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優先”和“使美國重新偉大”是特朗普競選執政的兩個口號，其當前戰略調整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重振美國國際影響的國內基礎。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一旦開啟，不僅將蔓延至全球貿易領域，還有可能蔓延至全球投資和金融領域，其后果不堪設想。惟有開放協作、共商共享才是共處之道，才能真正實現普遍繁榮與持久和平。

【關鍵詞】美國戰略  全球治理  “美國優先”  國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D83/87    【文獻標識碼】A

自2016年贏得美國大選以來，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對過去達成的眾多雙邊和多邊協議大肆批判，甚至威脅撤回其承諾，包括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作為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化機制的主要塑造者和冷戰結束以來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美國當前的戰略調整對全球經濟與政治具有難以忽視的復雜影響。

美國戰略調整：周期性還是趨勢性

就美國戰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到目前為止的調整到底是周期性還是趨勢性？對此，國內外有不同判斷。有觀點認為，這是美國為了避免霸權衰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為此甚至不惜“逆全球化”。倘若如此，則不大可能讓美國“重新偉大”，甚至可能加速其世界霸權的衰落。與之相對的觀點認為，這是美國“孤立主義”的周期性回流，其目的是重新調整實力過度擴張和國內利益不平衡的問題，未來美國仍將重新趨向全球主義。

關于美國對外戰略的周期性調整，學界很早就注意到。在擔任尼克松總統安全顧問之前，基辛格就發現，“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似乎總是在過分卷入和退守本土之間搖擺，在對我們的力量期望過高和引以為恥之間搖擺，在樂觀的精神煥發和灰心喪氣之間搖擺”。縱觀美國對外關系歷史，確實可以發現這種程度不同的周期性現象。當然，這也可以解讀為美國的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非常強。其中一個有力證明就是，歷史上關于美國霸權衰落的多次預言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變成現實。

但世界發展是否只是簡單地重復歷史呢？從理論上看，答案是否定的；從世界趨勢來看，美國面臨的現實挑戰是不容置疑的。作為近代以來大國的立國之基，工業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必然導致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獨占優勢或比較優勢逐步下降。而長期以來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政策導致美國產業日益空心化，雖然美國在高端制造業上仍然具有優勢，但其整體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中的占比都呈下降趨勢，并遠遠低于中國、德國等制造業大國。與此同時，產業空心化還導致了美國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分化，由此不僅激化了左派的不滿，還催生了“茶黨”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興起。面對制造業空洞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內外挑戰，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再工業化”以及相應的“出口倍增計劃”。繼任的特朗普政府雖然摒棄了奧巴馬的很多內外政策，但繼承了其“再工業化”戰略，并通過政治施壓、經濟減稅、放松政府管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保護等方式，促進制造業回流。

“美國優先”和“使美國重新偉大”是特朗普競選執政的兩個口號，其當前戰略調整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重振美國國際影響的國內基礎。一旦完成國內經濟結構和利益的再平衡，美國又將重回世界主義——只不過要以一種新的有利于美國的方式重塑國際機制。因為離開了世界的資源和市場，美國難以維持現有的發展水平，遑論“重新偉大”。

美國戰略調整的全球影響：功能性還是結構性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既體現了美國的霸權利益，也具有程度不同的公共產品性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貿易、氣候變化和聯合國一些機制等方面的一系列“退群”行為，短期內必然加劇這些機制的功能性挑戰。尤其是其當前大肆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將引發更大范圍的混亂，阻礙世界經濟的復蘇，甚至可能危及世界政治的穩定。

歷史的殷鑒并不遙遠。20世紀30年代空前的經濟危機直接源自于各國實行的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貿易戰，最后的結果不但未能增加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反而導致全球貿易的大幅下降，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的根源。同樣面臨生產發展與世界市場萎縮之間的矛盾，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可以通過廣闊的國內市場或各自控制的勢力范圍緩解或轉移壓力，但作為后起的德國和日本則難以擁有這樣的空間，從而為其戰爭勢力的崛起提供了社會條件。對此，戰后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指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的國際根源在于英國已無力繼續維護穩定開放的國際秩序，而有實力的美國尚未做好準備接替英國曾經的世界角色，由此導致了經濟危機，引發了世界大戰。金德爾伯格的分析雖然為“霸權穩定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但也揭示了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特殊的責任擔當。

作為當今世界前兩位的經濟體，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占到世界的40%，貿易占到世界的25%，貨幣占到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的52%。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一旦開啟，不僅將蔓延至全球貿易領域，還有可能蔓延至全球投資和貨幣領域，其后果不堪設想；不僅將給雙方帶有巨大損失，更將給那些依賴于這兩個市場的外向型經濟體帶來更大威脅。有鑒于此，摩根大通國際董事長雅各布·佛蘭克爾表示，美國應該不惜一切避免重蹈覆轍。

未來趨勢：對抗還是協作

在全球相互依賴越來越深和工業化日益普及的時代，每個國家都面臨著生產和市場的矛盾。離開了全球資源和市場，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獲得持續發展，甚至難以維持現有的發展水平。因此，建立一種能夠兼顧各方發展利益的國際機制，是近代以來實現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前提保障。

早在170多年前，馬克思就指出，“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發生的事情的影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

基于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以及隨后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教訓的認識，戰后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戰后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而美國也從中獲得了最大回報。這就不難理解，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群”行為，不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擔憂，也引發了美國國內戰略界的擔憂。

作為一個經歷了近代百年屈辱的大國，中國崛起必然伴隨著產業升級，這既是自身的合法權利，也是對世界的責任。以中國將來14億人口的大國，當人均GDP達到美國目前5萬美元的水平時，整體GDP將達到70萬億美元。特朗普政府從過時的霸權思維出發，將“中國制造2025”規劃作為此次貿易摩擦的實際對象，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實際上，除了中國，還有德國的“工業4.0計劃”、日本的“創新25戰略”等。

各國政治意識的普遍覺醒和民智的開啟，使得對抗式的霸權邏輯和冷戰思維越來越不合時宜。惟有開放協作、共商共享才是未來的共處之道，才能真正實現普遍繁榮與持久和平。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武漢大學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一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②[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責編/溫祖俊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