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鳴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統籌今年經濟工作布局。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新體制機制，著力構建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體制環境。

高質量發展開啟新一輪經濟轉型之路

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進經濟“三個轉型”。一是要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是在填補產品產量、資本存量等“數量缺口”，現在這個缺口基本填滿，很多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是填補產品質量、生產效率等“質量缺口”。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增強發展的質量優勢。“中國速度”已享譽世界，當前，創造享譽世界的“中國質量”更為重要。

二是要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后，傳統制造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陸續進入到峰值期。未來的產業發展主要不是規模擴張，而是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這個轉型，就要推動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的自由流動，實現要素再配置，這種再配置對體制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要素的數量紅利，無論勞動力、資源還是土地，都正在減弱。要轉向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最大“瓶頸”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這與高速增長時期遇到的“電力瓶頸”“能源瓶頸”“交通瓶頸”是不同的。要進一步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高質量不能簡單地以成熟經濟體的“標準結構”作為參照依據，還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大國特征、結構快速變動期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因素。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最根本途徑還是通過深化改革增強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

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多方面有利條件

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為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2013年至2017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6.2%，高于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12.4個百分點，消費成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與需求結構變化相適應，供給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優化，2013年至2017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為52.8%，高于第二產業10.2個百分點。消費貢獻率上升、服務業占比提高，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改善了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

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市場驅動力。我國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進而推動國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居民對商品和服務的品質、質量要求明顯提升，“千禧一代”“互聯網一代”更加追求個性化消費，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消費結構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轉型升級，增強了高質量發展的市場驅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為高質量發展開辟了有效途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有效扭轉了供需形勢，改善了市場預期，使持續54個月負增長的工業品價格由負轉正，工業企業利潤明顯改善，而且有效增強了市場功能，優化了存量資源配置。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自2015年由降轉升，扭轉了金融危機后的下行態勢，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

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進入活躍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英士國際商學院共同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我國創新指數世界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經濟體。推動創新技術產業化，使我國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共享單車、新能源汽車等躋身世界前列，增強了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基礎。

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成為全社會共識。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要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推進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將有效改善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打好三大攻堅戰

打好三大攻堅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底線性、本質性要求。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過去積累的風險，進而出現重大系統性風險，高質量發展就失去了基礎和前提；如果精準脫貧和污染防治的目標沒有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失去了重要內涵和完整意義。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金融風險的根源是宏觀杠桿率上升過快。要把控制企業杠桿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作為防范化解風險的重點，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推動國有企業去杠桿，依法依規對“僵尸企業”實施破產清算，切實有效降低企業債務水平。按照“開前門”“堵后門”的原則，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的法制化管理，推進債務信息公開，加強債務風險的動態監管。加強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薄弱環節的監管，堅決打擊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

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精準脫貧重在“精準”，重點是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注重把扶貧同扶志、扶智結合起來，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脫貧致富內在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做好大氣、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明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運輸結構，從源頭上解決問題。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一場持久戰，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久久為功。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線。近兩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但也要看到，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價格扭曲和市場壁壘，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制約因素。要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通過強化競爭加快落后企業退出和優質企業成長。

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將沉淀的生產要素從過剩領域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領域轉移到高效領域，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真正實現產業升級。大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降低顯性門檻基礎上減少隱性障礙，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真正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推動高質量發展，從根本上說是在于創新體制機制，構建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體制環境。這就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依法全面保護各類產權，增強各類經濟主體的創新創業動力。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發揮市場決定價格的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此同時，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的調控目標，更加注重采取間接性、引導性的調控手段，更加注重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更加注重建立基于大數據的決策支撐系統，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責編/趙橙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