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消費者是中美貿易的獲利者，如果中美貿易停滯或減少，美國消費者將以更貴的價格消費更少的產品。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看，中美貿易中內嵌的是中美的國際分工模式、國際投資模式，中國和美國企業在一條價值鏈上合作，貿易保護主義傷害中國的同時，勢必傷害美國自身。

【關鍵詞】中美貿易 貿易收益 貿易保護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根據美方統計數據，2016年美國對中國商品貿易逆差高達3470億美元，占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47.3%，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這一統計數據成為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發布301調查報告，啟動貿易保護的主要借口，因而有必要從貿易收益的角度分析貿易差額背后的兩國實質利益所得。

中國并非在所有領域均存在順差，美國也應看到中美貿易對美國消費者福利的貢獻

關于貿易收益，古典貿易理論認為，各國分工生產其比較勞動生產率高的商品可以使各國的總產量達到最大，每個國家都能獲得貿易收益，這部分收益包括生產收益，即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生產產品的增加，也包括消費收益，即可消費品的增加。阿根廷著名的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曾提出了以貿易條件為基本指標來界定貿易收益的方法，認為一個國家的福利會隨著貿易條件的改善而上升，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而下降。

我們以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考察中美貿易，確實存在著比較優勢互補的情況，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生產收益，目前已經是世界制造大國。那么，中美貿易給美國帶來的貿易收益又是怎樣的呢？美國政府揮舞貿易保護“大棒”時強調，美國在中美貿易中是貿易逆差國，貿易只給美國帶來了失業。是這樣的嗎？透過美中貿易逆差的表面數據，我們應該看到：

第一，考察中美貿易差額一定要考慮貿易結構因素，中國并非在所有領域都存在順差。中國在初級產品上存在逆差，主要來自飲料、煙類、非食用原料、動植物油脂等，更不可以忽視的是，中國對美的服務貿易一直是逆差。美國在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上有很強的競爭力，在專利權使用費、特許費和金融服務方面占據貿易優勢，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美國具有發達的金融體系，保持著全球性的競爭優勢，而中國金融服務業有很大的上升空間，逆差反映了中美兩國在這兩個領域的互補性，互補性的利益更多被美國公司所占據。特朗普政府的301調查報告中聲稱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欠佳，殊不知正是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上的貿易額貢獻了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

第二，貿易數據中展示的貿易逆差，其成因很大一部分源自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管控。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整體為順差，而對中國卻存在著大規模的逆差，對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產品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以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來考量，近年來超過 30％ 的美中貿易逆差是高科技產品的逆差造成的，但如果考慮到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理應在此領域對中國實現貿易順差。因此，特朗普政府要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應從自身政策著手，放寬管制是一種最有效的辦法。

第三，美國應該看到貿易對美國消費者福利的貢獻。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一種補償性逆差，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進口，支撐了美國國內消費，并維持了美國國內物價水平的穩定。中美這種補償性貿易差額的實際收益者是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從消費者角度來看，美國消費者始終享有一流質量和絕對價格優勢的中國產品，從服裝紡織品到日常用品，“中國制造、美國消費”已經成為美國貿易收益的一部分。美中貿易逆差的實質是美國當前的生產能力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中國的廉價產品作為替代是解決美國供給不足的有效途徑之一。中國向美國提供大量廉價商品，減少美國支出，方便了美國居民的生活。

第四，從生產收益看，美國也獲得了貿易利益。在美國發動貿易爭端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了兩國的生產率變化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增進兩國總福利的推論變還是不變。他區分了兩種情況：其一，一個國家在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大幅度提高了生產率；其二，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薩繆爾森認為在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里，如果提高了生產率，中國產品的相對價格就變得更加便宜。就是說，美國的貿易條件因為中國產品生產率的提升而改善了。這一結論佐證了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及美國受益于中美貿易的觀點。但是薩繆爾森認為出現了第二種生產率進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假設中國就在飛機制造等領域出現了驚人的技術進步，那就可能永久地損害了美國利益了。

薩繆爾森站在美國立場主張中國應停留在原有的比較優勢行業上，這一主張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中美都受益于產業升級的貿易利益。近十年，中國改變了以出口紡織品為主的貿易結構，輸出美國的產品以機電、鋼鐵、運輸設備和化工產品為主，說明了中國產業在升級，同時，這也說明美國經濟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逐漸放棄了中低端產業。美國產業升級的利益是多重的，包括跨國公司的投資收益、低端產業轉移出去后的環境收益和減少了對資源依賴的長期收益。

薩繆爾森的分析為特朗普政府實施301調查，針對中國高科技領域出手提供了最好的理由。那么，我們的問題是，中國應該總停留在比較優勢產業上而不去發展其他產業嗎？中國應長期維持在生產量增長而經濟沒有發展的狀態嗎？甚至，中國應陷入“貧困化增長”嗎？這些是薩繆爾森所說的對美國有利的第一種情形。美國針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潛力做出保護主義反應，這是一種常規的保護主義嗎？這是一種遏制，是戰略性的出手。如何允許中國發展,又能保障美國在未來的中美貿易中能夠受益呢？周其仁教授對薩繆爾森的回答是：要避免美國的利益長久被損害，根本出路就是不斷發展更多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和行業，同時加快調整越來越守不住的生產和服務。

在中美貿易中美國獲得更多的利益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分工已經不是各國簡單地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國際分工被國際投資驅動，成為全球性的價值鏈布局。考察中美貿易，必須引入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視角，如果從這個視角看，美國跨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擠占了統計數據上的逆差額。下面我們用全球價值鏈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

首先，如果用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下的統計方法計算，中美貿易差額會變小。在全球價值鏈上看中國和美國的分工，中國是最大的制造者，占據加工組裝等價值鏈附加值比較低的部分；美國占據著戰略品牌、設計、市場渠道等附加值比較高的環節。中國制造過程中，進口了大量資源品和中間品。傳統統計方法，把這些資源品和中間品的要素收益都納入了中國最終品的價值中去，從而使中國的貿易順差看起來很大。從全球價值鏈視角去統計核算，一國出口中實現的不僅僅是本國要素利益，還包括他國要素利益， 如中國進口的資源品、 中間品，實現的是進口國的要素利益，應該從中國貿易統計數據中剔除，這樣，美國所說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會大打折扣。

其次，在中美貿易中美國獲得更多的利益。中美貿易問題專家劉建江等學者通過對1997至2009年中美雙邊8個主要制造業部門的貿易利得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中美貿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沒有與貿易差額一致，中國在中美產品貿易中獲利微薄。還有研究認為，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對美出口的本國國內增加值比重不到七成，而美國對華出口包含的本國國內增加值比重超過八成，表明美國在中美雙邊貿易收益分配中居于相對有利的地位。

最后，從投資角度看美國的收益，美國公司在華投資總體是盈利的，美商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狀況高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亞太地區直接投資的平均收益水平。所以當特朗普舉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棒”的時候，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都站起來反對。美國企業重視對中國投資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張，在中國投資，有利于提高美國企業實現規模報酬和利潤邊界最大化。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

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之初，中美貿易額只有25億美元，到2017年，中美貿易額達到了5800億美元，增長了232倍還多，這反映出的實質就是中美經濟關系互利共贏，雙方都獲得了相應的貿易收益。貿易活動中所積累的“貨幣財富”并不能代表貿易利益的真正實現，貿易逆差國并不一定就是失利方。如果貿易能促進經濟發展、增加消費者福祉、促進投資，這樣的貿易就是值得做的貿易。

2018年3月，美國政府公布了301調查報告，并開啟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進程。在特朗普總統的戰書中，多次強調了美中貿易逆差。從美國貿易代表發布的301調查報告內容看，美國貿易代表要打擊的是中國未來的高科技產業，是薩繆爾森假設的中國出現第二種生產率進步的產業，薩繆爾森和美國貿易代表清楚地認識到了這才是扎在美國咽喉、難以下咽的骨刺。所以，2018年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舉措既有全面開火的味道，也有重點打擊的意圖。

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的時間節點是中美貿易關系從傳統的、經典的互補型開始逐漸演變成競爭型的時刻，中國想發展自己的飛機、機器人等高科技產業了，而不僅僅是出口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這樣的轉折點上，美國忽視過去在中美貿易中的利益獲得，倉促出手打壓中國未來競爭優勢。這樣的貿易保護舉措是在美國沒有受到貿易收益實質性損害的情況下采取的，是違背世界貿易組織法理的。世界貿易組織允許保護措施的使用，但這種使用僅僅限于一國產業受到貿易的實質性損害時。

美國如果不改變其貿易保護主義思維，其利益勢必受到損害。美國消費者是中美貿易的獲利者，如果中美貿易停滯或減少，美國消費者將以更貴的價格消費更少的產品。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看，中美貿易中內嵌的是中美的國際分工模式、國際投資模式，中國和美國企業在一條價值鏈上合作，貿易保護主義傷害中國的同時，勢必傷害美國自身。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黎峰：《全球價值鏈分工下的雙邊貿易收益核算：以中美貿易為例》，《南方經濟》，2015年第8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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