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整風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相結合，綜合治理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

對于如何有效反對與懲治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與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在論述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同時，也從不同程度上開出了“藥方”；通過對這些“藥方”的梳理與比較，我們可以得出有效整治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基本方法。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對“如何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給出的主要解決方法，就是“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23]，即以選舉制來破除等級制、以公眾監督來克服“官員作威作福”、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

列寧針對官僚主義開出的主要醫治方法，就是強化理論灌輸、加強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反對“驕傲自大”、倡導自我批評，實行政治公開、發展黨內民主、完善選舉制度、堅持集體領導制與個人責任制相結合、加強黨的監督，提高黨的檢察機關的獨立性、威信與職權，把所有黨員都置于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格監督之下。這正如列寧所言：公開性可以“對于黨員在政治舞臺上的一舉一動進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監督，就可以造成一種生物學上所謂‘適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動機構”；[24]沒有公開，就沒有真正有效的監督，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毛澤東針對官僚主義開出的主要醫治方法，就是把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緊密聯系起來，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以整風運動方式來整治黨內不正之風、大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正如毛澤東所言，要“注重將群眾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25]。在執政以后，毛澤東更加重視群眾路線、將群眾路線作為治國理政的“政治模式”來看待，強調“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26]。

鄧小平針對官僚主義開出的主要醫治方法，那就是改進工作方法、深化黨和國家制度改革、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這正如鄧小平所言：“克服官僚主義，首先還是要著重研究體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為等體制改革就無所作為”；[27]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須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28]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則從事關黨的生死存亡高度嚴整“四風”，既充分正視作風問題的頑固性與反復性，以“釘釘子精神”與“零容忍”態度持續推進作風建設；又從黨性高度全面思考與部署作風建設，著力強調公私分明、劃清黨員干部行為底線，堅持紀在法前、正風肅紀合力推進作風建設標本兼治，認真落實責任、建立健全各項制度、致力于實現作風建設制度化。這正如習近平所言：“抓作風建設，就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重點突出堅定理想信念、踐行根本宗旨、加強道德修養”，[29]“要標本兼治，經常抓、見常態，深入抓、見實效，持久抓、見長效，通過立破并舉、扶正祛邪，不斷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成果，努力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30]

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與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對整治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所開出的主要方法的比較分析，要有效整治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必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尤其要全面深化相關體制機制改革與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具體說來，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方面，要固本培元，解決好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思想根源。這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堅定理想信念、踐行根本宗旨，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事業觀、政績觀，有效克服思想異化、權力觀異化、宗旨觀異化、政績觀異化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對黨員、干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31]要有效克服主觀主義、個人主義與“官本位”意識，這正如鄧小平所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國亡黨。”[32]

另一方面，在態度與方法方面，要充分正視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復雜性、反復性與多變性，既要以“零容忍”態度從嚴、從細、從實、從長抓“四風”，對出現的“四風”種種變異問題要保持高度警惕、堅持露頭就打、有多少就處理多少、嚴肅責任追究，這正如習近平所言：反“四風”的實踐說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樣，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樣，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樣，嚴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樣，“只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黨風建設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33]也要切實改進工作方法，把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貫徹到治黨理政的各個環節，致力于實現群眾路線的制度化；更要劃清黨員干部的行為底線、嚴明黨的各項紀律，堅持用鐵的紀律來整治各種不正之風、以健全完善的黨內紀律為作風建設提供堅強保障。

再一方面，要全面深化相關體制機制與黨政機構改革，建立科學的體制機制，從根本上破除滋生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土壤。這要求我們，既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體制與管理體制、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與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科學的干部激勵機制與容錯糾錯機制、科學而完善的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更要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簡政放權、有效轉變政府職能、全面依法治國，盡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只有如此，才能從體制機制上破解“官本位”觀念、從根本上解決好“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問題。相關調查研究結果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比如，對于“今后遏制形式主義著力點何在”這一問題，在被調查者中有22.8%的選擇“改進干部考核體系”，10.5%的選擇“改進選人用人制度”，17.8%的選擇“完善監督體系”，34.3％選擇“改進領導體制與管理體制”，三者合計高達85.4%。對于“今后遏制官僚主義的著力點”這一問題，被調查者中18.4%的選擇“改變官本位傳統”，15%的選擇“改進干部考核體系”，14.5%的選擇“破解權力過分集中”，26.3%的選擇“改進領導體制與管理體制”，四者合計高達74.2%。另外，要從根本上破除滋生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土壤，還必須大力推進黨務公開與政務公開、大力發展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努力、尤其是經過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從嚴治黨，我們黨不斷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致力于從根本上破解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僅就十八大以來相關法規制度建設情況看，2012年12月頒布實行《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2013年8月頒布了《關于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意見》，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2月頒布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修訂稿）》，2014年8月通過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5年6月頒布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修訂稿）》，2015年6月頒布了《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2015年10月修訂頒布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與《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2017年12月制定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務公開條例（試行）》，2018年2月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與《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等等。

由此可見，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全面加強法規制度建設、致力于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相關法規制度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轉變政府職能、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建立科學的選人用人制度，到加強作風建設、嚴明黨的紀律、發揮巡視利劍作用、促進黨員干部廉潔自律，再到推進黨務公開、加強監督、強化問責、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等，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黨內法規制度越來越健全、越來越完善，根治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各項制度要素已經齊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嚴懲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決心與信心堅不可摧。因此，我們堅信，只要全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不忘初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全面加強黨的領導，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不斷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與機制，不斷增強治國理政與治黨理政的系統性、創新性與實效性，全黨上下齊心協力打好管黨治黨與治國理政“組合拳”，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乃至形形色色的“為官不為”現象，必將從根本上得到有效懲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新時期黨的工作作風與群眾關系研究”以及2017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課題“新時代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3&ZD009、2018XAA032）

責 編／ 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