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變遷的知識體系涉及到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向另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的轉變，而涉及到發展如何發生的認知體系也就被稱之為發展知識體系。西方發展知識體系主要來源于不同時期不同方面的社會實踐和思想資源。它一直都是歐洲在場性的知識體系，某種程度上是推廣西方經驗的知識體系。隨著發展中國家成功的發展經驗的不斷積累，發展中國家在場性的發展知識開始出現，新的發展知識要素也不斷出現。本文按照經典發展知識、現代發展知識和新發展知識的劃分，討論當代發展知識的形成與發展問題，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發展知識的生產、構建過程，新發展知識的特點以及未來的演化等問題展開討論。
【關鍵詞】發展知識體系 經典發展知識 現代發展知識 新發展知識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4.011
發展知識（development knowledge）是指有關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認知體系。一般來說，這個體系主要包含了針對自發性（spontaneous change）社會變遷和干預性（interventional change）社會變遷兩個方面的認知體系，前者主要是針對發生在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理論認識，而后者則主要關注如何促進非歐洲國家的現代化問題。關于非歐洲國家現代化的理論就是所謂的發展研究。不論歐洲社會還是非歐洲社會，社會變遷的知識體系涉及到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向另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的轉變，而且這個轉變又被價值化成為一個落后—進步的過程，這個過程被稱之為“發展”，涉及到發展如何發生的認知體系也就被稱之為發展知識體系。
雖然說人類對于自身社會變遷的認識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人類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積累各種對于自身社會變遷的認識，這些認識都構成了發展知識的基礎。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發展知識是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產生而形成的有關社會轉型變遷的認知體系。這個體系主要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關于起源于歐洲的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是如何發生和演化的認知體系，二是關于起源于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是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擴散的認知體系。到目前為止，針對這些問題所積累的知識基本上還是在歐洲中心主義哲學觀影響下的理論體系。隨著非西方世界逐漸步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軌道，歐洲中心主義的發展知識體系開始受到挑戰，特別是過去幾十年發展中國家的快速成長開始動搖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發展知識的學術和道德優越性。如果說西方自啟蒙主義開始的以物質現代化為標志的工業化為西方發展知識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供給，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同樣也為新發展知識的產生提供了新的資源。
西方發展知識體系主要來源于不同時期不同方面的社會實踐和思想資源。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初期，以牛頓等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知識體系從根本上挑戰了長期統治人們對于世界認知的亞里斯多德的“先驗”史觀，有神論讓位于唯物主義，學院中的神學讓位于現代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消極的順應世界讓位于積極的理想行動（Preston, 1996）。這些都是之后逐漸形成的發展知識體系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基礎。這個階段的自然科學促進了機械哲學本體論的形成，通過按照自然科學的邏輯展開對于社會因果關系的分析，形成了主動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識體系，社會科學家將自然科學的范式應用到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了現代的社會科學。19世紀形成的社會有機進化思想也為西方的發展知識提供了三個方面的要素，第一，社會和生物一樣也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過程；第二，人是一個個社會原子，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個人自由和權利以及契約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第三，人具有能動性，可以積極地改造世界。總之，現代的發展知識體系從對發生在歐洲的社會變遷展開解釋和批判，逐漸延伸為指導非歐洲國家社會變遷。它一直都是歐洲在場性的知識體系，某種程度上是推廣西方經驗的知識體系。隨著發展中家成功發展經驗的不斷積累，發展中國家在場性的發展知識開始出現，新的發展知識的要素也不斷出現。這些新的發展知識的要素既挑戰了經典發展知識的內涵，又挑戰了經典發展知識體系有關實現現代化的路徑問題。基于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在場性所形成的發展知識，逐漸形成了發展研究的三大流派：經典發展研究、現代發展研究和新發展研究（李小云、徐秀麗、齊顧波，2015）。
本文按照經典發展知識、現代發展知識和新發展知識的劃分，從經典發展知識的起源和發展演化、現代發展知識的發展以及新發展知識的興起三個方面討論當代發展知識的形成與發展問題，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發展知識的生產、構建過程，新發展知識的特點以及未來的演化等問題展開討論。
經典發展知識體系的演化和發展
發展知識體系主要涉及到兩個部分：一是主要關注工業資本主義如何形成和演化規律的知識體系，這部分可以稱之為經典的發展知識體系；二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變遷的知識體系，可以稱之為現代發展知識體系。前者更多地涉及到自發性的變遷，后者則更多地涉及到干預性變遷，前者為后者的基礎，后者為前者的延伸。在社會變遷的不同學科體系形成之前，歐洲已經形成了相對系統的關注社會變遷的社會理論。這些社會理論的主要哲學思想的根源雖然受到古代各種文明哲學思想影響，但是歸結起來則主要來自于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和亞里斯多德哲學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及辯證法的要素都對歐洲的社會理論思潮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古希臘哲學中主要涉及人的觀念和現實存在的關系以及系統的對于客觀世界的觀察路徑，如亞里斯多德對于數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貢獻等。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古希臘的哲學思想驅動了歐洲自然科學的形成以及理性主義的興起，而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認知框架恰恰也是發展知識體系的元認知框架。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希臘的哲學看作是發展知識形成的起點。基于這樣的影響，歐洲社會理論逐漸形成了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四個維度上認識社會存在和變遷的路徑。由于基于該系統框架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論思想構成了難以挑戰的系統性知識體系，因此，歐洲逐步產生的發展知識才得以不斷積累和發展，并主導世界發展議程。與古代希臘哲學思想浩瀚的理論不同的是，歐洲現代的社會理論則主要關注工業資本主義產生所帶來的復雜的社會變遷問題。而經典的發展知識則主要關注發生在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演變的問題，這一知識體系除了暗示人類社會將普遍按照歐洲社會變遷的模式演化以外，基本上沒有直接地、系統地涉及歐洲之外的社會變遷。但是，這恰恰是之后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知識的基礎知識體系。在歐洲現代社會理論體系中，四個方面的思想資源直接影響了經典發展知識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經典發展知識的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一知識體系的主要觀點是任何社會的變遷都將會按照歐洲社會的變遷模式展開。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早期的自然科學思想為這一文明擴散理論提供了分析的框架。14世紀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開啟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啟蒙主義階段的社會理論為其后的經典發展知識體系提供了諸多方面的營養。自然科學思想提供了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實踐論的一系列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認知框架。這一框架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發展知識體系中的社會線性演化的發展世界觀。從17世紀開始，自然科學的認知體系開始主導歐洲的哲學思想潮流。牛頓、哥白尼和伽利略等在物理學、天文學以及數學領域的研究徹底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以唯物的本體論、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以及能動性改造世界的實踐論為整體框架的現代哲學思想體系以自然科學的面貌出現，開始主導歐洲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第二，經典發展知識體系中的個人、權利、產權、小政府和民主等要素均來自于這個階段的社會理論思想。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的觀點中。他們的觀點為經典發展知識體系提供了追求個人自由，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民主治理的理論基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就是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展開研究的社會理論家。霍布斯借助伽利略的方法論，把社會分解成不同的要素，他認為個人就像一個個離散的社會原子，都在追逐各自的利益（Preston, 1996）。霍布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為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基于個人勞動分工的社會關系體系，而個人勞動分工又必須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因此，霍布斯事實上也是經典發展知識體系中有關個人權利要素的理論奠基人。洛克在認同個人自由的同時，更強調最小化政府的必要性和統治者應該由人民來授權思想的重要性。孟德斯鳩和盧梭則在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自由民主制度，確保追求物質進步的理念。這些都構成了經典發展知識體系中自由民主和以后形成的良政的理論基礎。第三，自由市場的思想在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蘇格蘭啟蒙主義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與其他同期的社會理論家一致倡導個人自由，提出了一種不斷向前發展的經濟模式，其中有四個要素，一是勞動分工、生產專業化和技術變革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二是市場作為一種制度，聯系生產者和消費者；三是經濟人是理性的；四是市場是一個“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對于經典的發展知識體系的貢獻是巨大的。市場理論占據了現代發展知識體系最核心的位置。第四，受自然科學影響，在19世紀形成的社會進化論也是經典發展知識中關于發展變遷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
總之，自啟蒙主義到19世紀末期，歐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導致歐洲社會由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社會。歐洲社會理論家以自然科學的哲學和方法論為指導，逐步總結出了系統的關于歐洲發展的知識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知識要素是由理性主義、個人自由與權力、自由市場、民主與小政府的作用等構建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如何發生和運轉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經過諸如黑格爾、涂爾干、韋伯和馬克思等理論家的不斷建構和批判，逐步成為現代性的知識體系。
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形成與演化
如上所述，現代發展知識體系是基于經典發展知識體系演化形成的有關非歐洲國家變遷的認知體系，經典發展知識是詮釋性知識體系，主要在于闡明歐洲資本主義產生的規律，而現代發展知識體系則主要是建構性的知識，用于指導非歐洲國家的發展轉型。由于非歐洲國家均未能與歐洲國家同步實現工業化，這就造成按照工業化程度區分的先進和落后的結構性現象。歐洲的工業化是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自發性變遷形成的，而非歐洲國家的現代化則有歐洲國家的經驗。一方面歐洲發生的工業資本主義比早期的商業資本主義更具有擴張性。因此，即使很多非歐洲國家不情愿，也會被迫卷入這個過程，早期的日本和中國就是這樣。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在歐洲國家的示范下采用積極的行動推動現代化，這就是20世紀中期以后至今的現代發展潮流。不論是早期的被動卷入還是當代的積極推動，都不能避免歐洲已有經驗模式的影響，也就是說非歐洲國家實際上很難回避經典發展知識對于他們自身發展道路的影響。歐洲關于自身發展變遷的認知體系來自于其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具有深厚的歐洲在場性，是對歐洲發展的理論歸納。但是，由于工業資本主義模式強勢性介入非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自主性發展進程或者被中止，或者被打亂。經典的發展知識伴隨著不同時期的不同制度方式，經典發展知識體系進入非歐洲國家以后產生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不適應，為此，歐洲的知識精英們就展開了所謂“發展研究”，也就是所謂的發展知識次生性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產生了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但是，二戰以后的200多個國家基本沒有按照這個理論轉型成功的（林毅夫，2017）。這個知識體系貌似是基于西方經驗的，但從給定的條件看則既不是歐洲原生性的知識，又不是非歐洲國家在場性的知識，所以這個知識體系實際上是一個“懸置”的知識體系。
實際上，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形成對于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關系構建有很大影響。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也正是在這種關系的建構中形成的。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構建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碎片化的觀念構建階段。這個階段從1550年開始到1950年長達400年。在這個階段中，前期是對非歐洲世界的初步認識，后期是通過殖民主義改造非歐洲社會。工業資本主義的發生基礎是商業資本主義，而商業資本主義又是通過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而得以發展的。從1550年到1950年，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先后從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美國擴張到拉丁美洲、北美洲、亞洲和非洲。在這個擴張過程中，歐洲人逐步形成了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這些認識構成了吸收經典發展知識要素，構建現代發展知識的基本社會條件。首先，在商業資本主義的擴張階段，歐洲的商人、海員、士兵、海盜、探險家和傳教士們通過他們的日記和口述等方式傳播了歐洲人對于非歐洲世界的認識（Preston, 1996）。這些人作為資本主義擴張的代理人，每一個人都有特定的使命。他們在與非歐洲世界交往時，都會按照他們的預期使命和文化視角來看待非歐洲人。商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與土著人通商，用自己的標準來描述誰是“聰明的人”。同樣，那些管理著很多土著人的歐洲老板往往用自己的標準描述誰是勤快的人，誰是懶惰的人。阿拉塔斯（S. H. Alatas）在1977年出版的《懶惰土著人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記述了歐洲人如何形成懶惰的非洲人的認識。歐洲人對于非歐洲人的認識在長達400年的時間經歷了初期的“高貴的野蠻人”（如庫克船長對于南太平洋島國土著人的描述）、“未開化的野蠻人”以及“不文明的群體”三個階段（Preston, 1996）。盡管三個階段對于非歐洲人的認識有所不同，但是總體上的認知是處在優等的歐洲民族/劣等的非歐洲民族的結構關系視角下的。這一視角直接催生了具有種族歧視的所謂歐洲的發展是因為歐洲人比其他人種優越的理論（Rodney, 2012）。這也導致了歐洲人對于非歐洲長期的征服，殖民主義就是在改造落后民族的使命下展開的。歐洲與非歐洲世界在歷史上形成的不對等的結構關系實際上也是主導與依附的權力關系，這個關系一直演化為所謂的發達與不發達的發展援助關系。所以，從歷史的演化可以看出，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繼承了大量充滿著不對等的權力關系知識要素，這也就是為什么發展知識體系在很多情況下被嚴厲地批判為是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原因。如果說殖民主義仍然屬于工業資本主義自發性擴張的過程，那么去殖民化以后的“發展”就成了有目的的干預過程了。因此，很多批判發展的學者把“發展”看作是西方資本主義在新的階段的擴張。
現代發展知識的積累在去殖民化之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首先，歐洲資本主義在非歐洲地區的擴張基本上是通過貿易等商業行為展開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如教育和宗教也是伴隨著商業和工業化的擴張而傳播的，歐洲在非歐洲地區并無直接的“改造計劃”。進入到殖民階段以后，歐洲殖民者對于殖民地開始采取系統性的干預，而這種系統性的干預就需要相應的知識體系的支撐。早期的人類學作為最早介入“異域”的社會科學的分支，為殖民主義提供了大量的社會治理資源。這被看作是針對非歐洲世界的系統性的知識建構的階段開始，也是所謂的發展知識次生性建構的初級階段。這個知識建構最為核心的要素就是為什么非歐洲社會沒有能夠實現工業化。韋伯關于東方宗教抑制資本主義發生的知識以及費正清關于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等均屬于這樣的知識建構。殖民階段是歐洲人對于非歐洲人的認識實踐化的階段。殖民者把殖民地的人民看作為“不文明的群體”，把他們作為“改造”的對象。同時，殖民者第一次系統地把歐洲的制度、技術和文化系統地轉移到殖民地，使得起源于歐洲的發展知識體系傳播到非歐洲世界；其次，去殖民化之后，殖民地的精英一方面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政治和遺產，同時也需要符合民族主義的發展方案，這就在就客觀上產生了對于新的“發展知識”的需求；最后，殖民者退出殖民地之后仍然有著強烈的地緣政治利益以及經濟利益，同時也保留著“道義責任”，這就需要將殖民干預轉化為更為道德的“發展干預”。
去殖民化之后，新興的民族國家需要經濟發展作為其執政的合法性資源，同時，原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也是原殖民國家繼續其影響力的需要。在此條件下，以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為核心，依托國家計劃并以發展援助為手段的現代發展知識體系開始發育。事實上，20世紀中葉，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建構基于經典發展知識的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美國的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初就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展開了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研究。其中，早期依托原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展開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應該是在發展中國家比較早的基于發展的研究（Easterly, 2013）。1939年，哈羅德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動態理論的論文，提出經濟增長與投資和儲蓄的關系。劉易斯先后在1951年、1954年和1955年發表了《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措施》《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理論》。這都標志著針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知識體系的形成。劉易斯提出了在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個不同的部門，一個是現代的工業部門，一個是傳統的農業部門。他認為，現代的工業部門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而農業部門則是一個落后的部門。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需要從農業部門吸納剩余勞動力，一直到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吸納，這時候發展中國家就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劉易斯和哈羅德的理論模型都來自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也有發達國家發展的實證依據。但是，這一理論并沒有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支持，就連哈羅德也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中實現這個理想的發展模型是很困難的（Preston, 1996）。二戰以后，發展經濟學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出了六個方面的發展知識要素：第一，他們認為增長是一個文化的問題，這一觀點暗示了在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應該具備發達國家所具備的條件，這也是“有條件的發展觀”，有關“有條件的發展”可參考筆者對林毅夫、孟加《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的書評（李小云，2017）。第二，強調國家在發展中的作用。這樣的觀點來自于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時所產生的對政府的作用，這一觀點主要繼承了凱恩斯的思想。第三，基于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中，重要的觀點是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中10%都是由資本形成的，而在發展中國家，這一份額很低。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在國民收入中提升資本收入的份額。第四是發展規劃，這一觀點也來自于凱恩斯。第五是自由貿易。第六是發展援助。除了發展經濟學家所構建的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知識要素以外，社會學家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學家，基于美國依靠高度發達的新技術和工業化組織所取得的經濟增長的經驗，將這樣的經驗普適化為發展中國家也應該遵循的基本經驗。帕森斯通過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提出了社會是一個通過共同價值觀集合而成、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有機整體，他主張通過現代化的過程，欠發達國家將從傳統過渡到發達的狀態，社會發展是以工業化為目標的。在發展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整套現代化知識體系。這一知識體系的主要內容是：第一，系統性的社會二元對立的結構思想。這一結構思想包括現代—傳統、農業—工業、農村—城市、宗教—世俗、富裕—貧困、男—女，等等。這樣的結構主義劃分一方面來源于經典發展思想家，如涂爾干、韋伯以及馬克思，但重要的是，這些概念是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構建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實際上并不存在清晰和嚴格的傳統和現代、農村和城市這樣的區分。第二，現代發展知識的建構者從經典發展思想中繼承了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建構了通過能動性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路徑。第三，現代發展思想的生產者們同時從經典發展思想中繼承了市場、個人自由以及民主制度的概念，按照文化適應性的觀點，從文化適應性的角度建構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加以改造的一系列條件，形成了所謂的增長條件論。他們宣稱，繁榮只能發生在商業環境良好的地方，而這只能是艱苦的政治改革的結果（林毅夫、孟加，2017）。第四，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碎片化社會狀況，政府的中心作用、發展的規劃以及通過援助來彌補投資的不足，都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條件。現代發展思想的最大特點是與經典的發展知識主要闡明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發生規律的性質不同，現代發展知識體系則主要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遠景，因此很多對此持批判意見的學者認為這一體系是一個虛幻的知識體系。一方面，這些知識的要素均來自于經典的發展知識的體系中，這些要素也反映了發達國家社會變遷的基本經驗。另一方面，諸如哈羅德、劉易斯、帕森斯則通過所謂的次生性理論建構，將亞當·斯密、涂爾干、韋伯等對工業資本主義變遷的理論進行歸納，巧妙轉化成發展中國家社會變遷的藍本。與此同時，由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自主變遷的過程，而發展中國家顯然沒有同步或稍微滯后自發地工業化，因此，現代發展知識面臨最主要的挑戰就是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實現與發達國家類似的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遷。如果按照經典發展思想中的小政府的觀點，那么顯然對個人自由缺失、以集體和社區導向為主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無法產生個人能動性和自組織為主體的社會變遷。因此，追求現代化的專家們從凱恩斯在思考應對發達國家經濟危機時所需要的政府作用這個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發展政府和規劃的作用，這就系統地將發生在發達國家的自發性轉型轉變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干預性變遷的路徑，從而創造了干預性發展的思想體系，形成了所謂的經濟政策或產業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知識混淆了增長和結構變動的先后關系，將結構變化看作為增長的優先條件。問題是如果增長是持續的結構變遷推動的，那么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成功，而有的不行（Spence, 2011）。總之，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繼承了經典發展知識體系中的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市場主義的傳統，將這些經典的傳統思想經過科學化的改造，轉變成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從而形成了有條件發展的知識發展知識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