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信息化對網絡輿情工作帶來的變化包括：輿論格局持續變化、輿情態勢更加復雜、技術需求更加迫切等。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當前，網絡輿論工作實際上已經深度嵌入國家安全體系之中，與多個層面的工作密切關聯——以網絡安全、科技安全為基礎，以維護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為核心，以保障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為目標。網絡輿論工作亦需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信息化與網絡輿情態勢的轉變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著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以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為核心所建構的世界輿論格局。這種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的輿論影響力與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輿論影響力此消彼長。在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輿情事件中，網絡媒體在輿情引爆、輿論擴散等方面的強大力量日益顯現。隨著網民數量的增加，網絡媒體對民情、民意的影響力還將進一步增加。以《赫芬頓郵報》為代表的網絡原生新聞媒體，以Buzz Feed為代表的新聞資訊聚合類應用，以Facebook、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平臺因其用戶規模、用戶活躍度、用戶粘性的持續增長而成為不容忽視的輿論場；CNN、BBC等傳統強勢媒體都對自身的網絡傳播力建設給予了重點關注，將其視為信息時代話語權重構的必要途徑。

二是世界輿論主導權的競爭日益明顯。傳統的西方發達國家力圖通過傳統強勢媒體影響力的新媒體化、新興媒體平臺建設、技術監控等方式繼續將全球媒體話語體系置于西方敘事理念之下。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不斷增加的過程中，并未獲得與之匹配的話語權。例如，俄羅斯2005年開播的全數字化電視臺“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充分運用自有互聯網平臺www.rt.com和YouTube等其他開放平臺開展國際傳播，并專門建立全球視頻新聞社（Ruptly）向其他媒體和視頻網站提供與西方媒體不同視角和聲音的獨家素材。

網絡輿情態勢更加復雜。首先，互聯網普及的結果是傳播渠道的泛化和媒介接觸機會的“無盲區”化。無處不在的媒介接觸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行為交織在一起，隨時產生著“在場”影響，持續不斷地對他們的求知途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在網絡空間中，良莠不齊的融媒體內容和真假難辨的信息混雜在一起，極易造成人們對虛擬與現實、真相與謠言的混淆，信息傳播、輿論對抗和輿論防御的難度隨之提高。這同時也意味著影響受眾的渠道、時間、方式無處不在，負面輿情可能隨時、隨地發生，且走勢難以預測。

其次，媒介融合帶來了媒介系統開放性的增加，一方面極大地激發了公眾參與國際傳播相關信息生產、話題建構和公共決策的興趣和熱情，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傳遞的國界限制，提高了信息擴散的速度，增加了對輿論走向把握和控制的難度。因信息不對稱和網民信息化素養不足，互聯網時代“全民參與式”的輿情擴散和發酵過程，極易受到“故意”的引導和利用，并存在“輿論”轉化為“行動”的風險，對輿情應對、事件處理、社會管理等方面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

技術需求更加迫切。信息化時代，網絡輿情的影響范圍持續擴大，其產生發展過程呈現出信息總量激增、信息形態多樣、信息源身份和地理位置分散、階段轉換加速、發酵周期變短、突發事件引爆點多元化、演變路徑不確定等新特征，使得網絡輿論工作的復雜性、困難性都不斷增加，輿論引導、輿情監測、輿情處置等工作的有效開展也越來越依賴于信息技術的深入應用。

傳統媒體時代的輿情工作主要通過“抽樣”的方式進行信息采集，通過內容分析來研判輿情，通過行政方式進行輿情應對。今天，網絡輿情工作涉及的信息量級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急速增加，從TB（萬億字節）級提升至PB（千萬億字節）級，甚至更高級別；網絡輿情發生、傳播、轉換速度不斷提高；涉及的地域范圍、人群范圍不斷擴大。因此，以大數據為基礎進行輿情數據采集、數據描述、數據分析、趨勢預測、輿情處置成為信息時代網絡輿情工作有效開展的必然要求，至少涉及數據獲取與清洗、語義分析、情感分析、模型建構等相關技術。這些變化都進一步加深了網絡輿論工作對相關技術和人才的依賴。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互聯網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信息時代的網絡輿情工作與互聯網、信息技術密不可分，加速技術、軟件研發，保持技術的先進性至關重要。

信息化時代網絡輿論工作的思路與方法探索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4月20日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了“主動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的要求。在信息化時代，網絡輿論工作與建設網絡強國、維護網絡安全密不可分；如何把握網絡輿論的主導權，意識形態話語權是其中的核心內容。積極開創網絡輿論工作新局面也是我國主動參與網絡空間治理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總書記曾用“三個地帶”歸納當前思想輿論領域的格局，他指出：“當今時代，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時并存，先進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織，社會思潮紛紜激蕩。”“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于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網絡空間亦是如此，同樣需要鞏固紅色地帶，與黑色地帶斗爭，對灰色地帶爭奪，而網絡輿論工作則是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首要方式。

第一，以開放思維組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力量矩陣。信息化時代的傳播具有明顯的移動化、社交化、視頻化、場景化等特點，“網上”“網下”密不可分，互相影響互相支撐。因此需要綜合運用多樣化的媒體形態，以符合移動互聯時代傳播規律和用戶需求的方式進行傳播。“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共享發展觀”，也正是符合開創我國網絡輿論工作新局面所需要的開放思維。在疆界模糊、三個地帶相互交織的互聯網空間，不能僅僅依靠國家部委、主流媒體和黨報黨刊的力量開展工作，而要發揮黨的領導、引導和統籌作用，以多樣化的手段，充分調動多元行動主體的積極性、行動力，形成開展思想輿論工作的力量矩陣，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地進行輿論宣傳、輿論斗爭。例如，在我國主流媒體工作者很難進入南蘇丹和蘇丹地區時，我們培養的傳媒專業的留學生回國后，卻能在當地媒體機構刊發數十篇報道來關注和展現中國形象。在網絡輿論工作中，不僅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的各類組織、群體、個人的力量，還可以巧妙運用“外嘴”“外援”的力量，從“他者”視角，講好中國故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只有建立黨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參與機制才能夠在互聯網時代下掌握思想輿論工作的主動權。互聯網空間已經呈現出重新中心化的趨勢，但這種重新形成的中心化格局仍然是一種多中心格局。圍繞每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機構或國家形成的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隔離程度較之傳統媒體時代更深。我們只有借助分屬不同群體的主體力量，才有可能接觸、深入不同群體內部進行傳播，才有可能以他們愿意聽、能聽懂的方式開展思想輿論工作。因此，網絡輿論工作需要動員和運用的社會力量非常廣泛，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發掘互聯網空間中的可用力量，保障這些力量的可管、可控，即建立多元力量矩陣的有效管理體制和協調機制。

第二，基于網絡安全觀的網絡輿論工作方案設計。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當今的網絡安全有幾個特點，一是網絡安全是整體的而不是割裂的；二是網絡安全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三是網絡安全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四是網絡安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五是網絡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互聯網領域的意識形態安全、輿論安全是網絡安全的重要構成，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網絡安全特征亦是開展網絡輿論工作需要深刻把握的幾個特征。互聯網思想輿論工作方案的設計應具有全局觀、整體觀。一方面，將網絡輿論工作作為我國整體思想輿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略、策略上進行全面統籌；另一方面，因互聯網與現實社會、經濟、政治的緊密關聯，還需將互聯網思想輿論工作與其他國家安全相關領域的工作進行統籌，全國思想輿論工作一盤棋，全國國家安全工作一盤棋。同時，還應建立動態的、長期的互聯網輿情監測、預警、應對協調機制。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回應、晚回應的做法常常使我們錯失了表達意見、澄清事實的最佳時機。因此，我們有必要建立起基于大數據技術的全球輿情監測體系、常規和突發輿情應對方案、懂政治懂傳播的輿論工作專業人才隊伍，才能抓住時機、表達意見，在輿論事件的風頭浪尖發出中國聲音。

第三，充分發揮現代科技支撐作用。早在2013年，“棱鏡門”事件就為世界各國敲響了信息安全的警鐘，但也同時提示我們未來的網絡輿論工作也必然是以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為基礎的。當前，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為我們以信息科技手段對網絡思想輿論態勢的監控提供了便利，我們可以將熱詞、熱點話題、地理位置等各類相關信息結合，實時地把握全球互聯網輿論動態，從而為及時、有效應對提供支持。

第四，重視我國公眾的網絡輿論安全教育。建立公眾的網絡輿論安全教育體系，提高全國人民思想輿論安全意識，應成為我國網絡輿論工作長效機制建設的重要內容。網絡輿論安全并不僅僅是黨和國家的事，而是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在工作生活中受到互聯網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數還要遠遠超出這個規模，幾乎每個公民都是國家網絡輿論安全的受益者。對一個人來說，如果缺乏正確的思想輿論觀念和立場，不能明辨是非、看清傳播者的真正意圖，則容易被網絡上的負面言論、虛假信息所影響，容易被敵對勢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我國的主流媒體、教育體系應當承擔起公眾思想輿論安全意識培養的責任，通過公益廣告、專題新聞、動畫動漫、課程設置等多樣化的途徑，提升公眾對互聯網信息的辨識力、防御力。從長期來看，我國公眾整體網絡安全意識水平將是衡量我國網絡強國建設程度的重要指標。

（作者分別為中國教育電視臺總編輯、教授、博導；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

【注：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G20峰會國家對外傳播理念與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6ZDA21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4月26日。

②《習近平：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新華網，2018年4月21日。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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