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以鋼鐵、水泥為代表的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針對這一現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去除過剩產能的政策和措施。但在一定時期內，這些行業的過剩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且還呈現出日益嚴重的趨勢，這使得正確認識和解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變得更為重要和緊迫。為此，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就需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作用，積極引導市場向著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目標努力，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
當前我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性質是局部的結構性過剩
目前，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的產能過剩在性質上是全面的生產過剩，甚至認為我國也發生了類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這一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看法。這種觀點沒有意識到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及二者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沒有注意區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全面生產過剩的危機理論和關于局部的結構性過剩理論。馬克思在批判大衛·李嘉圖等人否定資本主義存在全面過剩危機的錯誤觀點時，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全面生產過剩危機如何從抽象形式上的可能性轉化為具體內容上的現實危機的過程和條件，揭示了全面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周期性經濟現象，是資本主義積累規律作用下必然發生的結果。
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法和手段，不是孤立存在，更不是抽象的經濟形態，而是建立在不同的具體經濟制度之上并為之服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制度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從根本制度上避免了我國市場經濟出現全面生產過剩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認為，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要求的根本調節方式是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的盲目調節，而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求的根本調節方式則是社會預見即經濟規劃和計劃的指導作用。對此恩格斯也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必然要求社會生產要遵循“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依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客觀發展規律，政府及其制定的經濟規劃和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資源配置的根本方式。
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機結合，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能發揮好政府經濟規劃和計劃的作用以及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同時又能有效避免由市場盲目性造成的生產過剩危機。我國之所以能夠成功應對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是因為我們積極發揮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發揮了政府宏觀調節作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沖擊。
此外，我們也要看到，由于人們對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夠，經濟資源在不同生產領域配置中也會產生比例失調的結構性矛盾。馬克思認為“這種比例失調的一個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資本的生產過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動資本的生產過剩”。同時，馬克思也指出這種生產比例失調產生的原因是社會花費在某一生產領域內的勞動時間超出了社會需要的范圍，從而造成了生產比例失調，這是一種局部的結構性危機。當前我國社會勞動和經濟資源在鋼鐵、水泥等行業投入較多，已超出國內市場需求。化解這種局部的結構性危機，要通過深入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客觀規律，不斷加強政府科學配置宏觀資源來加以解決。
更好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市場機制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具有固有缺陷。這個缺陷在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導致發生這場危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達國家金融部門發展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部門，而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有效調節經濟資源在這兩個經濟部門之間的合理配置，從而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又比如，我國經濟當前存在的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也是由于市場化行為的盲目性帶來的宏觀比例失衡。具體來說，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發展利益，不顧這些行業整體上已經過剩的經濟事實，不顧社會經濟宏觀整體利益，仍然利用地區公共資源和激勵政策引導企業加大對已經過剩部門的資本投資，從而加重了總體產能過剩的現狀。
因此，在關系到經濟結構調整等宏觀資源配置方面，不能依靠市場的自發性和分散性決策，而必須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通過其經濟規劃和計劃，統籌協調宏觀經濟資源的結構安排，制定和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同時，政府還要積極引導市場向著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預定目標和方向努力。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
當前，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結構不斷優化的歷史時期，主要發達國家都致力于各自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再調整，紛紛出臺各種國家發展戰略來促進生產供給結構的優化升級，如德國工業4.0戰略和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等。發達國家政府通過這些新工業戰略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淘汰落后產業、發展新興產業。我國必須積極把握這一難得的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機遇，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自覺性，注重發揮政府及其經濟規劃在宏觀經濟結構調整中的根本性作用，為我國經濟在未來世界經濟新格局中爭取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和發展動力。
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我國大多數生產力只能滿足中低端的市場需求，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落后，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低端生產和高端消費的結構性矛盾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而這一主要矛盾的重點又在于供給側方面。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首先，要堅決杜絕政府的市場化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市場化行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真正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代表，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制定并實施指導經濟發展的規劃和計劃，真正發揮在宏觀資源配置中的根本性作用，增強社會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其次，市場要在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要減少對企業的不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尊重并利用市場規律，鼓勵公平競爭、技術進步和優勝劣汰。最后，要注重運用創新性理論思維來認識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構建立足我國實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指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的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特殊關系以及二者的特殊結合機制。為此，我們要不斷探索實現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體制機制，將政府制定的經濟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有效傳導到微觀市場主體。政府通過各種激勵和引導機制將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引導到實現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的方向上來，引導到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方向上來，從而使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建立在結構優化和效率提高的基礎上。
（作者分別為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責編/劉芋藝 賈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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