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經過長時間快速發展，跨入世界先進行列。以制造業為代表的日本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顯示出極強的競爭力，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造成嚴重沖擊。為此，美國一方面運用經濟手段迫使日本進行自我限制、開放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則通過貨幣手段化解自身在貿易領域的頹勢。美國的這些舉措導致日本經濟驟然減速，并長期低迷，被經濟學家們稱為“失去的20年”。

【關鍵詞】美日關系  經濟遏制  貿易戰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美國主導美日貿易摩擦問題的戰略動因

從20世紀70年代起，相繼爆發的兩次中東石油危機使美國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隨之升高。同時，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經濟問題。1973—1982年，美國通貨膨脹率每年平均達到8.7%。這就使得1981年上臺的里根政權面臨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難題，以供給學派及貨幣學派理論為基礎的“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對美國經濟的重振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里根經濟學”中以高利率為主的典型反通貨膨脹手法也產生了后遺癥，即高利率導致的美元升值問題。這使得美國進出口業務大受影響，貿易逆差日趨嚴重，成為世界第一大債務國。1984年，美國更是創下109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赤字歷史記錄。1985年，美國貿易逆差為1485億美元，其中，日本占據三分之一份額，為497億美元。美國經濟在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赤字”壓迫下陷入困境。

如何走出經濟困境化解危機，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美國企業紛紛對里根政府施壓，建議政府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通過促使美元貶值的方式增加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此扭轉美國在對外貿易上的不利局面。考慮到這一因素，時任里根政府財務部長的貝克無疑也想通過美元升值扭轉其執政團隊在經濟政策上的不利局面。對里根政府而言，能否使美國經濟走出嚴重危機不僅關乎其政治生命，更關系到美國在冷戰格局下同蘇聯對抗的勝負問題。因此，對他國發起戰略性壓制，就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重中之重。

美日貿易摩擦中美方的壓制性戰略手段

美日間的貿易摩擦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已存在，起初雙方的貿易摩擦多集中在紡織品領域。到20世紀70年代之前，日美貿易摩擦雖已逐漸擴展到鋼鐵等領域，但在雙方貿易中多以日方逆差為主，即使出現順差也影響有限。雙邊貿易摩擦并未成為影響美日同盟關系的實質性因素。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以石油危機為契機，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密集型產業得以快速發展。日美貿易摩擦也隨之擴大到半導體、汽車、電視等領域，彼此矛盾開始凸顯。

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全面升級，并開始影響到日美關系發展。當時日本已從各個方面具備了經濟大國的實力。隨著日本經濟不斷快速增長，美國逐漸發現，當年需要靠自己扶持的日本，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且在諸多領域與自己產生直接競爭，沒有國家能夠忽視日本在經濟領域的競爭力，充滿危機感的美國便將其視為經濟貿易的主要對手。

美方主導美日貿易摩擦的議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農產品領域。1984年，美日兩國通過協議就日本進口美國牛肉、柑橘設定配額。這集中表現了美國要求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強烈訴求。二是鋼鐵領域。直至1984年年末，美日兩國在鋼鐵領域曠日持久的貿易摩擦以日本自愿限制本國鋼鐵在美國市場占有率而告終；日本承諾將這一比率在5年內維持在5.8%。三是半導體領域。1985年，美國動用《美國貿易法》中的“超級301條款”對日本半導體行業予以起訴，迫使日本簽訂《日美半導體協定》，強行打開日本市場。1989年，美國以日本在計算機、衛星等方面封閉市場為由，再啟“超級301條款”迫使日本開放國內市場。四是汽車領域。1980年，美日在汽車領域的貿易逆差占比總額凸顯。為此，日本政府被迫同意在1981-1983年期間，將對美國汽車出口數量限制在每年168萬輛以內。此后，日本又自行將汽車出口數量從1983年10月至1984年年底時段內，限定在185萬輛以內。與此同時，日本為了回應以美國國會眾議院“國產汽車零配件義務”草案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美國當地建立生產線，擴大美國勞工就業，通過就地生產銷售來緩解貿易摩擦。此外，美日在電視機、建筑等領域也發生了較為激烈的貿易摩擦。

由此看出，日美間貿易摩擦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戰后以來的新高度，并延續至今。這也使得日美關系中的競爭性因素凸顯。面對日趨嚴重的貿易摩擦，美國一方面運用經濟手段迫使日本進行自我限制、開放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則通過貨幣手段緩解自身在貿易領域的頹勢。反觀日本，由于其在安保、政治等方面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極高，生怕因兩國貿易摩擦影響到整個日美同盟關系的鞏固與發展，所以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度面前大多采取了以緩解貿易摩擦為目的的妥協性對策。屢屢對美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日元升值、快速開放國內市場等讓步政策，最終導致國內經濟衰落。

美國發起的“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嚴重影響

二戰之后，美國經濟陷入困境，根據美國一貫的戰略思維，注定其會不顧他國利益，利用世界經濟霸權及國際貨幣協調機制來擺脫國內困境。1985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貝克、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聯邦德國財政部長斯托登伯、法國財政部長貝格伯、英國財政部長勞森五個發達國家的財政部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聞名于世的“廣場協議”。該協議旨在通過五國政府聯合對外匯市場施加干預，促使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穩步下降，以此解決美國經濟的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美國發起簽訂“廣場協議”，標志著美方將匯率作為解決與他國貿易收支逆差和貿易摩擦的重要工具。而“日元”則成為美國施壓的主要對象。“廣場協議”簽訂后，五國中央銀行旋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大量拋售美元，外匯投資者緊隨其后效仿。受此影響，美元匯率應聲下跌，日元兌美元匯率則相應升值，且上升速度極為迅猛。1987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已上升至二戰后最高水平。1988年，日元匯率幾乎飆升到1985年的一倍。

從日方的反應來看，此次日元升值的速度出乎其意料，日本政府曾嘗試通過各種手段對此予以控制。美日于1986年達成“貝克——宮澤喜一協議”，日方試圖通過構建雙邊機制減緩日元升值勢頭。1987年，日本又以G7成員國簽署了“盧浮宮協議”，希望通過多邊渠道將非正式匯率波動控制在預期目標的5%左右。但日本政府的上述補救行動均未奏效，日元兌美元匯率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才趨于穩定。

歷史事實表明，“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總體上看，1986年日本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分別由1985年的7.4%和6.3%下降為4.7%和2.8%。出口總額則由1985年的415719億日元下降到345997億日元。從具體行業數據看，礦業和制造業受到的影響最大。主要原因就在于日元升值后的出口環境惡化。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日元升值破產”的現象。據東京商工調查公司的調查顯示，自1985年11月起至1986年5月的7個月間，日元升值共導致154家企業破產，且大多集中在鋼鐵金屬及機械等制造產業。在翌年的年度經濟報告中表示：“1986年，由日元升值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日元升值破產’以電氣、機械、鋼鐵等制造業為中心，與前一年度相比大幅增加。”該年度因日元升值而破產的相關企業高達698家。

值得注意的是，從1987年起的4年間，國外短期資金不斷流入日本，加劇了日本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究其原因，“廣場協議”是日本出現泡沫經濟的重大誘因之一。正是由于“廣場協議”的簽署，才使得日元在短時間內迅速升值，從而再次令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暴露無遺，這也導致日本政府在制定相關對策時敏感性過度，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決策失誤。可見，“廣場協議”簽訂所造成的日元迅速升值，對出口導向型的日本經濟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造成日本以制造業、礦業等企業經營狀況普遍惡化，日本學界將此稱之為“日元升值不景氣”。

日本政治與經濟讓步并未化解美日貿易摩擦

20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后，開始謀求國際政治訴求。從1982年11月起，出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任期長達5年之久。他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及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的口號，其所謂“政治大國”是指“在政治上擁有同美國、西歐平起平坐的地位，經濟上成為同美國、西歐并列的一個核心”。這就需要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基礎上，謀求歐美國家的政治支持，因而，緩和日美貿易摩擦甚至妥協就成為可能。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面對美方在貿易摩擦問題上的高壓態勢，中曾根康弘政府積極妥協，甚至不惜犧牲本國的部分經濟利益來作為代價。中曾根康弘在“廣場協議”簽署后立即成立了“應對國際協調之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該組織以所謂“國際協調”的溢美之詞掩飾了中曾根康弘的對美妥協態度，快速發布了以轉變日本產業結構，擴大內需為要旨的“建議報告”。為了減少日美貿易摩擦，中曾根康弘政府以“國際協調”為目標，將日本經濟政策由外需主導轉向內需主導。他甚至發表電視演講，呼吁“每位國民購買100美元的外國商品”。由此看來，日本之所以簽署“廣場協議”，不僅是由于受到日美在戰后形成的不對等關系的影響，更因為日本想謀求“政治大國”地位，需要得到盟主美國的認可。

總之，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起簽訂的“廣場協議”引發日本經濟下行，這是在美日不對等同盟框架下發生的一次“強買強賣”，是美國意欲打壓日本崛起，以維護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進行的戰略壓制。日本以慘痛的經濟代價，換來了有限的國際政治地位提升，美國則通過對日本經濟的壓制，得以延續其世界政治、經濟霸權地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日]五百旗頭真著、吳萬虹譯：《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年。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