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10月舉行的奧地利議會選舉中，人民黨獲得32.4%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人民黨領袖、現任外交部長、年僅31歲的塞巴斯蒂安·庫爾茨成為新任奧地利總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近年來，歐洲國家出現了一大批45歲以下的政治領導人，歐洲政壇似乎在朝著越來越“年輕化”的方向發展。為什么歐洲會出現這種現象？政治領袖年輕化對歐洲的未來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歐洲政壇出現“年輕化”現象

20世紀末以來，歐洲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年輕政治領袖，這一現象在2017年的歐洲“大選年”尤為明顯。2017年5月，39歲的中間派獨立候選人、“前進”運動領導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擊敗國民陣線領袖馬麗娜·勒龐，當選法國新一任總統，也是自戴高樂以來最年輕的法國總統；2017年6月，38歲的統一黨領袖利奧·瓦拉德卡，成為愛爾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2017年7月，約瑟夫·穆斯卡特連任馬耳他總理，其2013年第一次當選時僅39歲；在2017年10月奧地利議會選舉中，人民黨成為第一大黨，該黨領袖、年僅31歲的塞巴斯蒂安·庫爾茨當選成為下任總理，再次刷新了歐洲現任政治領袖的“低齡”記錄。

除2017年當選的上述年輕政治領袖之外，歐洲國家還有一大批年齡不足45歲的現任領導人，如，2016年11月當選愛沙尼亞總理的于里·拉塔斯（39歲）；2016年4月當選烏克蘭總理的弗拉基米爾·格羅伊斯曼（39歲）；2014年當選比利時首相的夏爾·米歇爾（39歲，1845年以來比利時最年輕的首相）；2015年連續兩次當選希臘總理的阿萊克斯·齊普拉斯（41歲）；先后3次擔任匈牙利總理，且有希望于2018年第三次連任的歐爾班·維克托（1998年第一次當選時僅35歲）；2013年當選盧森堡首相的貝泰爾（40歲）等。已卸任的歐洲國家領導人中也不乏“小鮮肉”，比如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44歲）和戴維·卡梅倫（39歲）、意大利前總理馬泰奧·倫齊（39歲）、芬蘭前總理于爾基·卡泰寧（40歲）、冰島前總理甘勞格森（38歲）等。

當然，政壇“年輕化”現象并不僅限于歐洲。剛剛當選新西蘭總理的杰辛達·阿德恩僅37歲，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2015年當選時也僅44歲。可以說，政治領導人的年輕化是當今世界的一種發展趨勢，只是這種現象在近幾年的歐洲表現得尤為突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些政治人物正在引領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盡管這些政治家較年輕，但大多有著豐富的閱歷和從政經驗，被認為“能力強、出道早、經歷多”。

歐洲政壇領袖日益“年輕化”的原因

第一，民眾對現狀的不滿。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歐洲不斷陷入一個又一個的危機之中，比如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襲擊危機以及由英國“脫歐”引發的歐洲一體化危機等，而面對種種危機，傳統中左或中右翼政黨均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特別是對民眾最關心的失業率高、貧富差距加大、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在科技水平和人類認知水平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的今天，西方傳統政黨的思維方式仍在原地踏步，無法提出新的政治概念和理念解釋已發生巨大變化的政治生態，也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手段解決出現的諸多新挑戰和新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民眾普遍對原有的政黨和政治領袖感到失望，特別是對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左右輪替”式選舉政治模式感到厭倦，而2008年后歐洲出現的一系列危機促使了這種情緒集中爆發。一些年輕面孔的出現，無異于給西方民眾帶來了一針“興奮劑”，民眾期盼年輕的政治領袖能夠打破固有的政治模式和傳統思維，給社會和國家帶來新的變革和前進動力。換言之，正是由于歐洲民眾對傳統政治的厭倦和不滿，以及對老一代政治力量的失望，加之歐洲的多重危機，新一代政治力量才獲得了走到政壇中央的契機。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年輕政治家的政策綱領更符合選民的需求。因此可以說，這些年輕政治領導人的出現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第二，政治生態的變化。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社交媒體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改變著政治生態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政治理念和政治話語的傳達方式，以及政治家和民眾的交流渠道。相較于老一代政治家，年輕一代更善于運用社交媒體等網絡方式傳遞自己的政治理念，并通過與民眾線上直接交流打造親民形象，提升個人影響力。年輕政治領袖在競選期間對社交媒體的運用尤其頻繁，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社交網絡在選舉中發揮的作用，也都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第三，社會包容性越來越強。從社會和文化角度來看，歐洲社會日益多元化，包容性也越來越強。多數新近崛起的歐洲年輕政治家似乎都不符合政治領袖選擇標準的傳統界定和期待，這是因為選民不僅對政治領袖的年齡越來越寬容，在其他很多方面也表現出了較強的包容。首先，年輕女性領導人越來越多。比如，2017年11月初冰島總統宣布，由“左派綠色運動”領袖卡特琳·雅各布斯多蒂爾組建新一屆政府。其次，少數族裔成為政治領導人的機會越來越多，比如，愛爾蘭第一位移民后裔總理利奧·瓦拉德卡。再次，對于性取向的寬容程度越來越高。利奧·瓦拉德卡、冰島前總理約翰娜·西于爾扎多蒂、比利時前首相埃利奧·迪呂波以及盧森堡首相貝泰爾等皆為公開的同性戀政府首腦。事實上，只有在一個開放度和包容性越來越強的社會，年輕政治領袖的崛起才可能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第四，個人魅力原因。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候選人條件相當、政策綱領大同小異的情況下，政治領袖的個人魅力往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盡管個人魅力是一個綜合“選項”，但“年輕”和“高顏值”無疑是歐洲年輕政治領袖的“加分項”。年輕、有魅力的政治領導人更容易贏得選民的青睞和精神上的認同，更加能夠吸引異性選民，“喚醒”年輕選民的投票熱情。

總而言之，歐洲政壇“年輕化”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缺陷，這些缺陷使傳統政黨和老一代政治家在危機面前束手無策，因此造成“民心思變”，民眾希望通過不同于傳統政黨和傳統政治領袖的青年領導人來擺脫危機。雖然歐洲的年輕政治家大多是在國家深陷多重危機的困境中登場，但他們能否推動實質性改革，真正解決歐洲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仍需等待實踐的檢驗。

政壇“年輕化”對歐洲的影響

政治領導人的年輕化對歐洲的影響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其既給歐洲各國政界帶來了活力和革新的可能，給歐洲一體化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第一，歐洲的傳統政治理念、政治思潮和政黨模式可能受到動搖，甚至是顛覆性的沖擊。在法國，馬克龍于2016年組建“前進黨”，宣稱自己“非左非右”“代表整個法國”。這一理念成功地吸引了民眾的支持，馬克龍的異軍突起使得法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沒有任何一個中左或中右政黨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總統選舉的情況，不僅打破了二戰以來中左或中右政黨在法國輪流執政的格局，同時也使得“前進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徹底打亂了法國固有的政治版圖。在愛爾蘭，盡管利奧·瓦拉德卡并未像馬克龍一樣創建一個新的政黨，但他也提出要進行統一黨改革，宣稱自己領導的政府既非左翼，也非右翼；于里·拉塔斯更是愛沙尼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中間派總理。盡管這些政治領導人提出的“非左非右”概念與“中間道路”或“全民政黨”理念大同小異，但他們旨在改變歐洲自二戰以來以“左”“右”標簽劃分政黨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也代表了歐洲政治的一種未來發展方向。

第二，對于歐洲一體化而言，年輕政治家的當選在很大程度上為其未來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歐洲一體化目前正處于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特別是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使得歐洲一體化倒退。而新當選的年輕政壇領袖普遍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比如，愛爾蘭總理利奧·瓦拉德卡提出“一切以歐洲為新中心”，法國總統馬克龍是歐洲一體化和歐元的積極支持者。不可否認，相較而言，年輕一代更愿意以樂觀和開放的態度看待歐洲一體化。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歐洲有67%的年輕人認為留在歐盟并對其進行改革是最佳選擇。這也是歐洲評論家認為年輕領導人的上臺會使歐盟重新煥發生機的原因。但必須承認，歐洲面臨的很多問題積重難返，不是僅靠“年輕”和“一腔熱血”就能夠解決的。更不用說，以希臘總理阿萊克斯·齊普拉斯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為代表的一些年輕國家領導人，甚至公開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

第三，歐洲政壇“年輕化”將帶動媒體傳播、公眾話語和政治議程的進一步融合，從而改變政治話語的傳播方式和政黨的傳統組織形式。互聯網特別是網絡媒體的日益廣泛應用，對于年輕一代政治家的上臺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在宣傳政治理念、引導公共話語和政治議程、塑造政治領袖個人親和力以及提升政策透明度與民主參與程度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年輕的政壇領袖除在競選期間充分利用媒體之外，他們在上臺執政后仍會重視和運用媒體的力量，以便有效促進政府議程的推廣和有關政策綱領的宣傳。與此同時，傳統政黨和老一代政治家也在努力學習和運用互聯網技術，希望以此改進政黨的組織方式和與民眾的溝通方式，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媒體與政治的融合。當然，對網絡媒體的過度重視也有可能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如媒體綁架政治的情況，或者所謂“媒體政治家”的大量出現等。

第四，歐洲政治領袖“年輕化”有助于增強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熱情。多年來，歐洲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越來越低，歐洲各國的投票率自二戰后不斷呈現下降趨勢，年輕人對政治越來越感到厭倦和冷漠，而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年輕人認為政治與自己無關。但年輕政治家的崛起無疑將改變這種狀況，許多青年人會不自覺地將這些政治領袖作為其“代言人”，從而激發了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年輕人參政意愿的增強無疑為出現更多、更年輕的政壇領袖創造了前提條件，這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的歐洲，無疑是積極可貴的。

新一代政治領袖在政壇的崛起無疑會給歐洲的未來帶來積極和正面的變化。但是，歐洲政壇領袖的年輕化也是一把“雙刃劍”。盡管年輕人成為政治領袖迎合了歐洲民眾當前渴求變革的心理，但是年齡并不是衡量領導能力的標準，年齡與改革的決心和能力也沒有任何直接的相關性。相反，一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才是決定能否推進實質性改革，以及改革能否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西方政治制度的長期固化，既是歐洲國家能夠保持穩定的關鍵，也是歐洲國家不太可能發生過于激進改革的重要因素，這不僅與黨派無關，更與年齡無關。更不用說，無論是馬克龍，還是致力于改造原有政黨的科爾茨和瓦拉德卡，均不可能徹底脫離歐洲國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治國理念。

此外還需要指出，“反對什么”總比“建設什么”要容易得多，對于新一代年輕政治家而言，競選成功僅是第一步，執政才是真正的考驗。如果舊的制度無法打破，那么歐洲年輕的政壇領袖想要給內在僵化的歐洲帶來全新的改變絕非易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政治研究室主任）

【參考文獻】

①《馬克龍當選法國新任總統》，人民網，2017年5月8日。

②《歐洲最年輕總理有何魅力？》，新華網，2017年10月17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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