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恐怖襲擊在歐洲不斷發生，不僅使得歐洲國家遭受巨大損失，也使得歐洲民眾普遍安全感缺失。周邊毗鄰眾多伊斯蘭國家、擁有殖民統治的歷史包袱、反恐政策的失誤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等，是導致歐洲安全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歐洲 安全 恐怖主義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自美國“9·11”事件發生以來，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進行反恐，反恐級別不斷提升，但其總體效果不佳，恐怖襲擊頻率不斷上升，漸有常態化之勢。歐洲刑警組織發布的《歐盟恐怖主義現狀與趨勢報告》顯示，2007—2013年，歐盟成員國共發生2208起恐怖襲擊事件（包含所有成功的、失敗的和被阻止的恐襲），其中大多數發生在法國（866起）、西班牙（937起）和英國（125起）。2016—2017年可以說是歐洲恐怖襲擊的增長期，巴黎、尼斯、倫敦、曼徹斯特、布魯塞爾、柏林等地連續遭受恐怖襲擊，恐怖襲擊在歐洲正呈不斷上升之勢。以2012年法國圖盧茲猶太學校的恐怖襲擊為分界，歐洲前期的恐怖襲擊多為“基地”組織所為，后期則多為“伊斯蘭國”組織所為，兩類均屬于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從恐怖襲擊者的出身背景來看，其中多數是歐洲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后代。法國《費加羅報》把一系列恐怖襲擊稱為“伊斯蘭國”對歐洲掀起的“歐洲大戰”，歐洲從此進入恐怖主義時代，無數無辜的平民成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為什么向來寬容平和的歐洲社會會變得如此激進、極端和暴戾？極端主義分子為何在歐洲頻頻出現？歐洲為什么會成為眾多恐怖主義分子的襲擊目標？

周邊毗鄰眾多伊斯蘭國家，使得歐洲成為難民躲避戰亂和動蕩的首選避難所

當前歐洲極端恐怖襲擊頻頻發生，主要是源于歐洲自身復雜的社會經濟環境。恐怖襲擊折射出的是歐洲內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部環境的多重問題。歐洲絕大多數恐怖襲擊與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密切相關，這些“圣戰者”大多與中東地區的“基地”組織以及后來的“伊斯蘭國”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地緣環境來看，歐洲屬于典型的“地理囚徒”。環顧周邊，歐洲被十幾個伊斯蘭國家以及數億穆斯林人口所包圍。歐洲發達的經濟和富裕的生活水平不僅使其成為中東北非地區民眾的移民天堂，同時一旦周邊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戰爭和社會動蕩，歐洲大陸也必然成為難民躲避戰亂和動蕩的首選避難所。自2011年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中東國家局勢動蕩以來，數百萬計的難民冒險從陸海幾路涌向歐洲大陸，這其中也混雜著不計其數的恐怖分子。據美國情報機構估計，在近兩年抵達歐洲的百萬穆斯林難民中，至少有1500名受過專門訓練的恐怖分子，這些人成為歐洲大陸的隱形炸彈，隨時可能制造恐怖事件。

從歷史來看，中東北非國家多數是歐洲國家原來的殖民地，歐洲對這些國家的歷史欠賬較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大陸因勞工短缺，從殖民地國家引進勞動力成為歐洲經濟復興的必然選擇。目前歐洲各國來自中東北非地區的穆斯林有近4500萬，其中近四分之一分布在法國和德國。大量穆斯林的到來，慢慢改變著歐洲的面貌，所謂的“歐洲伊斯蘭化”現象日趨顯著，歐洲各地不斷出現的移民與反移民浪潮就是明證。

大量移民的出現，帶來了許多現實的社會融合問題。二戰后幾十年來，歐洲外來移民與本土社會文化的融合有成功也有失敗。一般而言，第一代移民的思想和社會經歷相對較為簡單，他們基本滿足于自己的生活狀況，也能夠較好地與本土居民融為一體。但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與其父輩大為不同，他們雖然在出生后接受了與其同代的歐洲人的價值觀念，但在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方面卻與歐洲本土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很多移民及其后代受教育程度較低，所從事的工作一般為主流社會不愿意做的，有些人甚至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收入水平和主流社會差異巨大。盡管歐洲社會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但其并沒有完全覆蓋到少數族群，大多數移民仍處于歐洲社會的底層，徘徊于文明世界的邊緣。孤立和貧困催生出的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移民區變成一個個“火藥桶”，生活在這里的年輕人容易被各種激進思潮——包括宗教與政治極端主義引入歧途，成為極端思想的“俘虜”。

不僅如此，一些歐洲學者研究發現，即使那些較好融入歐洲社會的移民也正陷入一種“融合的悖論”之中，即越是與歐洲主流社會融合較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其子女越是容易受到極端思想的蠱惑，雖然其父母可以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但他們并不感覺這樣的生活有意義，并逐步產生彷徨苦悶。這些思想迷茫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極端思想影響與滲透的群體，一旦有機會，極端組織就會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對他們散布極端思想，招募“圣戰者”，許多青年人因而成為極端組織的獵捕對象，在被洗腦后離家出走，參加“圣戰”組織。2016年3月初，北約總司令、美國空軍上將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從2012年起，至少有5000多名歐洲土生的穆斯林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參加“圣戰”，其中多數均陸續返回歐洲。法國參議院2015年3月公布的報告顯示，近年來有1430名法國人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參加“圣戰”活動，是歐洲各國之最。這些深受極端思想左右的歐洲“圣戰者”把恐怖主義帶回歐洲大陸，成為歐洲最大的安全威脅。

極右翼民粹主義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歐洲社會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歐洲國家大多宣稱奉行文化多元主義，希望多元文化與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處，但在現實政策中，卻仍是以白人主流文化為主導。久而久之，穆斯林移民認為其很難在歐洲國家獲得文化與宗教的認同，憤懣與不滿情緒油然而生。例如，作為穆斯林移民人數最多的歐洲國家，法國政府出臺的禁止本國伊斯蘭婦女在公共場合穿戴面紗等政策，造成穆斯林移民的普遍不滿。

伊斯蘭文化與歐洲本土文化的長期矛盾，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提供了可趁之機。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反過來促發了歐洲各國右翼尤其是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以反歐盟、反一體化以及反移民為旗幟，把諸多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矛盾簡單歸罪于外來移民，激化了社會情緒，也為伊斯蘭極端力量制造矛盾提供了借口。極右翼民粹主義與伊斯蘭極端主義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在歐洲社會形成了一種嚴重的惡性循環。

自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恐襲、同年11月巴黎恐襲及2016年布魯塞爾恐襲以來，歐洲政治生態急劇變化，反移民的極右翼勢力急劇膨脹。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把穆斯林在街頭祈禱比作上世紀40年代上半葉納粹對法國的占領，多次呼吁關閉受極端主義影響的清真寺，并驅逐境內傳播反法思想的外國人，煽動排外情緒。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發生后，比利時民眾在市中心廣場紀念死難者時，有數百名極右翼分子行納粹禮、呼喊著“我們是在自己家里”，沖散聚會的人群，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德國也爆發多起“反伊斯蘭化”游行。德國極右翼力量發起成立“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簡稱“佩吉達”）組織。2016年10月3日，在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總統高克等政要出席德國統一26周年慶典時，遭到了在場數千名右翼人士的抗議，而抗議人群主要來自“佩吉達”。目前，“佩吉達”的影響力已經超越國界，在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歐洲國家形成了一定規模，并不斷組織跨國界的反移民活動。

這些大規模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動，為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在2014年6月以來的歐洲各國選舉中，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群體性崛起，成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比如，英國獨立黨成為英國“脫歐”的重要推手；2016年法國“國民陣線”在法國多個地方大區的第一輪選舉中穩居第一，在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國民陣線”候選人瑪麗娜·勒龐與中間力量候選人?，敿~埃爾·馬克龍激烈角逐，贏得35%的選民支持；2017年9月，德國新崛起的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在德國議會選舉中位居第三，改變了德國的政黨格局；同時，各種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政黨在匈牙利、奧地利、丹麥、芬蘭、葡萄牙、希臘、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中皆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極右翼民粹主義與極端伊斯蘭主義互相影響、相互促進，已成為當今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歐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塑形力量。一方面，伊斯蘭極端主義及其所引發的恐怖襲擊，已經成為歐洲社會最為嚴重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歐洲本土社會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呈現相互刺激的惡性循環，甚囂塵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刺激了歐洲社會極右排外情緒的發酵升溫，構成了民粹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政治與社會基礎。

反恐政策的失誤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使得歐洲反恐陷入困境

從外部因素來看，中東地區失序、陷入動蕩，美國與歐盟國家難辭其咎。長期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動輒對中東地區橫加干涉，埋下了伊斯蘭恐怖主義仇恨的種子。“9·11”事件發生后，美國草率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拉開了“越反越恐”亂局的序幕。2011年阿拉伯革命爆發后，美國及歐盟某些國家以支持民主之名，假借反對派之手，推翻中東具有“反恐之盾”之稱的利比亞卡扎菲政權，插手敘利亞事務，惡化了原有的教派矛盾，制造了敘利亞漫長而血腥的內戰。歐美國家先以消滅“基地”組織為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后又以反對暴君巴沙爾為由干涉敘利亞內政，最終導致“基地”組織沒有被消滅、巴沙爾也沒能被推翻，反而制造出了一個比“基地”組織更加瘋狂的“伊斯蘭國”組織。這不能不說是西方世界反恐大業的敗筆。

從反恐政策與措施來看，歐洲陷入法治與自由理念的困境，成為法治與自由等價值理念的“囚徒”。民主、自由、法治在西方被奉為圭臬、不可撼動，許多歐洲人認為自由與安全之間不存在矛盾，認為政府不應該以安全為由干涉個人的自由，包括言論方面的自由。實事求是地講，歐洲發生的多起恐怖襲擊案件，其實也是肆意倡導言論自由而傷害宗教信仰所致。由于歐盟各國法律的制約，警察經常會在涉及司法質詢或者逮捕恐襲嫌犯時陷入困境，這導致某個或某些恐襲嫌犯經常因證據不足而被無罪釋放，釋放后又繼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不僅如此，歐洲各國公共場所的安檢措施也存在諸多漏洞，給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果漫步歐洲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魯塞爾乃至倫敦，雖然可以發現大街上滿是荷槍實彈的巡邏士兵和燈光閃爍的警車，給人以威嚴緊張的印象，但在地鐵與車站等人口密度較大的公共場所，卻沒有任何安檢措施。與之相較，中國各地嚴密的安全措施雖然給行人帶來一定的不便，但確實給予民眾強烈的安全感。與中國相比，歐洲國家無疑顯得更不安全。

總之，毗鄰周邊眾多伊斯蘭國家、擁有殖民統治的歷史包袱、反恐政策存在失誤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已經成為歐洲反恐和安全的困境。須知，反恐不僅是破案、捉拿兇手、懲治罪犯，而且交織著復雜的族群關系、宗教信仰及社會矛盾。打擊恐怖主義不是簡單地一打了之，以暴制暴只會導致更多的暴力。從近期歐洲國家發生的恐怖襲擊特點來看，恐怖襲擊越來越呈現獨狼式的小規模趨勢，作案工具也越來越簡單化，反恐難度不斷增加。短期內歐洲國家的恐怖襲擊恐怕難以根除，歐洲國家只能在維持高壓反恐的態勢下，致力于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消除兩極分化、緩和社會矛盾，尤其是妥善解決移民及融合問題。同時要支持西亞北非等地反恐力度的增加，促使相關各方擱置爭議、集結力量，建立反恐統一戰線。在外交上，應致力于西亞北非的和平建設，促進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區恢復和平與穩定，根除恐怖主義的滋生。

（作者為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導，清華—卡內基駐會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博士后沈曉晨、博士生齊思源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鄭永年：《西方反恐為什么屢戰屢?。俊?，《聯合早報》，2015年11月24日。

②于時語：《布魯塞爾恐襲與歐洲大一統前景》，《聯合早報》，2016年3月25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