨政軍領袖身上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東歐劇變,中東亂局,北非動蕩,地區不安的原因固然很多,毋庸諱言,其政黨和國家的領袖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不足甚至犯了嚴重錯誤,但被西方刻意放大,惡意扭曲丑化,讓其失去人民尊重熱愛甚至引起人民反感不敬和憎惡仇視毫無疑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發展中國家領導者被誣陷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十惡不赦的“流氓惡棍”或“獨裁者”罪名被送上絞刑架甚至直接打死,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領導人被反對派判刑入獄甚至迅速處死,當時都曾引來西方世界乃至一些不明就里的國內民眾一片歡呼之聲,就是明證。種種事實表明,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和中共也忘不了使用這一招。某些西方大國由于無法像對待中東北非小國那樣對社會主義中國采取軍事上的“斬首行動”,于是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的“斬首行動”就變得變本加厲甚至肆無忌憚。拋開某些西方大國對中國優秀民族企業發展的排擠、打壓、圍剿等種種舉措不論,他們長期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在各種場合運用多種手段對中國鼓吹和推銷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觀,抹黑、丑化、消解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袖模范人物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將帥英雄烈士正面形象的惡性事件也不斷發生,這其實就是國內外反共反華敵對勢力勾結起來在思想文化社會政治領域對我國實施“斬首行動”的具體表現,是他們妄圖實現軍事上達不到的“斬首行動”目標的重要手段。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思想認識和充分的心理準備。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已經成為當前保證國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以實現國家總體安全目標,爭取全黨全國全民團結統一、共同對敵、奮勇前進、推進民族復興大業的必然之舉和當務之急。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就是,一個大黨的成長和大國的發展與超大民族的復興不能沒有偉大的領袖群體及其領導核心的正確領導。服從領導核心,就必須樹立領導權威。樹立領導權威就必須服從領導核心。反過來也是如此。如果想削弱領導核心甚至消滅領導核心,也一定會從詆毀領袖權威、摧毀領導核心入手。這似乎已經成為一條被古今中外的歷史反復證明了的政治斗爭規律和屢試不爽的政治權術或政治藝術。

雖然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的迅速崛起結果表示樂觀,但是也必須明白,樂觀的預期能否變為現實仍然取決于很多條件和因素,其中包括我們是否能夠產生一個具有崇高權威的堅強領導核心,更取決于我們每一個人對這個政黨國家與這個民族人民及其政治領袖和領導核心的基本態度。“如愛爾維修所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4]在新時代這個極為關鍵、極其特殊的歷史階段,尊重和維護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實際上也是傳承延續和發揚光大我們古老國家偉大民族前輩先人尊賢崇圣的優秀品格和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形式和重要途徑。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并堅決清除當前在堅持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領域彌漫的歷史虛無主義遺毒。不僅不能以庸人的眼光看輕、蔑視我們過去歷史上優秀的國家棟梁和杰出的民族領袖,更不能像敵對勢力那樣隨意丑化和動輒侮辱我們今天的政黨領袖、國家精英和民族英雄。要知道,尊重熱愛維護和尊敬擁護服從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習近平的權力和權威,不等于是對習近平個人的崇拜與盲從,而應該看作是對這個創造了偉大業績的偉大政黨、偉大國家、偉大民族的領袖的尊重熱愛維護和尊敬擁護服從的一種表達形式。說到底,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其實也就是我們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公民、每一個民族的人民對自己人格與利益有無真正的尊重和尊敬、熱愛和維護的表現。因為有什么樣的黨員和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黨政府和政治領袖,有什么樣的政黨政府和政治領袖就會有什么樣的黨員和人民,這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影響、共同發揮作用的動態聯動關系。究竟是發揮正向作用、產生積極結果,還是發揮反向作用、導致消極后果,都取決于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態度。不諉過不推責,有擔當敢作為!這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中共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以及每一個中國公民尤其是社會精英,乃至每一個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共同的優秀精神品質、健康心理狀態、良好態度與行為習慣!

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不僅在主觀上應該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政黨對其自身組織和每個黨員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且客觀上也能夠成為對于國家和民族及其各類組織和成員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和示范帶頭作用的社會價值導向

“新思想”“新黨章”以及“新憲法”為新時代深入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增添了新內容和新精神,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標準。普通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如果想從黨性原則的角度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和十九大精神以及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新憲法”精神,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大力踐行“兩學一做”活動的重大意義,就必須從行動上體現出對理想信念的堅持堅定與對黨章黨規憲法的尊崇遵守。而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堅定堅持與對黨章黨規憲法的尊崇遵守具體到組織和行動上,也同樣直接體現為每個黨員對共產黨的組織及其偉大領袖權威的尊重尊敬與熱愛維護上,應該具體表現在對黨和國家領導核心的充分信任與堅決服從上。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既是廣大黨員堅持黨性原則、維護黨的團結、保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具體體現,也是人民群眾尊重人民領袖、熱愛民族英雄、維護民族團結和實現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偉業的重要表現。因此,是否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政黨組織權威和政治領袖權威,是否堅決服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就應該成為一個判斷各級組織和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當前是否真正堅持和開展“兩學一做”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標準,必須明確認知并抓緊抓牢。

其實在思想理論與實踐行動中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不僅對黨員干部屬于政治要求和政治紀律,而且對普通公民也有引領作用和示范意義。人民群眾也應該從實現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民族復興與世界和平這個政治大局的高度認識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的重大意義。須知,任何一個有作為有希望的國家和民族,都會對為國家和民族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領袖人物和民族英雄給予充分的理解尊重與熱愛維護。即便已經進入民主時代的所謂西方“民主國家”,也莫不如此。姑且拋開古代中國及其諸多偉人不論,單就近現代歷史而言,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偉大領袖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及其對20世紀人類社會的世界性影響已經舉世公認,即便是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和平發展迅速崛起的勢頭已經前所未有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絕對是當今時代全球矚目的世界大事,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人類社會發展壯舉。無論其進程如何甚至成敗與否,都會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乃至亞太地區、國際形勢、世界格局、人類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個再淺顯不過的普通道理和基本常識就是,作為一個領導偉大政黨、偉大國家、偉大民族的偉大領袖,特別是作為一個新時代、新時期、新階段又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新作為的新領袖,習近平的新的思想理念、理論觀點、制度設計、戰略舉措、實踐活動、人格風范的影響,顯然絕不會僅僅局限于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內部。毫無疑問,偉大領袖習近平領導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正在開展的偉大事業對當今時代與未來世界的全球性巨大影響不容低估。

習近平同志本人就是服從領導核心與維護中央和領袖權威的模范和表率,全黨全軍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向習近平同志學習”

堅定維護領袖權威與堅決服從領導核心,要求全黨全軍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向習近平同志學習”,因為習近平同志本人就是服從領導核心與維護中央和領袖權威并身體力行“兩學一做”的模范和表率。

習近平不僅是政黨領袖、國家元首、軍隊統帥,也是模范黨員、模范干部、模范領導和模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模范公民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杰出代表。恩格斯認為:“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5]列寧也曾指出:“判斷一個人,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表白或對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據他的行動。”[6]從在陜北農村梁家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和一個大隊支部書記開始,到他歷任黨的各級領導人直至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同志都始終以自己一致的言行,為我們每一個普通黨員和領導干部作出了表率和榜樣。

習近平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高度評價以及對前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尊重尊敬也是有目共睹的。習近平帶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鄭重向全黨推薦學習《矛盾論》和《實踐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帶頭學習黨章黨規和遵守黨章黨規,不忘初心率領新一屆領導集體瞻仰中共上海一大會址和浙江南湖革命紅船,不辭辛勞、風塵仆仆踏遍祖國千山萬水到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開展調查研究,不遠萬里、馬不停蹄頻繁出訪并高密度參加國際會議開展外交活動,不遺余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說,習近平同志既是領導全黨“兩學一做”戰略活動的主要決策者,也是堅決執行者和模范帶頭人。為了黨和國家發展、人民幸福和民族大業乃至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已經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行動為廣大黨員和干部作出了踐行“兩學一做”的表率。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黨的各級領導官員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還是黨的各類普通黨員、群眾這個“絕大多數”,在認真學習和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以及正在深入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實踐活動中,都有必要“向習近平同志學習”。

在當前形勢下,如何深入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和十九大以及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如何把理論上、思想上明確認識黨的領導核心、領袖權威與制度上、法律上保障黨的領導核心領袖權威以及行動上服從黨的領導核心、維護領袖權威有機結合起來,并將其與正在全黨普遍開展的“兩學一做”活動、學習憲法尊崇憲法維護憲法遵守憲法有機結合起來,就成為各級黨組織與每個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都必須認真思考并付諸行動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筆者以為,能否堅定維護領袖權威,是否堅決服從領導核心,應該作為當前判斷所有黨的組織機構以及包括黨的領導干部在內的每個黨員是否真正落實“兩學一做”的重要表現和具體標準。毫無疑問,這也更應該成為判斷全軍部隊和武警部隊各級組織以及全體官兵特別是軍隊中高級領導干部能否真正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否堅定維護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權威與堅決服從習主席指揮的重要試金石。最后,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維護領袖權威與服從領導核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既是為了創造中國人民幸福生活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業,也是為了謀取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幸福生活和人類社會進步繁榮大業。我們也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個千秋偉業的新征程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為了人類社會作出更大貢獻方面,一定能夠取得歷史性的偉大勝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大國民主模式與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BZZ084)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3頁。

[2]《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7頁。

[3]《列寧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頁。

[5]《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9頁。

[6]《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頁。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intaining the Leader's Authority fo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Gao Minzheng

Abstract: Maintaining the leader's authority and obeying the leadership core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mee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needs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ut also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and culture, which reflects both the need to resist the eros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 and the need to resist the destruction of hostile forces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ields. Therefore, resolutely obeying the leadership core and firmly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leaders must not only be subjectively viewed as the basic political requirements that the CPC as an advanced party impose on its own organization and each party member, but also can objectively become a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having important insights and a demonstration effect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eople as well as their various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army, especially the leading officials, must learn from Comrade Xi Jinping, because he himself obeys the leadership core and upholds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s a role model to follow in terms of gain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the inner-Party regulations and becoming a qualified Party member.

Keywords: Leadership authority, leadership cor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作者簡介】高民政,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導,國家“萬人計劃”首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中國政府與政治、軍事政治學。主要著作有《中國政府與政治》《政治科學與藝術》《從柏拉圖到約翰·密爾》《臺灣政治縱覽》《軍事政治學導論》等。

 

責 編/周于琬

[責任編輯:周于琬]
標簽: 國家安全   全球化   總體   背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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