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提出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但由于基建主要由州政府主導，美國的這種聯邦政府體制導致聯邦政府缺乏抓手，融資方式也有很大不確定性。在中美基建合作上，可分享中國成功的投資和建設經驗，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策略，進行“統借統還，以豐補歉”等投融資制度建設。

來自美方的障礙。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6月初啟動了一系列“基建周”活動，為推出萬億基建計劃鋪路造勢。有觀點認為，目前美國政府的稅改和醫改兩大計劃均受到阻礙，基建計劃也將在推進中遭遇各種挑戰。

特朗普2017年6月5日公布了一項將全國航空管理控制系統私有化的計劃，以促進空管系統更新升級、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7日，特朗普視察俄亥俄河流域的內陸水利基建；8日，特朗普回到白宮會見各州州長和市長，討論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稅收收入開展基建改革；9日，特朗普到訪美國交通部發表與鐵路和公路改革有關的講話。這一系列安排表明特朗普在醫改和稅改推進不利的情況下，仍試圖努力兌現競選時的基建承諾。

（一）特朗普基建計劃將遭遇國會等政治阻力。即便特朗普政府制定出了基建可行方案，要讓國會同意可能也要煞費周章。當年奧巴馬政府涉及基建投資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是在參議院以剛好60票的絕對多數票通過的，當時民主黨控制了參議院的59個席位。雖然共和黨在此次國會選舉中控制了參眾兩院，但卻沒有獲得參議院的絕對多數席位（僅獲得51席），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國會所面臨的阻力要大于剛剛上任時的奧巴馬政府。更為重要的是，目前眾議院的共和黨議長（在推動立法方面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保羅·萊恩（Paul Ryan）對投資基建方面的法案三緘其口的態度，表明基建投資并不在共和黨立法議程的最優先位置。

（二）開工基建的先決條件是首先解決稅收問題。實際上，特朗普政府要開工基建的先決條件是首先解決稅收改革問題，基建的開展是決定稅收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實際上，特朗普最后采取的稅收改革方案基本上是采用了美國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的減稅建議。所以在獲得眾議院立法支持方面，特朗普政府面臨的阻力不會太大，雙方在大方向上已經取得一致，僅在某些具體細節上存在分歧。

實際上，作為“立法領導人”，保羅·萊恩比任何人都清楚稅改是基建的先決條件，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的稅改有比較具體的方案，而基建方案卻極其模糊。因為只有明確了稅改方案后，才能進一步推進基建。其中，最直接的先后順序體現在特朗普的基建“框架”中的關鍵因素——公私合投合營。這需要收稅減免方面的支持才有可能讓私營資本有動力進入基礎設施投資。所以在推出基建方案之前，需要先通過新的稅改相關法案對此進行明確。

另外，稅改涉及到財政最終對基建支持的力度。在2016年財政年度，美國國債總量占GDP的比例達到了76.6%，較2009年凈增了25%。但由于2011年通過的《預算控制法案》要求未來減稅和增支必須通過其他領域的減支或增收進行“對沖”，所以2011年以后的債務占比上升幅度開始趨緩。

（三）法律法規的制約。首先，美國基礎設施資產在所有權上分為公有和私有，這會造成有關項目適用的法律、法規與合同結構十分復雜。一般而言，水利基礎設施為公有，大部分能源基礎設施為私有，運輸基礎設施則公私兼有，不同情況需不同對待。

其次，投資美國基礎設施的中國企業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審批。例如，如果中國企業希望獲得一個美國基礎設施領域企業的“控制權”，必須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對能源企業的投資要得到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的批準。此外，一些項目可能還需要州一級管理部門的批準。

第三，采購規定的限制。美國政府機構的采購對象有時僅限于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定》（GPA）的簽署國，而中國尚未加入該協議，因此中國企業在參與美國基礎設施項目時將處于不利地位。美國采購方面的限制并不僅限于純粹的政府公共項目，很多公私兼有的項目也存在此類限制。

（四）政治環境的不利影響。雖然美國長期實行對外國投資開放的政策，但與其他國家的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對美投資面臨一些特有的障礙和不利因素，在參與美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經營時，更易招致美國政客的敵視和反對，尤其是對電網、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海港的投資，美國政府和國會將極度敏感，受到阻撓的可能性大。

（五）民眾對外資的負面反應。美國人往往反對外國擁有其國內核心資產的所有權，因此中國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可能面臨美國民眾的反對和輿論的負面報道。

（六）美國基建投資需要掃除經濟發展阻礙。美國首先需建設物理基礎設施。因為美國基礎設施缺口巨大，三分之二的主要道路狀況堪憂，約四分之一的橋梁亟待修補。目前建筑、設施運營等行業已容納1450萬勞動力，其勞動力薪酬是中國勞動力的近10倍，勞動力成本高將制約基建發展。其次，教育系統、醫療服務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投資不足也阻礙著經濟增長。奧巴馬政府在2009～2019年間實施的83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已涉及上述領域，但特朗普還進一步關注其他社會部門中的經濟制約因素，如提高勞動生產率等。

中方的問題。（一）法律法規障礙。中國企業必須首先得到國內監管部門的批準才能進行海外投資或將資金調往海外，對美國基礎設施融資必須獲得相關部門的同意。

（二）產品質量和安全問題。盡管中國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商品供應者，但產品質量問題仍不時發生，而且由于近年幾起引人注目的劣質產品案例，使美國購買方對我國產品的質量倍感擔憂。例如，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颶風災害后的重建工程使用了大量中國供應商生產的預制板墻，后來發現這批預制板墻是劣質產品，給房主和施工公司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因此，有意參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企業將面臨非常嚴格的質量控制和產品安全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