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C的挑戰和黑暗面

使CMC發生神奇傳播效果的東西也正是導致CMC危險的因素，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會產生一些獨特的挑戰和黑暗面——比如，互動伙伴易于消失，說消失就消失了；互動者穿“馬甲”與人互動，甚至盜用別人身份以他人名義說話，而他人并不知道；也可以更為方便地發布親密信息，侵犯隱私，散布誹謗性信息，進行性騷擾，甚至虛擬強奸。

電子圍捕。人們在追逐人際關系的過程中，也可能有許多黑暗面，比如，欺騙、強制侵入、圍捕、嫉妒、關系暴力，等等。圍捕是一種人際關系發展中得到重點關注的黑暗面，它是一種拼死地努力對他人施加一種強制的關系，而不管他人要不要這種關系（William R. Cupach, Brian H. Spitzberg, 2004）。由于社交媒介的可視性，尤其是Facebook的跨語境信息流動（由此使私人信息公開化），使用者的社交媒介被他人監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賽博圍捕者通過持續的信息騷擾以控制被圍捕者。比如，人們可能在分手后收到前任不請自來的電話、郵件和即時訊息――提出和解要求或者實施關系暴力（威脅、毀壞榮譽等）。被圍捕者既可以收到來自陌生人的，也可能收到熟人的信息。

而且，由于我們在CMC各種平臺上的用戶名也是有歷史的，即便我們小心翼翼管理個人信息，仍然會留下蛛絲馬跡，圍捕者總能找到我們。在遭到我們的前互動伙伴的圍捕后，徹底注銷用戶名（比如，注銷微博賬號，關閉郵箱賬戶，換個手機號等）也許是一種辦法，但這相當困難。因為我們的CMC互動會形成一些線上、線下社交網絡，注銷意味著我們將和社交圈子失去聯系。即便我們可以成功地注銷某些平臺上的賬戶信息，也無法在電子世界徹底消失，因為我們在電子世界里有很多賬號都為前伙伴所熟知，注銷一個或幾個，一定還會有別的賬號在運作。

電子誹謗和欺凌。互聯網讓人們以難以設想的方式聯系起來，但與此同時，我們所經歷的陰暗面、網絡欺凌和肆意辱罵如雨后春筍般叢生。人們會在CMC中出于各種目的去散布他人的親密、隱私或者錯誤信息，這就是電子誹謗（包括散布他人真實的或者偽造的形象）。當事人在信息狂熱中感到被威脅、侮辱和痛苦，要說出真實情況感到非常困難。這會影響一個人的“真實生活”“有的年輕人以至于無法活到第二天，并確實悲劇性地死去。這一點也不虛擬。”（萊溫斯基2015年在Ted的演講《羞辱的代價》）

人們形象地用“烈焰”（“flame”）來指稱“電子誹謗”（Lea, O'Shea, Fung and Spears，1992, 1995）。烈焰戰爭是“刻薄的在線交流……時常……公然地行動”，是“突如其來的信息，經常貶損人格，是從個人偏好出發針對他人的貶損”（Edward Mabry, 1997）。在怒火中燒時，加速了不懷好意的擴散，“肉身變成字詞 ……當字母流過一個終點熒屏時，道成了肉身；無肉身的、有時匿名的爭斗者容易感到他們能夠不受懲罰地用力投擲侮辱”。

克林頓緋聞案主角萊溫斯基在Ted發表《羞辱的代價》的演講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欺凌帶給自己以及人們的羞辱及其后果。她稱自己多年前是網絡欺凌的首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在全球范圍內，一夜之間，從籍籍無名變成一個被全世界公開羞辱的對象。而且在電子空間里的一切相關她的新聞報道以及誹謗信息和圖片都將在多年以后反復被人搜尋、引用。她呼吁改變電子誹謗文化，“公開羞辱，這充滿血腥的運動，是該停止的時候了”。

因此，“任何想在線上花時間的人不得不生長一些靈魂的厚繭”以便抵制狂熱、侮辱和不必要的性接近，等等（Edward Mabry, 1997）。

易于欺騙。CMC易于欺騙，撒謊成性。一項針對191名大學生的研究表明，40％的大學生在互聯網上有撒謊行為：15%是對年齡說謊，8％的謊言有關體重，6％關于外貌，6％關于婚姻狀況，3％關于性別。（D.Knox, etc., 2001）

我們知道，在面對面互動中人們是通過大量非語言訊息來識別欺騙的，而CMC只有靠我們的輸錄，書寫的內容很容易造假。媒介豐富度理論（Daft, etc., 1986）認為，在訊息情境的多義性與發送該訊息的媒介的豐富度之間存在匹配關系：訊息多義性越高（謊言可被視作多義訊息），越要使用豐富度高的媒介（比如，面對面傳播是豐富度最高的，因為支持多種語言線索和非語言線索系統的媒介），訊息多義性低（比如，任務）則只需要使用簡單的媒介，這樣的傳播最有效。但人們識別欺騙和謊言的原則也會隨著因特網關系的親密而變化。隨著在線友誼的發展，人們識別欺騙最終依賴的是個人知識和通過彼此回應過程而獲得的印象（K.M.Cornetto，轉引Beebe， 2008）。

CMC容易欺騙，而我們又都容易犯輕信的錯誤，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特別警惕和英特網上的陌生人形成關系。

通過CMC發動和保持人際關系

從CMC誕生起，對CMC是否有益于人際傳播和人際關系的建立與發展，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

一些觀念認為，CMC不會發展出有意義的、持久的關系。媒介豐富理論認為CMC為窮媒介模型，對人際傳播不是好渠道，而更適合任務導向的行動（Nardi, 2000）；CMC是膚淺的、無人情味的甚至是敵意的，它比面對面交流更容易產生曲解、混亂和辱罵，會強化社會隔離和原子化，使人際接觸減少，導致功利的而不是關系的意義（Stoll, 1996）。

另一些研究者認為，盡管在CMC互動中，關系線索和非語言訊息不是很豐富，但對于發展或者保持獨一無二的關系方面投射出面對面人際傳播的特征，CMC能夠讓人們建立和保持有意義的人際關系。隨著CMC技術更新展示出的溝通潛力，以及人們創造性地使用CMC以彌補非語言線索的缺失（Walther et al., 2010），CMC互動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和人際效果——除了非人的、人際的，還有超人際效果（Walther, 1996）。

于是，研究者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對CMC研究不應再糾結于“是否能夠”，而應聚焦于“如何能夠”。在線關系有如下三種：一是遠距離關系——人們面對面相遇，通過CMC繼續保持關系；二是純粹虛擬關系——人們在線相識，僅僅通過CMC保持聯系；三是混合模式——關系開始于在線，而后延伸到面對面互動。

發動和建立人際關系。CMC為人們建立聯系打開了大道，比如聊天室、約會網站，以及手機的搖一搖等功能被人們用來尋找附近的情愫。美國一項研究表明，關系是可以生長于CMC互動中的。55％的CMC使用者認為電子郵件可以提高與家庭的傳播，66％認為電子郵件增加了與朋友的傳播溝通。在女性使用者中，對CMC的滿意率更高：其中有60％報告說與家人聯系更緊密，71％報告說與朋友的聯系更為緊密（Horrigan, et al., 2001）。

人們不僅在線交朋友，還依賴以下站點match.com、OkCupid、Chemistry.com、eHarmony、世紀佳緣、百合網在線等尋找潛在浪漫伴侶。據相親交友網站——世紀佳緣的數據顯示，大學生通過社交網站交友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戀愛對象（占35.44%），而精神空虛、需找寄托、找到一起學習的小伙伴也是大學生交友的兩個目的，以結婚為目的注冊的大學生僅占到3.50%（大學生網絡戀愛交友調查：四成愿靠網絡搭訕避免尷尬，來自http://sh.eastday.com/m/20131119/u1a7783039.html）。研究發現，在進行在線自我刻畫時，追求浪漫伴侶的人趨向于把自己理想化，扭曲事實，展現最光鮮的一面。

而且，有意思的是，利用CMC發展關系時出現了性別差異，并且復制了真實世界的原則。男性對女性的身體輕盈感興趣，女性對男性稍微超重有偏好，但經濟上要富裕。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形成在線個人關系——在線友誼和浪漫關系，并更有可能把這些關系延續到真實的生活空間中。女性在Facebook上更新狀態的頻率高于男性，平均每周21次，而男性平均6次。女性評價他人的更新也更為殷勤。也就是說，在在線世界里，女性依然負責社會關系（Keith N.Hampton, et al. 2012）。

在CMC中我們也可以如面對面傳播一樣，傳播關系和情感信息。因特網不是技術，也無關于信息，而是傳播——人們相互談論，相互交換情感。人們每日通過CMC相遇，交換信息、爭論、同意、求愛、同情和支持。他們通過郵件列表或新聞組相遇，并通過郵件互動。他們的關系從冷漠，職業相遇，到熱烈、親密的聚集。虛擬社區的人們通過他們敲在屏幕上的詞匯交換喜悅和憤怒，進行知識討論和交換，產品交換，分享情感支持，制定計劃，頭腦風暴，閑聊，爭斗，戀愛，尋找或失去朋友，玩游戲，等等。CMC參與者會把真實生活的問題和人格帶入虛擬社區里，于是，CMC必定包括所有類型的情感內容（Rheingold, 1994）。而且，在CMC的情感傳播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和面對面傳播是“驚人地相似”，如果說有差異，那就是CMC中的情感傳播比面對面更為直白和頻繁（Derks, et al., 2008）；進一步說，CMC是人們發現彼此的新方式，是人際關系建立的新方式——把關系從地域限制中解放出來并創造一種新的真實的人際關系和社區，理論上人們能夠和全世界的人互動并有機會遇到和自己有共同情趣愛好的人。這在真實生活中不太可能。

社會信息處理理論（Walther et al.,1992）解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CMC使用者在線上如何形成對他人的印象，建立與他人的關系，并使這些關系達到通過線下交流建立的關系所能達到的狀態。不過，比起面對面形成的印象可能較為具體和全面，CMC中形成的印象更為強烈和極端（Walther, 1993）。

信息處理理論假設，傳播者有形成人際印象和親密關系的積極性，與媒介無關。當無法獲取非語言線索時，傳播者會通過他們正在使用的渠道調整人際傳播，以適應僅存的可以獲取的線索。即便缺少非語言訊息幫助我們，我們仍然有獨特的方式來形成對他人的印象。比如，互動伙伴使用的用戶名、圖片、回應速度、時間和順序、年齡、性別、來自區域等。如果你想和電子傳播伴侶發展關系，有可能更多注意關系線索――對方直接傳播的感覺，比如，“今天太累了”；以及非直接的感覺，比如，對方回復你的郵件內容非常少，或者沒有即時回復（意味著對方不想花時間對話）。隨著社交化媒介的興起，可感知的視覺化扮演了參與社交媒體互動的中介因素。那么，人們又是如何管理作為一種自我揭示方式的視覺化的呢？不同的性別在該領域出現了非常有趣的差別。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站點讓使用者上傳自我創制的數字形象，這些形象和傳統的性別刻板化非常吻合，突出表現為出現在男性照片中的特征包括積極的、支配性的、獨立的，而女性是吸引人的和依賴的。由此，社交媒介中印象管理也具有性別差異，并復制了傳統的人際互動印象管理的模式（Shyles, et al., 2012）。

盡管要達到與面對面互動同等的印象或關系定義，CMC需要的時間比面對面傳播更長，但這只是時間和方法的問題，而不是可不可能發展人際關系的問題。

超人際模式。社會在場理論（Rice and Case, 1983）強調，在提供更多的溫暖感和參與感以及傳遞社交情感內容等方面，CMC天生就不如面對面傳播、傳統的傳播媒介。社會語境線索缺失理論（Siegel et al., 1986）認為，CMC阻礙了面對面互動中通過非語言行為所能傳達出的個性和規范行為等線索的傳遞，導致了其傳播使用者變得去個體化、以自我為中心、抵制影響、難以勸服、不受約束、好戰、情緒消極，這也不利于人際關系的發展。

那么，人們的在線社交為何依然會進行？為何人們認為CMC是人際傳播的替代模式？CMC互動中，人們建立親密是通過相互揭示，而不是外表吸引力（后者是面對面關系發展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說，在線環境鼓勵了互動，可能導致超人際的（Wather, 1996），有時甚至比面對面傳播更為友好和更多的社會性，有些需要媒介參與的信息形式反而比面對面互動更有效。正是并只有傳播技術才為我們提供了在場與不在場之間做靈活選擇的可能性，使我們在適應復雜的互動情境和關系方面更有選擇的靈活性。

從受者來看，當缺乏面對面所能提供的肢體和其他線索時，印象形成并不會受阻，受者會填補缺失信息的空白。如果一開始，對方表現得很討人喜歡（與之前認識的人有某些模糊的相似點），那么受者就會將缺失的信息理想化。

而且，以照片、虛擬化身和視頻為特征的第二代CMC比第一代提供的在場感更強。人們使用圖片呈現他們愿意呈現的形象，通過數字表征在Facebook等社交媒介上交朋友。社交網站提供了大量有關他人的異步的、非侵入式的人物生平、多模式（形象化）和社會經濟等方面的信息。因此，降低對他人的不確定性主要依靠這些形式的社會信息，無需依靠通過文本進行的互動傳播。

從傳送者來看，基于文本的CMC有助于選擇性地自我呈現，那些在面對面傳播中會給傳播者印象減分的因素就被規避了，還減輕了人們的傳播焦慮。那些在面對面互動中不會典型分享的信息在線條件下就成為可能了，人們感到較少害羞、禁忌，把伴侶看得更為積極，這就促進了親近感。陌生人揭示的自我信息比在面對面討論中多（Tidwell et al., 2002），這有助于降低不確定性，是對非語言表達行為缺失的一種簡單的適應性補償；而且，這類信息比面對面傳播的更為私密，這也是一種策略性適應。

從渠道角度來看，CMC使用者利用媒介獨特的機械特征來提高訊息的關系質量。使用者可以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構建訊息上，有充足的時間編寫最合意的訊息，而又不會破壞會話的進程。比如，互動對象吸引力越強，受試者編寫訊息時編輯（刪除、退格、插入）次數越多。書寫文本可以減少面對面的恐懼感、罪惡感、憤怒和自我意識及其摩擦，從而使人們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們之間產生親近感。

從反饋角度來看，理想化、選擇性自我表達和渠道效果強化和放大了超人際模型的每個要素。接受者會根據對在線伙伴已形成的理想化的印象進行交流，根據對方的應答來傳遞訊息，將對方的個性定位在傳受雙方彼此構建和呈現的印象的基礎上。CMC中的揭示對親密度具有超人際效果（Jiang, et al., 2011），因為信息接收者更多地認為對方進行信息揭示是他們的關系發展的結果，而非媒介自身或揭示者的性情所致。

保持關系。除了人本身的技能外，傳播技術也被廣泛用來保持、管理人際關系。而且由于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還不得不利用傳播技術來保持關系。

由于現代性的來臨，人們離開家鄉、家庭和鄰居到新的地方去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越來越多，通勤時間和工作壓力的增長也使人們無法保持經常性的面對面互動。其后果一是日益增長的“聯結在場”（connected presence），人們是有距離的在一起；二是家庭和友誼網絡化，網絡成員至關緊要。這種人際交往的后果是弱紐帶的大量存在，弱紐帶使人們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系而不必有強烈和頻繁的互動（Urry, 2002）。也就是說，弱紐帶方式為濃的、強的關系提供適時聯系。

遠距離和忙碌使人們面對面互動比較困難或不可能的情況下，CMC使有關系專注時間得到保障。由于人們不想失去聯系，人們通過在社交網站上不斷更新文本，以便朋友和重要他人知道我們的近況，我們也由此知道朋友近況。Facebook在保持人際關系中廣受歡迎。一些研究認為在線傳播頻率和離線傳播頻率具有正相關，但媒介多元性理論認為，聯系的強度是其中一個協調因素，也就是說，強關系紐帶通過很多傳播媒介進行傳播，而弱關系紐帶使用較少媒介。

在運用媒介保持關系方面，不同的生命階段的使用狀況可能會不同。社交媒介在中年和年長的成人中突出地具有潛在聯系、重新聯系的現象，潛在聯系不同于那些只是非活躍的聯系，也不同于那些曾經進行過的聯系，而是那些迫于時間、距離、環境的壓力而消退的關系，比如前大學朋友、鄰居或者工作同事。重新聯系是一個這樣的過程，通過該過程，這些潛在聯系又變得活躍。這是基于因特網技術支持的獨一無二的方式。

由于時空阻隔，保持遠距離的親密實在是一個挑戰。社交媒介似乎在維護人們的親密方面大有作為。一項研究認為，比起地理接近的對方，遠距離的浪漫關系甚至更親密，更令人滿意。這項研究是通過對當事人的日記研究，測試了親密加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人際媒介，遠距離配偶比起地理上靠近的配偶來說，進行更具有適應力的自我揭示，形成更理想的關系感知。行為適應以及理想化對親密的效果得到研究，兩個效果隨著線索多元化、同步化以及傳播媒介使用的移動性而變化（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2）。但有人認為，人們在發送郵件、短信時同時在看電視、讀書、聽音樂，所以人們會從有質量的關系中分神。其實，如果把它看作人們通常并沒有放棄關系時間去進行CMC傳播，而是放棄獨自的時間時，就意味著人們和他人傳播量的增加。如果CMC增加了關系中的傳播時，其本身強化了關系。

我們是“網絡化”的個人。在微信、手機、Email等聯系人列表中，我們有大量不同的社交網絡。我們屬于多重次群體，這些次群體構成一個個社交圈。于是，我們同時分屬于許多網絡，有些是當地關系，有些是遠程關系。有一些有助于保持強紐帶（安排親密者面對面互動，提供適時情感支持），有些有利于弱關系（偶爾聯系，可以選擇回復還是不回復郵件）。日本的一項研究表明，電子郵件較多運用于保持遠距離關系，而短訊更多用于支持與使用者距離較近的社會網絡并且有著頻繁的面對面互動（K.Ishii, 2006）。

人際關系作為我們的社會支持系統，使關系雙方在危機中、做決定時、痛苦，失意、壓力等情況下獲得支持性信息，獲得鼓勵、認同和關愛。CMC構成的網絡化關系提供的支持與傳統意義上的關系所提供的支持之不同在于，傳統的支持系統在我們最艱難最需要支持時可能無法獲得，而CMC可以提供適時的社會支持，為人們提供一個移動但是“安穩如家”的社會支持系統，即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處境都“共在”――共在于手機上、社交網絡上，分享人生的喜怒哀樂，實時靈活地協調互動的人們的微觀行為。請回憶一下這樣的時刻——面對艱難決策、危機時，人生失意時，你是如何使用郵件、即時訊息把自己遭遇的事情和感受敲進社會網絡的？又是如何從這些網絡里獲得支持性信息，獲得鼓勵和認同的？

有人類活動以來，社交資本和資源已是人際互動、交往的重要動力和目標之一，社交資源也是社會支持的一類。在ＣＭＣ條件下，學者們提出了諸如“數字資本”（digital capital）（Berit Skog, in James E. Katz, 2002）、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urry, 2002）都指向這樣的事實：那些擁有社交網絡化資本的人在塑造、重新塑造自己的社會聯系、情感和得到的人際支持等方面享有極大優越性（胡春陽，2012、2015）。這些資本本身是一種能力――導致和保持與那些不必接近的人的關系的能力，而這些關系可以發動情感、經濟和實際利益。社交媒體在初次聯系和暫時聯系中起著重要作用，補充了個體原本在地的社會資本，強化了已有的社會資本網絡，并發展出新的社會資本（Joy Chi, 2014）。但是，在Facebook上，夸張的帖子和示好行為可能破壞了社會資本，而指名道姓的帖子比“廣播”的帖子對社會資本更可靠（Bohn, Angela.etc., 2014）。

（本文系復旦大學2017年上海市高峰學科新媒體研究課題“人際傳播對新聞分享的影響”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