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4日，美國發布了對華“301調查”項下征稅產品建議清單，涉及中國約500億美元出口商品。針對美國的舉措，中國于4日采取了對等措施：將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進口金額約500億美元。美國政府５日宣稱，考慮再對中國10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征關稅。中美之間是否會圍繞貿易爭端不斷升級雙方對抗？這無疑考驗著中美兩國政府的智慧及意志。當前在各方信息充斥、各種聲音紛繁嘈雜的局面下，我們需要認清美國的戰略圖謀，以此判斷中美貿易爭端以及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

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開宗明義地表示：“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而并非恐怖主義——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將大國戰略競爭視為美國的主要安全關切，意味著新世紀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心的轉向，即由打擊恐怖主義轉向應對傳統大國挑戰。以此為出發點，美國調整自身戰略。經濟方面，明確提出“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的論斷，通過政治施壓、經濟減稅、貿易保護等方式，促進制造業回流。政治方面，奉行“以實力求和平”的權力政治觀，突出軍事力量的關鍵性作用。外交方面，以商業式實用主義推進外交政策，務求服從于“美國優先”的戰略原則。一方面，削減美國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的經費以及對外援助費用；另一方面，掀起了一股“退群”浪潮。這些戰略舉措引發國際社會的反感，反映美國全球領導力的下降。

特朗普政府的國家戰略要實現的目標與冷戰后美國歷屆政府所確立的目標并無二致，即維持與鞏固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19世紀末至今，美國對外戰略經歷了現實主義與顯性單邊主義時期以及自由國際主義與隱性單邊主義時期。目前，美國對外戰略出現反常與回歸，即從自由國際主義與隱性單邊主義向現實主義與顯性單邊主義回歸。在全球化時代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在“陷阱論”上進行自我與他者催眠，展開定點進攻、遏制任何挑戰者并堅決實施誰強打誰，成為當前其對外戰略的典型表現。

美國國家戰略的調整引發美國國內華爾街和“主街”的普遍擔憂。根據哈佛大學政治研究中心與哈里斯民調機構于3月27-29日對1340位美國選民（其中民主黨占37%、共和黨占32%、獨立黨派29%、其他黨派2%）的在線調查，超過2/3的選民表示擔心美國政府的加稅措施會招致他國的報復，從而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戰。一方面，若貿易摩擦全面升級，高額關稅將抬高美國國內物價，導致其真實工資下降，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另一方面，貿易摩擦升級必將加重投資者的恐慌情緒。近日，美股的汽車、飛機、大豆板塊股價全面下跌，已經初步顯示了貿易摩擦對美國的不利后果。

美國國家戰略的調整成為威脅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穩定的“負資產”。美國把大國戰略競爭視為當前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把軍事力量作為推進美國國家利益的主要工具，這將會導致大國之間“安全困境”的升級，從而對當前國際安全體系的平衡與穩定帶來極為不利的負面影響。美國以自由貿易“受害者”的身份來認知當前國際貿易體系，試圖通過單邊施壓手段重新定義國際貿易規則，從而令當前本已不夠穩定的國際經貿秩序“雪上加霜”。美國對于國際機制抱持“有利則用、不利則棄”的態度，甚至于采取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勢將削弱當前國際秩序的權威性與穩定性，不利于國際社會團結應對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難題與挑戰。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指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冷戰思維、零和博弈愈發陳舊落伍，妄自尊大或獨善其身只能四處碰壁”。美國當前的戰略圖謀違背世界潮流，不僅危害世界繁榮與穩定，也有損自身利益。作為世界經濟的推動者和國際秩序的捍衛者，中國不希望冷戰重現，更不愿以國運對賭，最終兩敗俱傷。中國愿意與世界各國一道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希望美國和中國能回到談判對話的軌道上來，避免戰略誤判，妥善管控矛盾分歧，真正實現共贏、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