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政壇的動蕩不僅顯示出美國社會的撕裂，也反映出了美國內部隱藏的經濟危機。歷史上，美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兩次較為明顯的變化。

第一，二戰后美國政府迫于冷戰壓力拋棄了傳統自由主義政策。美國在勞資關系、社會分配、金融監管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社會改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中下層民眾，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平穩增長、貧富差距縮小的黃金時期，改善了資本主義數百年來貧富懸殊、危機頻發的惡劣形象。西方媒體稱這一時期的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源于凱恩斯主義，但其實這更多地是美國因為冷戰的壓力而借鑒了馬克思主義。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公平與效率不可兼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則認為社會化大生產必須分配公平，否則就會導致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效率低下。美國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生產率持續較快增長，證明了效率與公平之間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證明當年美國依據利益相關理論進行的社會改良符合馬克思生產社會化理論，促進了效率與公平的同步改善。

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的全球化重視實體經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要求開放實體經濟領域的貿易、投資，但各國對虛擬經濟領域的金融投機實行嚴格監管，確保了戰后匱乏的外匯、物資流入實體經濟，推動經濟復興。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都出現了較快增長和繁榮，民眾收入、職工待遇、社會福利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改善。

第二，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國際戰略與經濟政策作出重大調整。1974年，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希望西方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并建立社會福利制度。1975年，美國紐約外交關系協會調動了數百名精英智囊，緊急啟動了應對發展中國家崛起愿望的研究項目，隨后出臺了影響此后數十年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一些美國精英認為，倘若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就會憑借人口、市場的巨大規模贏得對西方的優勢，就必然會威脅到美國享有的全球經濟和軍事霸權。美國為了維護全球霸權，必須拋棄戰后的成功政策，這樣才能勸說、誘迫發展中國家效仿并推動世界經濟解體。至此，美國拋棄二戰后的社會改良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

但事實上，里根執政期間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削弱了長期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羅斯福監管法規，使得金融野蠻人能夠濫用信貸杠桿收購實體企業。美國媒體聲稱石油滯脹危機讓戰后社會改良的經驗過時，因此各國才被迫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但日本的實踐經驗證明這種說法并不靠譜。20世紀70年代全球滯脹時期，日本恰恰是依靠社會改良時期的成功經驗，才贏得了國際競爭優勢。

1995年至2004年期間，美國的非農業生產率出現了大幅度上升，美國普遍的解釋是互聯網技術革命促進了生產率增速加快。互聯網技術革命雖然確實一直方興未艾、迅速推廣，但事實上，美國的生產率增速卻不是平穩上升的，而是大起大落的，特別是次貸危機以后，美國的生產率增長明顯趨于停滯，2016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情況。1995年至2004年美國生產率增速的驟然加快，其實并非是互聯網革命的原因，而是由于1999年徹底廢除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之后，大量央行、商業銀行信貸直接、間接流入金融投機領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導致虛擬經濟領域的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被高估。2002年美國互聯網股市泡沫破滅和納斯達克指數崩盤，導致互聯網產業和相關企業遭到沉重打擊，但美國的統治精英并未吸取教訓、進行金融監管改革，而是采取了刺激更大的新泡沫挽救老泡沫的辦法，使得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增速被高估，次貸危機爆發后生產率出現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

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數據似乎仍然領先世界，但事實上有許多方面與現實不符。比如，美國經濟學界廣泛應用高深復雜的數學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生產率也會運用大量的數學模型，但是，倘若基礎的統計數據失真，就得不到科學的結論，只能給錯誤結論披上科學外衣，這就是為何美國經濟學家對諸多經濟難題束手無策的原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